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上海“红色文学”创作概述

上海有着绵延不绝的红色书写传统，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经典”，再到“庆祝建党百年·百家网站·百部精品”的“红旗颂”，这个城市贡献了多部优秀红色作品：蒋光慈的《短裤党》、茅盾的《子夜》、艾明之的《火种》、吴强的《红日》、茹志鹃的《百合花》、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宗福先的《于无声处》等是其代表作，叶永烈的“红色三部曲”则别开生面，而夏衍的《包身工》更是中国现代红色报告文学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

上海又是中国革命的初心地，城市血脉中流淌着红色基因，自己也是值得书写的对象。如何向阳所言，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共产党人的精彩故事与无私奉献，为文学书写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2016年以来，上海各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梳理上海红色历史遗址，发掘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绘制上海红色文化地图，先后出版了《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上海红色文化地图》等图书，并以此为线索，上海市作协积极推进“红色起点”“红色足迹”等写作项目，以文字勾勒上海的红色历史脉络，讲述上海红色革命故事，书写上海红色城市精神，打造上海红色文学精品，锻造跨越老中青、纸媒与网络的上海红色创作队伍。区作协、文化部门也纷纷跟进，“龙华革命烈士系列文学创作”“苏河红色印记系列丛书”等先后启动。这些项目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其中“红色起点”“红色足迹”系列影响广泛，获得读者、专家及社会广泛认可。

“红色足迹——党的诞生地·上海革命遗址系列故事创作项目”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文旅局和上海市文物局指导，上海市作协主办，叶辛、孙颙、叶永烈、赵丽宏、滕肖澜、小白等作家领衔，上海作协专业作家、签约作家加盟，血红、骷髅精灵、府天、君天等青年网络作家“大咖”积极参与。第一辑《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和第二辑《暗夜里的星星之火》分别讲述了78个和71个上海革命遗址故事，《不可思议的跋涉——中共中央档案文献库的“生死时速”》《他从浦东大地走来——记张闻天故居》《中国共产党的“产床”》《历史的表情——周公馆纪事》《遥望胜利——记上海浦江饭店》《一家古董店》《做好准备，走向胜利——中共四大纪念馆》《石库门里的英雄传说》《斗争和牺牲——记1927年中共江苏省委旧址》等篇章以纪实文学的方式，记录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仁人志士在上海的斗争事迹，涉及的地点有安义路63号毛泽东寓所旧址、周公馆、瞿秋白故居、张闻天故居、宝山路403弄92号邓中夏故居、多伦多189号赵世炎寓所旧址、“柏德里”的“中央办公厅”、淮海中路716号维经斯基旧居、辅德里的平民女校、《布尔塞维克》编辑部、顾正红纪念馆、浙江中路112号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又新印刷所、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旧址、南京路劝工大楼、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遗址、沪西工友俱乐部、上海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旧址、秦鸿钧金神父路电台旧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工人纠察队沪南总部、嘉定“五抗”斗争烈士殉难地、《新青年》编辑部等几百处。这些地方有的大名鼎鼎，民众耳熟能详，有的则默默无闻，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与城市的繁华中，但它们同样都是中国革命的红色足迹，是上海红色版图的一部分，见证了中国革命从弱小到强大的历史进程。两辑均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辑进入出版流程。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王为松表示，这两个系列的作品问世后社会反响热烈，也为“四史”学习教育的开展提供了生动的读本。

“红色起点”系列主要以专题和专著的方式书写中国共产党诸多“第一”和“最初”的故事，展现中国革命的“红色起点”风貌，第一辑六部和第二辑《伟大的纪念日》已经出版。陈晨的《新渔阳里六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起点》记叙了中国第一个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从筹备、创建到影响辐射全国的历史进程，刻画了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等探求真理、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青年革命者形象。程小莹的《白纸红字》以鲁迅、冯雪峰、瞿秋白等人物活动为核心，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文学组织“左联”从成立到完成使命、从诞生到解散六年间的历史，还原了中国革命文学草创时期的历史风貌。吴海勇的《起来——〈风云儿女〉电影摄制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历程纪实》主要讲述了电影《风云儿女》摄制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过程，记录了艰难岁月中主创人员历尽千辛万苦进行拍摄和创作的故事。杨绣丽的《巾帼的黎明——中共首所平民女校始末》书写了丁玲、王剑虹、秦德君、王一知、向警予等女性革命家冲出封建牢笼，为旧中国女性解放呐喊和追求革命、舍生忘死的业绩和人生。王萌萌的《铿锵序曲——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邓中夏和李启汉的革命活动为主线，回顾了起源于上海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酝酿、产生、发展、变迁的全过程，其间展现了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劳动周刊》创刊、香港海员大罢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等上世纪20年代中国工运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深刻阐明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工运史上的贡献，也凸显了上海作为中国工人阶级摇篮和工人运动发祥地的重要地位。吴越的《上海早晨——记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大学（1922-1927）》，书写了五卅运动策源地——上海大学这座“红色学府”诞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在中国革命开端年代的起起伏伏，再现了上海大学师生在五卅运动中谱写的悲壮序曲，留下“北有五四运动之北大，南有五卅运动之上大”令人热血澎湃的红色记忆和“武有黄埔、文有上大”的美誉。上海大学是一所年轻的高校，又是一所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学府，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田汉、任弼时、李达、陈望道等赫赫有名的革命者曾是其教员，而丁玲、刘华、李硕勋、阳翰笙、张治中、杨之华等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曾是其学生。

这些作品在选材、构思和写作手法上都得到了专家的高度肯定。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这是一套成规模、成系列，拿得出手、有分量的文学收获。”梁鸿鹰认为：“这六部作品没有直接讲述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但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上海这座红色城市的渊源与根脉。”李晓东认为：“这套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了上海作为‘红色起点’不光是党的诞生地这一件事，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教育、文化、工人运动等方方面面，在组织架构、思想基础、人才队伍等各个层面，红色基因早已在上海这座城市渗透。”

从“起点”到“新征程”，上海革命的“红色足迹”纵向上跨越了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夺取全国胜利的全程，横向上包括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工农运动、思想文化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隐蔽战线斗争等方方面面的努力与牺牲，因此“红色文学”项目既要站稳鲜明的红色立场，记录轰轰烈烈的革命往事，以区别于“上海滩”“夜上海”“冒险家乐园”等奇观化书写，又要发掘上海现代化、商业化深处的城市精神、先进文化；既要写出革命之花在上海的灼灼开放，还要写出这朵革命之花根基的深厚土壤，因此它在真实性和文学性、历史记录与历史思辨、宏观视野和个人洞见诸方面对作家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令人欣慰的是，这些作品基本上做到了严谨遵照历史事实，同时又做到了历史事件故事化、历史场景生活化、历史人物的移情与共情等方方面面的艺术处理，超越了革命文化宣传读物，获取了历史真实与艺术审美的双丰收，有些作品还具有相当的史学价值和理论价值。整体而言，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上海作家讲好上海自己的“四史”故事，是上海文学界的担当和责任；以文学作品引导广大群众从历史中找答案，从现实中找参照，奋力创造新时代的新奇迹，则是“红色文学”创作项目的用心。这样的创作是有意义的，对于上海作家来说，也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正如上海作协秘书长马文运所说：“上海是一座革命城市，对文学工作者来说，这次创作也是一次特别的红色教育。”但这仅仅是开始，“很少有地方能像上海这样，红色历史延续的时间能够覆盖党的奋斗历程的各个历史阶段”。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伟说，“我们规划红色题材的文学创作要加强系统性、连贯性，不仅要写起点、写早期的足迹，也要写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光辉，还要写新时代的新履迹。”因此，上海“红色文学”书写是体系性的，也是连续的，它是一个未竟的项目。我们相信，随着红色书写的深入，上海作家的倾心参与，上海“红色文学”一定会更丰富成熟、多姿多彩，在上海这座城市与“海派文学”并肩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