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人生困境及思想突破

河南孟州韩园

韩愈的文学成就为古今学者所公认，韩愈“学圣人之道以修其身”（《上宰相书》）“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及首倡“道统”，在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这些功业，赢得了当时及后人的无限敬仰，而他在长期的人生困境中完成思想突破的事实，却似乎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

韩愈三岁丧父，由长兄韩会和嫂子郑氏抚养成人。约在十二三岁时，兄长韩会又不幸去世。贞元十年（794），韩愈二十七岁，抚养他长大的嫂子郑氏去世。韩愈在《祭郑夫人文》中回顾了早年的不幸遭遇：“年方及纪，荐及凶屯。兄罹谗口，承命远迁。穷荒海隅，夭阏百年。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

“夭阏百年”指韩会早卒，“孤幼”当指包括“十二郎”在内的韩会子女。作于贞元十九年（803）的《祭十二郎文》也说：“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其早年的孤苦，在此两文中得到了集中表现。

韩愈在作于元和元年（806）的《祭十二兄文》中说：“维我皇祖，有孙八人。惟兄与我，后死孤存。奈何于今，又弃而先。”“十二兄”为韩愈叔父韩绅卿之子岌，文中提到的“皇祖”即韩愈祖父韩睿素，他有四子八孙。在韩岌去世后，其儿孙两代十二人中，只有三十九岁的韩愈还在世，而韩愈体弱早衰，

其《与崔群书》曰：“仆家不幸，诸父诸兄皆康强早世，如仆者，又可以图于久长哉？”《祭十二郎文》引上一年写给十二郎的信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此信和《与崔群书》皆作于韩愈三十五岁时。《祭十二郎文》又说：“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五箴序》也说：“余生三十有八年，发之短者日益白，齿之摇者日益脱。”可见，长年孤苦的韩愈，在三十余岁的盛年，竟然有如此深重的性命之忧。

因家族成员多早逝，抚养遗孤的重任落在韩愈一人身上。十二郎去世时，其子十岁，韩愈子才五岁，这还不包括两人的女儿在内。因此韩愈感叹：“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他将“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作为余生的大事，但韩愈所抚养的不只是韩氏遗孤，还有朋友的遗孤。

卞孝萱《韩愈评传》认为：“至元和元年，韩愈的兄弟行有名可考者五人皆亡，寡嫂、孤侄、孤侄女及侄孙、侄孙女可知者约十四五人，大部分随韩愈生活在一起，加上韩愈之妻、二男、五女及乳母等，有二十余人之多。‘交友’之孤子孤女，尚不计算在内。”

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曰：“内外惸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而不啻于己生。交于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庇其家，均食剖资与人，故虽微弱，待之如贤戚”《旧唐书·韩愈传》也说：“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仅十人。”这与韩愈“仆之家本穷空……家累仅三十口”（《与李翱书》）的自述基本一致。

又因韩愈仕途屡屡受挫，“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上宰相书》），因而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其《与崔立之书》曰：“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从贞元二年（786）入京，到贞元十七年（801）授四门博士的十六年里，尽管韩愈为了衣食两入幕府，但生活困顿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作于贞元十七年（801）的《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曰：“倏忽十六年，终朝苦寒饥。”

任四门博士的次年，他再次提到：“仆无以自全活者，从一官于此，转困穷甚。”（《与崔群书》）贞元十九年（803）七月，韩愈改任监察御史，不久即被贬阳山令。在作于永贞元年（805）的《上兵部李侍郎书》中，他再次提到：“家贫不足以自活。”可见，韩愈“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从仕》）的自陈，绝非虚语。大约要到元和十年（815）前后，韩愈四十八、九岁时，他的家境才彻底好转。

在长期的人生困境中，韩愈虽有过困惑，但以古圣贤为榜样、学圣人之道、胸怀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上贾滑州书》曰：“愈年二十有三，读书学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于古人”；他在作于二十六岁时的《争臣论》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将他此后十年间所作诗文按先后择要排列，我们可清晰地看到韩愈思想发展的轨迹。“愈也，布衣之士也……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作于二十七岁）“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于道”“盖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感二鸟赋》，作于二十八岁）从中可见韩愈的济世情怀与自信。

发生在贞元十四年（798）的两件事，尤需注意。一是韩愈在汴州董晋幕府领进士府试时所撰试题《进士策问十三首》，其第四首以“夫子既没，圣人之道不明，盖有杨墨者，始侵而乱之，其时天下咸化而从焉。孟子辞而辟之，则既廓如也”开头，要求“学圣人之道”的诸生对此作出回答。二是张籍两次上书，鼓励韩愈“盍为一书，以兴存圣人之道”（《上韩昌黎书》），韩愈虽有顾虑，以“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答张籍书》）回复，但明确提出：“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扬雄所传之道也”，并表现出“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重答张籍书》）的高度自信。可见在三十一岁时，韩愈的道统思想已基本形成。

在此之后，他有关“道”的阐述日渐增多。如“愈之为古文……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作于三十四岁）“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作于三十五岁）“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作于三十五岁）。

《五原》，特别是《原道》是韩愈思想突破的标志性作品。学者们多据韩愈作于永贞元年（805）的《上兵部李侍郎书》中“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的话，以为其中的“旧作”当包含《五原》在内，其写作时间当在本年之前。阎琦《韩昌黎文集注释》认为“《原道》诸篇之作，应在贞元十五、六年间”，其说可从。

贞元十六年（800），韩愈三十三岁，尚未正式在朝中任职，仍处于人生最困苦、无望甚至不免性命之忧的时期，而他的“道统”思想正形成于这一人生困境中。孟子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韩愈则在“不得志”时，既要“独善其身”，又不放弃“兼善天下”，故终能“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这不仅是对孟子思想的明显突破，也为传统士人精神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其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于此也可以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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