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建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什么长寿？

作者：皮建才，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5年第3期（总第69辑）。

来源：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以经济散文传播经济学思想

截止到笔者写作本文的时候（2015年4月），诺贝尔经济学奖总共颁发了46次，共有75人获奖，获奖时的平均年龄是67岁。

其中，中国人最最熟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科斯（Ronald Coase）以102岁的高寿去世，让人对获得过诺奖的经济学家的长寿充满无限遐想。周勤教授在《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2辑（总第56辑）发表了《经济学家为什么长寿？》一文，文章写得非常有趣，分析得也很有经济学味道，特别吸引读者的眼球。

他在文章中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了统计和推断，过百岁的、超过九十岁和超过八十岁的合起来占绝大多数，在七十岁和八十岁之间去世的不超过一掌之数，去世时年龄最小的也高达74岁，已经去世的诺奖得主的平均寿命是85岁。

周勤教授认为，诺奖得主的普遍长寿跟经济学家的境界和经济学的原则有很大的关系。我想要说的一点是，诺奖得主的普遍长寿跟诺奖的评选规则有很大的关系，诺奖只颁发给在世的学者，而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相关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被证明有效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

有很多人有实力获得诺奖，但是在没有获得诺奖之前就已经“挂掉”了，所以也就不可能获得诺奖。从这个角度来看，诺奖得主的高寿是一种有偏的高寿。

周勤教授特意提到了“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凯恩斯在63岁就去世了，如果活得足够长，他肯定可以获得诺奖。

周勤教授认为，凯恩斯违背了经济学的原则，索取过度，所以才“以命相抵”。我认为，这种解释可能有些牵强。更加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即使没有违背经济学的原则，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工作情况也很不一样，“人的命，天注定”，“天”就是随机因素。

我的判断是，所有已经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和那些有实力获得诺奖但是因提前“挂掉”而未能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的平均寿命应该跟他们所在社会的人均寿命多不了太多，而且多出来的那一块很可能跟获得诺奖所带来的长期身心愉悦有很大关系，跟周勤教授强调的经济学家的境界和经济学的原则的关系反而可能不是很大。

下面，我就举四个因过早离世而未能斩获诺奖的例子。因为专业和研究领域的缘故，我只讲四位我个人比较熟悉的经济学大家。读者可能会找到更多更好的例子，例子越多说明我的分析越有道理。

首先，我们来看拉姆齐（Frank Plumpton Ramsey），他1903年出生，1930年去世，活了不到27岁。学过“三高”经济学课程的人可能都读过他1927年发表在《经济杂志》（Economic Journal）第37卷第145期的论文《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axation）以及他1928年发表在《经济杂志》（Economic Journal）第38卷第152期的论文《一个关于储蓄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

关于拉姆齐论文的重要贡献，大家在维基百科（Wikipedia）上就可以查到。如果不是因为患黄疸病过早去世，凭借他出色的原创性贡献，他应该足以获得诺奖。

我觉得拉姆齐在最优税收理论和最优增长理论（进而福利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的地位应该和1994年诺奖得主纳什（John Forbes Nash）在博弈论（进而微观经济学）中的地位不相上下，都属于经济学中的重量级“王中王”。

其次，我们来看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他1932年出生，1998年去世，活了66岁。他写过三本特别牛的书，第一本是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第二本是1982年出版的《国家兴衰探源》（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第三本是2000年出版的《权力与繁荣》（Power and Prosperity）。

第一本被引用了28900多次，第二本被引用了8600多次，第三本被引用了1400多次。他对经济发展中集体行动、公共物品、私人产权以及税收等的作用进行了富有洞见的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去世过早，他应该能够跟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一起分享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再次，我们来看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他1937年出生，1996年去世，活了59岁。他和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是长期合作者，有的时候他是第一作者，有的时候卡尼曼是第一作者，他们一起对行为经济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维基百科（Wikipedia）把他的重要贡献总结为15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查阅一下。他作为第二作者和卡尼曼合作的论文《前景理论：对风险下决策的分析》（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发表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1979年第47卷第2期，该文被引用了34600多次。

他作为第一作者和卡尼曼合作的论文《不确定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发表在《科学》（Science）1974年第185卷第4157期，该文被引用了32500多次。

他作为第一作者和卡尼曼合作的其他论文，有的被引用11600多次，有的被引用7600多次，有的被引用6700多次，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凭借特沃斯基的绝佳“战绩”，如果不是过早去世的话，他应该可以跟卡尼曼和斯密斯（Vernon L. Smith）一起分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最后，我们来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他1947年出生，2004年去世，活了57岁。根据维基百科（Wikipedia）的介绍，他在微观经济学，特别是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信息、激励和规制理论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前驱性的贡献。

他和梯若尔（Jean Tirole）1993年合作出版了著作《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他和马赫蒂摩（David Martimort）2002年合作出版了著作《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The Theory of Incentives: The Principal-Agent Model），这两本路标性的书都是非常经典的参考书，前者被引用了4900多次，后者被引用了2900多次。

拉丰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也很多，有的被引用了1500多次，有的被引用了1300多次，有的被引用了七八百次，我就不在这里逐一列举。拉丰的号召力特别强，连梯若尔都是追随他左右的“小老弟”。要不是因为过早去世，他应该能够跟梯若尔一起分享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竞争是一个多维度的竞争，一方面，这种竞争体现在经济学思想或分析方法的原创性和重要性上；另一方面，这种竞争体现在研究者的寿命上。

站在领奖台上的固然拥有了诺奖的光环，但是那些没能站在领奖台上的重量级学者，并不会因为缺少了这样的光环而减轻他们在经济学研习者心目中的分量，经济学研习者心中都是有一杆称的，那秤砣就是“咱老百姓”对其学术贡献的判断。我们纵观近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获奖时年龄的“高度”一再被打破。

1991年诺奖得主科斯（Ronald Coase）创造了当时的最高龄获奖记录，他是81岁才获奖的。1996年诺奖得主维克里（William Vickrey）82岁时获奖，公布获奖信息三天后就辞世了。2005年诺奖得主谢林（Thomas Schelling）84岁时获奖。2007年诺奖得主赫维茨（Leonid Hurwicz）90岁时获奖。

2012年诺奖得主夏普利（Lloyd Shapley）89岁时获奖。我估计，过不了多少年，赫维茨保持的最高龄获奖记录就可能会被打破。很明显，诺奖的评选规则对有开创性学术贡献而且特别能活的经济学家极其有利。正是这种规则的“偏见”造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看起来很长寿。

除了诺奖的评选规则以外，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会发生作用。有些研究者认为，一个学者在获得诺奖以后之所以更容易长寿，主要是因为功成名就带来了巨大的身心愉悦。这种愉悦或许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或许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带来少量的多巴胺，而少量但持续的多巴胺则可以延年益寿。

这跟周勤教授强调的经济学家的境界和经济学的原则没有太大关系，其他学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我国的院士都存在因此而长寿的情况，网络上比较流行的夸张说法是，诺奖得主和院士能多活十六岁。

写到这里，我想大家明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什么长寿了吧。周勤教授在其文章的最后写到，“生命有限，思想不朽！”我举双手赞同。最后，我想借用邹恒甫教授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稍微有些激进的话结束全文，“生命是灰色的，理论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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