体验的缘起、实践与反思：基于博物馆等文化展示场所的观察（一）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尹凯。尹凯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博物馆研究、遗产研究，论文原文发表在《中国博物馆》学术季刊2021年第2期，本文和原文略有不同，原注从略。

摘要：体验通过诉诸于个体参与和意义建构等方法来挑战传统、官方、权威的单一声音，进而重新发现那些有意或无意间被隐藏起来的观念、行动与经验。作为一种批判性、甚至是替代性路径，体验迅速在博物馆、遗产地、休闲与旅游地等文化展示场所站稳脚跟。总体而言，针对该现象的既有研究要么缺乏跨学科的整体关照和比较视野，要么不加思索地颂扬与拥抱体验的价值。基于此，涉及博物馆、遗产、休闲与旅游等研究领域的研究视角有助于系统探究体验缘何兴起的动力、体验得以可能的实践与体验可能引发的风险。

一、体验何以重要？

体验在博物馆、遗产、休闲与旅游研究领域的最初出现，直至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并不是偶然，而是多种力量共同形塑的结果。

从根本上来说，体验与体验经济对顾客注意力、生活情境和感官塑造的关注是密不可分的。在休闲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历史情境下，博物馆、遗产地、休闲与旅游地都在想方设法地增加对公众的吸引力，以实现生存、营利甚至是社会责任的目的。体验经济看似是一个来自经济领域的启发，实际上却反映了现今社会的现实境况：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的缩减、市场力量对文化展示场所的介入、公众可供选择的休闲方式的过剩等。也就是说，体验经济的倡导具有很强烈的现实关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似乎理解了体验得以可能的现实条件。

如果说上述提及的体验经济揭示了体验得以可能的现实条件，那么，如何去理解知识、意义与真实的问题则涉及体验得以可能的哲学根基。作为一种表征（(re)presentation）形式，博物馆、遗产地、休闲与旅游地等文化展示场所代表的是一种博物馆学的现实（museological reality），处于由物质现实（material reality）和表现现实（expressive reality）分列两端的连续光谱中。换句话说，文化展示场所的属性与潜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忠于现实世界与物质现实，经由展示或演示等方法来完成对客观存在的文化真实的模仿；另一方面受限于表现现实，即强调主观的、自由的、内在的心灵和审美探索。作为截然不同的两种美学观念，前者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写实主义或模仿存在，后者是柏拉图式的表现主义或理念存在。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展示场所遵从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表征策略，仅靠抽取有限表征来代表属性本身；那么体验则更加偏向柏拉图式的主观想象，强调以一种开放性和过程性的表现与展演。

艾玛·沃特顿（Emma Waterton）等人曾在一篇遗产主题的文章中指出，无论遗产在哪种话语下被建构，接触遗产的个体都会在各自的主观世界形成属于自己的遗产体验，而现有遗产研究由于受制于意识形态和主流政治形态等权威话语，忽视了对个体的关注。这句话隐匿着关于体验得以可能的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政治视角。这在强调个体的意义建构与具身体验在打开现象世界的丰富性、动态性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化展示场所中的物质性、客观性和政治话语。需要指出的是，这股力量也延伸到文化展示场所之外，进而对既有的学科规范、研究方法、专家学者等标准化的思维产生了冲击。在博物馆研究领域，我们通常用“从实物到体验”来描述转型期的博物馆。类似的“转向话语”不仅指涉了博物馆的权威性声明，而且也处于民主化、政治冲突和文化战争等社会争议性话语的漩涡之中。

现实条件、哲学根基与政治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体验在博物馆、遗产、休闲与旅游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我们既可以将上述提及的三个方面视为体验得以可能的原因，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紧迫的诉求，不夸张的说，体验甚至成为一些文化展示场所生存、维系下去的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基于此，诸如博物馆、遗产地、休闲与旅游地等文化展示场所的优先性事宜发生了变化，并隐含在文化展示场所承诺的新取向中。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似乎就是展示的目的让位于方法，其基本的意图在于营造一种具有启发性和令人满意的体验之旅。换句话说，提供经验而非传递知识在现实实践与学术讨论中成为某种共识。不惟如此，体验在文化展示场所中的大行其道也对其他要素或环节的既有状态和理解产生了影响，譬如说实物的地位、真实性的认知、体验的公众、展示的技术、文化展示场所的空间、叙事的策略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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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凯

编辑｜杨逸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