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珍藏的西洋钟 200多年后“警铃”依旧
文/黄玉璐
像一阵西风轻抚檐下响铃，叮叮当当，清脆而更富韵律，如奏乐章……
悦耳声响盈贯于北京二环内的保利艺术博物馆，彼时是10月15日下午3点，“弘历的世界II”特展的所有观展者都将目光投向四周，用耳朵追寻铃声的来处。
时隔近300年，这座乾隆御藏葫芦钟，只要上了发条，通体金黄、点缀繁饰的它依然精准报时、运转自如，让百年前长驱直入的“西风”历历在耳。
图/保利艺术博物馆
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所绘的《纯惠皇贵妃油画像》，以及展览现场诸多中西合璧的展品，则让旧时“西风”历历在目——颜料、技法远道而来，又顺应东土国情与皇室口味“中国化”。
纯惠皇贵妃油画像 图/保利艺术博物馆
让不少参观者惊讶的是，以保守腐朽著称的清廷，并没有常言中的封闭，而是研究者所说的“收关而没有上锁”。
但清廷对西方文化、工艺的倾慕，没有转化成生产力。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将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乾隆年间来华访问的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如此写道。
如果没有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老船长呢？
珍宝重现，钟声回荡，结束不久的此次特展想把问题抛给观众：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如何掌握文明交流的航向？
清廷“全球化”往事
英国的机芯，巴洛克的建筑，法国宫廷标志性玫瑰花雕刻，最顶端是枚大葫芦，镶着亮闪闪的“大吉”二字……
如此一座铜鎏金葫芦钟，融合了中、英、法三国审美，流光溢彩。时隔两百多年，经过调试，葫芦钟依然可以“转花转水”，声响琳琅，吸引不少观众都涌向玻璃橱窗，拍照录像。
清乾隆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 图/保利艺术博物馆
这座清乾隆御制珍藏的葫芦钟，还只是清廷“全球化”藏品的一瞥。
在此次展览中，文史专家最为聚焦的是《纯惠皇贵妃油画像》。它被专家公认为已知世界唯一私人收藏的郎世宁油画后妃肖像。郎世宁是乾隆年间的意大利传教士，他使用的绘画技法材料是坦培拉（Tempera）——一种诞生于欧洲、被认为是油画源头的绘画体系。
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法，注重光影明暗对比，但中国皇帝不喜欢荣光下的阴影，郎世宁便通过正面平光的漫射，描绘出皇家人物的柔和线条。郎世宁融贯中西的技法令乾隆都对其大加赞叹：“写真世宁擅，绘我少年时。”
清乾隆初年 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图/保利艺术博物馆
西方油画多使用油画布或木板，但郎世宁奉旨绘制的帝后嫔妃肖像多以高丽纸和绢本为底。此次展出的《纯惠皇贵妃油画像》，便是以高丽纸为画底。通过多层重叠黏连的高丽纸，既蓬松又有硬度，呈现出类似油画布的质感。
西法为技，东方理念与材料为肌底，正因此，这幅画像被认为是清代中西文化交融的一大例证。本次展览学术顾问、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清代宫廷绘画专家聂崇正就认为：“这件作品既包含欧洲绘画特色，又吸收中国传统人物肖像的特色。”
康有为更把郎世宁推崇至“宗师”级别。他写道，中国“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当以郎世宁为太祖”。
郎世宁也不单单是宫廷画师。商丘师范学院教授、美术学院副院长曹天成告诉笔者，郎世宁同时向一批中国画师传授油画的方法和经验，并与年希尧合作，把意大利巴洛克画家波佐的《绘画透视法》翻译成中文，配图出版，中文书名为《视学》。
《视学》插图 图/保利艺术博物馆
清雍正 白釉模印菊瓣刻缠枝花卉纹花浇 图/保利艺术博物馆
“圆明园、故宫的很多通景画，包括北京南堂的壁画都是采用这种焦点透视方法绘制而成，当时叫‘线法画’。”曹天成说。同时，郎世宁与另一位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共同设计修建圆明园，曾大多佚散海外的十二兽首正是二者的作品。
从画布、透视、园林，再到高温窑变，西洋技艺又与清皇家御制瓷器熔为一体。
此次展览展出一套色瓷，釉色为“胭脂红”和“柠檬黄”，造型小巧精致，色泽纯净明艳，以“西洋黄色器皿”的称谓，被清代最知名的督陶官唐英记录在《陶成纪事碑记》中。
展览方介绍称，之所以叫“西洋黄色器皿”，是由于当年内务府从西方引进了含有“锑”这一元素的釉料，后经督陶官们研制，实现“国产”。同样，“胭脂红”被唐英称为“西洋红色器皿”，也从引进再到本土化。二者成为御窑中最名贵的品种，传袭至今。
结合多年研究，在展览现场看到诸多清廷御藏展品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清宫史研究会秘书长李国荣认为，今人需要全面客观地看待和研究18世纪的中西交往。
“康雍乾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期，西方传教士的身影一直没有离开过紫禁城，东西方文化交流是较为频繁的。”
但这些清廷名匠的“师夷长技”，多数只停留在皇家把玩、享乐上，没有实现更高远的宏愿，郎世宁却误打误撞成为“西洋画师第一人”。
错位的教士与“长技”
“你希望过不冷不热、淡淡的人生吗？”
日本作家远藤周作将17世纪日本使者访欧、欧洲传教士西渡的历史改编成小说《武士》，书中西班牙神父将在日本传教视为一生激烈而至高的事业，却面临东方文化对西方神学从思想到政治层面的抵制和绞杀。
28岁那年，历经15个月航行，郎世宁也曾抱着热烈的传教志愿来华。他没有度过不冷不热、淡淡的人生，却同样面临艰困的传教环境，甚至不惜成为太监口中的“画画蛮子”，寄希望于献艺宫廷，潜移默化影响清帝，使其放松对传教的严控。
到乾隆年间，郎世宁的绘画题材重心从花鸟虫鱼转向人物肖像，他在朝廷内部的地位也直上青云。
“郎世宁什么时候都能到皇帝那里去，甚至到内宫给皇后画像，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看过那些地方。” 其时，另一位来华外籍传教士刘松龄在书信中写道。
但这段书信的前半部分是：“中国人对西洋科学兴趣越来越少，皇帝评价最高的是欧洲的绘画，其他并不怎么重视。”
尽管乾隆高度赞誉郎世宁出神入化的绘画技法，甚至自谦“我知其理不能写，爰命世宁神笔传”，但他始终没有允许传教。对西方“随风潜入夜”的奇技珍宝，乾隆与他的父辈们倒不惜血本收入囊中。
对乾隆的对外国策，李国荣的总结是“收关而没有上锁”。当时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国策，留下了广州这扇贸易“南风窗”，成为洋货进华的主要通道。
李向荣介绍，当时历任广州高官大员，均竞相争购西洋舶来品，为宫廷输送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望远镜、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及宠物等大批洋货。“广州由此成为‘天子南库’”。
据记载，乾隆四十九年，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等累计进贡钟表共130件。“现在英国宫廷反而要来中国钟表馆，来看18世纪英国的自鸣钟。”特展策展人、北京保利拍卖中国古董珍玩艺术总监李移舟说道，据档案记载，乾隆当年不惜工本地进购钟表，堪称“坐拥琳琅”。唐英当年没有采购到头等机芯的钟表，还被乾隆罚钱几十两。
外籍人才也输送不迭。雍正年间法国传教士沙如玉在造办处发明出自鸣钟，乾隆年间做钟处中外匠役人数达100多人，并培养了最早的中国钟表匠。郎世宁更是西洋画师代表。
个体与帝国的命运就此交织。一个人的错位，或许可以别树一帜，一个王朝的错位，后果却是大厦将倾。
“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胜过欧洲人，那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这是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的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总体说来，乾隆对西洋科技的兴趣仅仅停留在皇家享用方面，几乎没有在国家社会层面推广应用。”李国荣认为，乾隆对西方科学技术是漠视的。
当时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带来的大量贡品，被长期堆放在圆明园仓库内。舰船模型、望远镜、枪炮等科技含量较高且应用价值较大的物品，乾隆并没有组织专门研究。“更谈不上应用，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烧掉。”李国荣说道。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在李国荣看来，正如当年乾隆在致英王的“敕谕”所写，狂敛西方宝物的清帝做不到睁眼平视世界，拒绝平等贸易往来，始终怀有“天朝大国”的旧梦，称呼外邦 “外夷”，外国使臣是“贡使”，正常交往的礼品被视为“贡品”。
正如鎏金铜钟，历史学家史景迁将康乾盛世称为“镀金的盛世”。几经战争和内耗，清廷表面最后一层金黄磨洗、氧化殆尽，乃至铜身也渐次腐朽。最后应了康熙的预言：“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
此次特展的最末，是一幅“八蛮进宝”题材的瓷板画，并引用了诗人北岛的一句诗——
“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