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中国国家形成之路

嵌绿松石兽面纹铜饰牌

夏长14.2厘米、宽9.8厘米

1981年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这件器物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估计是佩带在身上的佩饰，但从其工艺和纹饰上来看又绝非一般的装饰物，可能代表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牌呈长圆形、中间弧状束腰两端各有两个穿孔钮。凸面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嵌成兽面图案。图案组合精巧，极富装饰效果。凹面附有麻布纹

《中国国家形成之路》

叶文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第59~65页

本文认为中国国家的形成之路及其形式并非雅典式、罗马式或德意志式的，而是在部族的冲突斗争中形成的。作者首先将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个文化系统，认为从中确实可以找到后世夏、商、周、羌、戎等古代部族的影子。作者又将我国龙山文化末期出现的文化断层现象归因于部族迁徙，而部族迁徙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夏禹宇宙期，即夏禹时期发生的自然灾害。龙山时代末期部族迁徙的主要趋向是各地先民从四面八方向中原这块肥沃的黄土地汇聚，于是，各部族在中原地区展开了争夺生存空间的剧烈冲突，从而形成了各部族间的文化大交融，中国国家正是在这种文化大交融中形成的。

《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一个方法学的探讨》

杜正胜《考古》1992年第4期第335~346页

本文从史学的角度检讨了过去几十年某些考古学家以理论为导引，利用考古资料而做的历史解释，并尝试借用中国古代典籍的提示，阐述考古出土的材料，以建构符合中国实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史。作者先是肯定了夏鼐、苏秉琦利用考古学材料来构建中国古代史时空框架的卓越贡献。夏鼐根据八十九个碳十四数据，以年为经，以地为纬，从公元前5000年到前1000年，分四个时段，七个地区，排出各重要考古学文化和大多数遗址的年代，从而建立起了公元前2000年的历史标杆。苏秉琦则提出考古学区、系、类型的观念，建立起了各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关系。然后，在利用考古资料探讨社会组织的尝试方面，作者对张忠培、严文明、汪宁生、邵望平等的观点发表了个人见解，如主张多人二次合葬仅是--种葬俗，而非张忠培认为的多人二次合葬是母系社会的标志。又如认为严文明论述新石器时代社会的性质与变迁，舍弃“母系”到“父系”的规律，而采取另一种模式:从“公有制”到“私有制”，遭遇的困难并不比前者少。作者认为史学家若善于利用古典文献作线索，解读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更有利于建构古代社会史的新面貌。如《礼记·礼运》篇的作者举出四个衡量国家诞生的准则:1.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2.大人世及以为礼;3.城郭沟池以为固;4.礼义以为纪。第1、2两点涉及氏族分化，现在的考古材料尚不足以细密地阐述这些命题而第3、4两点则与考古出土的城址和大型墓葬反映的礼制相符合，这两点也是现代考古学家们判断国家形成的两条重要依据。最后，作者希望学者们能将历史学与考古学更完善地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研究中国古代史。

文字来源《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编

图片及其说明来源于《文明》杂志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