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考古一百年：发挥北疆考古优势，讲好民族交融故事

2021年，适逢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年。回顾中国考古学过去100年走过的路，回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者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在此基础上瞻望未来，我们才能更有信心、目标更加明确，走好未来的道路。

自1954年正式成立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及其前身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作为内蒙古地区考古学研究的主力军，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历史时期中原王朝经略北疆的考古学研究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成就，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考古学框架谱系，为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提供了丰富实证。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内蒙古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起步较早，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突出地位。萨拉乌苏遗址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既有大量石制品、又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伴生、同时又出土有人类化石的遗址，也是我国最早进行系统发掘与研究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大窑遗址是中国北方一处被古人类长时间连续利用的遗址群，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新石器时代都有相应的文化遗存。大窑遗址也是内蒙古地区年代最早的旧石器遗址，上限为距今约70万年。其中，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大窑文化”，是我国较少的以遗址命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类型。

古人类化石是旧石器时代难得且重要的考古发现，内蒙古地区在这一方面有重要建树。萨拉乌苏遗址发现数十件被称作“河套人”的古人类化石，文化序列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起讫年代在距今15万～7.5万年之间。扎赉诺尔遗址发现的部分人类头骨，属晚期智人，经最新测年个别年代超过1万年。

内蒙古地区是现代人迁徙的重要驻足地和中转站，是研究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金斯太洞穴遗址发现的典型勒瓦娄哇技术石制品、三龙洞遗址发现的奎纳型石器，是我国少有的确切西方文化元素。

二、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

内蒙古地区的史前考古，除旧石器时代之外，还包括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

自新石器时代开始，按照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内蒙古地区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的文化区，即东北大兴安岭地区、东南部辽西地区、中南部河套地区、燕山—阴山山脉以北北方草原地带、阿拉善沙漠地区。目前，东南部辽西地区、中南部河套地区的研究最为深入，文化发展谱系日趋清晰。

东南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以赤峰市最为典型。自早到晚，赤峰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小河西文化（距今约8200年）、兴隆洼文化（距今8000～6500年）、赵宝沟文化（距今6800～6000年）、富河文化（距今6500～6000年）、红山文化（距今6500～5000年）和小河沿文化（距今5000～4000年）。

兴隆洼文化以林西县白音长汗和敖汉旗兴隆洼、兴隆沟第一地点等遗址为代表，存续时间在距今8000～6500年之间。该文化的分布地域以辽西地区为中心，外延甚为广大。兴隆洼文化以原始农业、用玉习俗、猪首龙形态等三个方面文化因素的出现，确立了在东北文化区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经全面揭露的兴隆洼遗址，为一处有围沟环绕的原始聚落，清理房址180余座，有“华夏第一村”之誉。

赤峰市郊的红山，是红山文化的命名地；赤峰地区经正式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主要有红山区魏家窝铺遗址。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300～5000年）进入“红山古国”时代，这是红山文化中期遗存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生碰撞后所迸发出的耀眼“火花”。红山文化的彩陶龙纹（鳞纹）图案与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玫瑰花图案相结合，在红山文化晚期遗址的出土陶器上出现了“龙与花”一体的彩陶装饰，这可以看作是以龙和华（花）为象征的两个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的结合，从而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这也是在整个东亚大陆升起的第一缕文明曙光。

三星他拉出土红山文化玉龙

东南部辽西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主要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2000～1500年之间，分布地域遍及整个辽西区，其中赤峰市西拉木伦河南侧和老哈河的主要支流沿岸遗址分布非常密集，形成了许多石城址群，俨然一派城邦林立的态势，已进入“方国”阶段。经发掘的遗址有敖汉旗大甸子、松山区三座店和红山区二道井子等，其中大甸子遗址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陶鬶、陶爵，与二里头遗址的同类器类似，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方国”与夏王朝之间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礼仪往来。

二道井子遗址院落局部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大致在晚商至春秋中期，发掘的遗址有克什克腾旗龙头山、宁城县南山根和小黑石沟等。一般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为山戎，与中原地区的燕国、齐国交往密切。小黑石沟墓群出土鼎、簋、尊、匜、壶、盉、盘等青铜礼器组合，受中原礼制影响强烈。

中南部河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早属于仰韶文化的组成部分。仰韶文化以黄河中游地区为核心，年代跨度在距今7000～5000年之间，是我国延续时间最长、分布地域最广、史前影响最深远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黄河文化的根脉所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农业居民在距今6800年左右，开始大规模地向北方地区迁徙垦殖，来到了岱海盆地、南流黄河两岸地区。到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500～5000年），尤其是距今5300年前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在仰韶文化的核心区诞生了“仰韶古国”，而这一时期中南部河套地区仰韶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数量都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顶峰，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地方类型——海生不浪类型。

大约距今4500～3800年之间，原仰韶文化分布区及其周围山东、江汉和甘青等地区进入了龙山时代。中南部河套地区在这一时期兴起了独立的老虎山文化，发现了大量石城址，以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老虎山、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后城咀等遗址为代表。老虎山文化以约距今430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后期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或者早期国家阶段。

进入青铜时代之后，中南部河套地区先后命名了朱开沟文化、西岔文化等。朱开沟文化（距今3800～3200年）是分布于北方地区大部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以经过大规模发掘的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为代表，已步入“方国”文明阶段。到朱开沟文化晚期（距今3500～3200年），在南流黄河东岸兴起西岔文化，这一时期的朱开沟文化和西岔文化都出现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成为一大特色。

朱开沟遗址出土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青铜刀

燕山—阴山山脉以北北方草原地带，以前认为在史前时期多为细石器遗存。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发现并发掘了化德县裕民遗址、四麻沟遗址和镶黄旗乃仁陶力盖遗址，年代在距今8400～7600年之间，确立了裕民文化这一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裕民文化是迄今为止内蒙古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填补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三、历史时期中原王朝经略北疆的考古学研究

战国晚期，战国七雄之中的赵、燕、秦三国相继北进，将疆域扩展至今天的内蒙古地区，设置边郡，修筑长城。此后，秦汉王朝在赵、燕、秦三国的基础之上持续经略北疆，从而形成中原王朝对内蒙古地区的管辖延续时期较长、行政建置设立较多的一个阶段，发现的遗存有长城、古城址、一般性居址和墓葬等多种。经长城调查，秦汉时期对原秦、赵、燕三国的旧长城作了加筑沿用，到汉武帝时期在燕山—阴山山脉东西一线形成了绵延万里的长城防线，重点防御地区设置有南北并列的二至四道长城线路。

分布于阴山山脉北坡的西汉长城

在长城之内，秦汉王朝大量移民屯垦，设置郡县管理，这一时期内蒙古地区分布的郡县级古城数量众多。发掘的古城址，有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沙梁子古城、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等。生居死葬，古城旁侧分布有大量汉墓群，经正式发掘的汉墓达数千座之多，以中南部河套地区最为集中。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时代跨越战国秦、秦代至西汉早期，发掘的131座墓葬及出土的700余件遗物，包含了秦文化、赵文化、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等不同类型的文化因素，对于研究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秦汉王朝的大一统，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西汉晚期，匈奴呼韩邪单于南下附汉，驻牧于光禄塞下，为西汉王朝守边。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赴长安，迎娶宫女王昭君。包头市九原区召湾汉墓出土的“单于和亲”“单于大降”“四夷尽服”等文字瓦当，普遍认为与“昭君出塞”有关。

召湾汉墓出土“单于和亲”文字瓦当

内蒙古地区魏晋北朝的历史，以拓跋鲜卑为主角，以燕山—阴山地区为中心，遗留下大量的考古学遗存。拓跋鲜卑一度以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平原大黑河流域）为中心建立代国，定都平城（在今山西大同）后，北魏皇帝又长期于每年夏天巡幸盛乐及阴山地区，建有行宫、祠天坛、阅武台以及云中镇、六镇等镇戍城邑。近年来发掘的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坝顶遗址，初步认定为北魏阴山祠天坛，深入研究该遗址所承袭的鲜卑习俗及其对华夏礼制的吸收与认同，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坝顶遗址

隋唐时期考古，发掘的城址主要有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古城子古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新忽热古城。土城子古城的北城为唐代单于大都护府治所，是唐朝设置于漠南地区管理北疆游牧部族的最高羁縻机构。发掘的墓葬以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脑包湾陈氏家族墓地最具代表性，共发掘墓葬20座，出土各类遗物200余件，为研究唐代胜州社会历史、颍川陈氏的迁徙流布及葬俗葬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新忽热古城

宋辽夏金时期，内蒙古地区有辽、金、西夏等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均积极学习华夏礼制，以中原正统王朝自居，充分体现了华夏文明的向心力。东南部辽西地区是辽国的统治腹心，辽上京、中京、祖州祖陵、庆州庆陵和怀州怀陵等重要的文物古迹皆分布于这一地区。辽上京经多次正式发掘，确认了皇城内宫城的位置和范围、曾经存在的东向轴线以及西山坡遗址的性质，并发现了叠压关系清晰的辽、金时期遗迹遗物，从布局、沿革等方面综合推进了皇城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境内辽墓分布众多，内蒙古自治区获评的10个“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4个是辽墓。

辽上京城址平面图

元朝的建立，将内蒙古地区全境与中原完全纳入一个统一国家政权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有元上都，也有大量的路府州县城。元上都为元朝两都制下的夏都，与大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元上都依照中原王朝传统都城结构布局，由宫城、皇城、外城三部分组成，与战国时代成书的《周礼·考工记》记载的中国古代都城设计理念完全相符。元上都东有弘吉剌部，西有汪古部，弘吉剌部领地内设有应昌路、全宁路，汪古部领地内设有德宁路、净州路、集宁路和砂井总管府。于元上都周边清理发掘的砧子山、一棵树、乌兰沟等墓地，既有蒙古人墓，也有大量的汉人墓。2012年，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讨论并通过将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是内蒙古唯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元上都遗址

四、“十四五”前景瞻望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内蒙古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是我区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爬高山、走草原、进沙漠，顶风冒雪、风餐露宿、筚路蓝缕，才做出了今天这些填补历史空白、纠正历史记载错误的诸多重要研究，涌现出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考古学专家。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深入发掘独具北疆特色的内蒙古历史文化为重心，提升考古发掘与研究水平，丰富内蒙古古代历史的文化内涵，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活化历史场景，用考古学语言叙述内蒙古历史，在北疆考古研究中牢牢把握话语权，明确内蒙古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巨大贡献。

（作者单位：曹建恩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张文平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刘扬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