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往事》作者龚静染：这是一本致敬之书，也是还原历史之书
今年是李劼人诞辰130周年，这是一位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刘心武曾说：李劼人的文学成就，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价值和地位被严重低估了。是时候捡起来了，他不能再被埋没了！
李劼人不仅是中国现代具有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也是知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从1925年起与友人共同创办嘉乐纸厂开始，李劼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二十七年与嘉乐纸厂息息相关，对他的生活、创作影响深远。
龚静染与李劼人外孙女李诗华在菱窠（李劼人故居）
成都作家龚静染历经四年时间，查阅上千卷档案卷宗，整理亲历者的记述，写出《李劼人往事 : 1925—1952》一书，大量珍贵的公私信函、会议记录、往来电文、经营册表等一手史料首次呈现，以纪念李劼人先生诞辰130周年。而此书刚一问世，就被选评为了2021商务印书馆年度十大好书，这是国内出版界最有分量的读书榜单之一。
《李劼人往事》
写李劼人的缘起
2017年夏，龚静染到乐山市档案馆查阅史料，第一次打开了嘉乐纸厂的档案卷宗，发现里面竟然有很多关于李劼人的东西，非常惊讶。
大量珍贵的公私信函、会议记录、往来电文、经营册表等就在他的面前，甚至在小心翼翼地展开它们的时候，好像李劼人才刚刚离开不久，那些墨迹中还残留着他的气息。实际上就在那一刻，龚静染就下定了决心来完成这件事，而这就是他写李劼人的由来。
李劼人从1925年起与友人共同创办嘉乐纸厂，并长期担任董事长一职，时间长达27年之久，这里就封存了最原始、最丰富的档案史料。但由于资料庞杂，加之文件年代久远，辨识和梳理工作量很大，必须花大量时间泡在里面。后来龚静染才知道，这批档案史料的命运颇为曲折，它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嘉乐纸厂彻底破产后，从一个多年未开封的柜子里找到的，据说差点就卖给了收荒匠。而让他再度震惊的是，这些史料被发现后也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回音稀落，问者寥寥。
1938年的李劼人。此时他已经完成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的写作，并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嘉乐纸厂的经营中。
但对龚静染而言，却是一次与历史的相遇。他当即放下手中的写作来专做此事，认为没有哪件事比之更重要、更迫切。“我要感谢那个漫长的夏天，在无边无际的蝉鸣声中完成了李劼人经营嘉乐纸厂期间的档案查阅，这无疑是一次独身前往的历史寻访，而《李劼人往事：1925—1952》这部书呈现的几乎就是那个夏天的全部收获。 ”
对于李劼人先生，龚静染评价：“毫无疑问，他是中国近现代最好的作家之一。但直到2014年在菱窠参加了纪念李劼人诞辰123年的活动，也从未想到要与之发生任何关系，我坐在现场的一个角落里，就是个旁听者。但世间的事，多有难测之处，没有想到几年后我居然承担了这样一件工作，也许这就是因缘际会的神奇吧。 ”
整理档案史料是个漫长的过程，前后竟达两年多时间。一件一件地看，辨校、抄写、归类，常常是弄得两眼昏花、头昏脑胀。虽然不胜其苦，但龚静染也感谢这个有些煎熬的过程，因为书中诸多细节都是在其中发现的，人物和故事慢慢浮现，他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陆续在寻找书中的相关人物，虽然他们都已过世，但从李劼人、陈宛溪、舒新城、梁彬文、谢勖哉、杨新泉等后人和友朋处也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口述史料，丰富和补证了不少史实。
等做完这些工作，才进入写作阶段，而时间又是一年。这中间经历了新冠疫情，足不出户的生活正好给了龚静染安静的写作空间，由于前期的准备充分，写作过程比较顺利，洋洋三十余万字，一气呵成。龚静染回忆，当时商务印书馆丛晓眉女士来成都，正是金秋时节，临时起兴到菱窠参观。“那天我们一直在聊天，漫步在小院中，记得是正好走到李劼人塑像前，她突然对我说，这本书就交给我们来出吧。2021年春节前，书稿顺利进入编辑流程，现在想来，又觉是种缘分。 ”
龚静染在《李劼人往事》的序言中谈到，李劼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就在嘉乐纸厂这段。一是时间跨度长，二是对他的生活、创作影响深远，而这是之前的研究者们没有足够重视的。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大量史料藏于深山，视野受到很大的局限。在过去，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围绕作品文本来展开的，鲜有对特殊环境下作家的创作以及作家与作品之间深层而细微关系的研究。在他看来这不仅相当重要，也非常有趣，而他做了一件从源头引出活水的工作。
《少年中国》1923年7月，第四卷第五期，上面刊登了李劼人的小说《同情》
《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书主要是以嘉乐纸厂的兴衰历史为线索，是基于扎实的一手史料来进行的非虚构写作，所以读者会发现李劼人的这段经历与他笔下的人物故事的关联，甚至能在蛛丝马迹中找到印证。“这也决定了本书是非传记的文学性书写，是在大量新鲜的史料中找到叙事逻辑，用史料本身来推动故事的讲述。而讲述选择了比较直白和节制的方式，这样的效果保留了历史的端末，却未必能取悦读者，如果用电影来比喻，我认为它更像是质朴的纪录片，而非偏重渲染的文艺片。 ”
谈李劼人的遗憾
龚静染认为，李劼人一生颇为传奇，写作、经商、从政均有建树，这在同时期的作家中极为少见。他经商的时间最长，占据了人生的重要时光，而三者又密不可分，可谓是生路步步紧逼，命运暗中牵引。他的写作有两个黄金时段，一个是从法国归来不久的几年，即1925年到1927年之间，他的不少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就写于此；一个是1935年到1937年之间，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两段加起来大概在十年左右，也就是说，李劼人真正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这十年中，而这两段又互为因果，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后者是前者的飞跃。如果要概括李劼人的文学，讲这十年足矣，而这十年中间正好横亘着一个所谓的“黄金十年”，大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的文学创作交汇到了一个点上，这是他的幸运。
然而，这部书却更多讲到了李劼人的遗憾。因为他完全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曾有创作“十部联络小说”的雄心，但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就被迫中断了；到1952年，嘉乐纸厂实行公私合营，他就去当了成都市副市长，就更没有时间和心境去从事文学写作了，这确是让人唏嘘的事。但他究竟没有忘记文学，仍然把文学当成其安身立命的依据，到了晚年，他还在酝酿一部 50万字的长篇小说。1961年11月5日，李劼人在给林如稷的信中写道：“我老早就有一个愿望，打算《大波》写完，准备写下一部长篇。（现尚未定，到底循序而进，接着写袁氏叛国到五四前夕，此部已暂取名为《急湍之下》的好呢，还是大跳一步，写《天魔舞》，即从抗战紧急时候的大后方的形形色色，直到成都解放前夕的好？）”这是李劼人第一次提到《急湍之下》这部书稿的写作计划，而此时他已七十高龄。
1962年8月1日，李劼人再次提到了《急湍之下》。他在给舒新城的女儿舒泽淞的信中写道：“在将此三部曲写完后，拟另起炉灶，写一部反映民国二年到五四运动这一时代的东西，名字尚未拟定，暂时名之为《急湍之下》。到底拟写几本，亦未定。预计总不能少于五十万字也。”然而，不幸的是，三个月后李劼人就去世了，写作此书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急湍之下》再也没有面世的机会。
1957年，李劼人同孙辈在菱窠家中。（左为李诗华）
显然，晚年的李劼人还想让自己的文学生命得以延续，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完成自己的夙愿，这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损失。他的一生中，有大量的时间用作了经商和从政，他的挚友魏时珍认为是耽误了不少时日，为之惋惜。“劼人精明强干，当世所稀，使其能稍自降抑，上下交孚，则其成就必远胜当时，此我所以深为劼人惜也。”（魏时珍《未料强悍身先死》）
龚静染说，未写出“不能少于五十万字”的《急湍之下》，也许是李劼人最大的遗憾。但是，这样的遗憾，非他自己所能左右，也非李劼人所独有。纵有如椽巨笔，在时代大转换之际，无论是名噪一时，还是泯没于尘，或是悄悄藏在床底，重现于今世，作品的命运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而李劼人是否真的如魏时珍所说的在人生选择上稍有退让就一定有更大的文学成就呢？
这本书或许就是一种解答，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遗憾”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发生的，让人们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李劼人。这些年中，关于李劼人在文学史上被严重遮蔽的话题也越来越多：远离文化中心，惯用方言写作，人物的非主流，自然主义色彩重……这些都是他的作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传播不畅的原因，在长期受苏联创作模式影响下的文学评价体系中，它们永远都是另类，不会受到重视。而现在的人们逐渐发现，其作品流淌着现代文学的优秀基因，是中国比较早的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写作，他应有盛誉远在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之上。舒新城当年曾说他的小说“为民国以来第一部佳著”，也许就看到了这点，如果真要重写文学史，李劼人的“被发现”几乎是必然的。
但《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书并没有讨论这些话题，也非本书所重，接下来的事情应该交给专家学者们去做更深入的探讨。“而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寻找李劼人先生笔下遗失的故事，以及那些早已沉睡的人物，因为我相信这本书在使用新史料的丰富性上是前所未有的，对李劼人研究将不无助益。所以，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乐山市档案馆的大力支持，才促成了散落的人物和故事的重聚。”
龚静染在序言最后表示：“我曾想，如果李劼人按他所愿完成了‘十部联络小说’，他一定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而其中的一部必定会写到嘉乐纸厂这段，对于栖身工商业多年的他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厚重的题材，也是他人生无法绕过的漫长时光。但这个设想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了，在时隔近60年之后，特别是在他诞辰130周年之际，用这本书来纪念李劼人先生，却多少是个弥补。当然，他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而我们只不过多了一份岁月的苍凉而已。”
《李劼人往事》书封
专访龚静染
这是一本致敬之书，也是还原历史之书
龚静染的《李劼人往事：1925—1952》出版不久，红星新闻记者在学者、作家止庵的朋友圈看到他推荐这本书：“我一直认为，写出《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的李劼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单以长篇小说论，他应该是第一好的，比茅盾、老舍、巴金都要好得多。然而李劼人一生事业，文学仅为其中之一部分，甚至不是主要部分。推荐这本书，读之可知李劼人文学创作之外作为实业家的事迹——这实在是个少见的能人，他的文学成就多少为文学之外这种能耐所耽误，但所给予读者的已经不少了，剩下就是我们应该去读他的作品，从而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这么有分量，有味道，结构好语言也好的作品，不因时间冲洗而退色。”
龚静染（肖全摄于2018年）
红星新闻：最近，你的新作《李劼人往事：1925-1952》正式出版，今年正值李劼人诞辰130周年，你希望借以这本书表达对李劼人怎样的情感，希望读者可以从中读到怎样的新鲜内容呢？
龚静染：首先这是一本致敬之书，李劼人先生是中国现代小说中巨匠级的人物，是一个真正值得好好研究的人，他的作品不应该再被漠视和遮蔽，这是本书的应有之义。其次，这也是一本还原历史的书，它不是那种靠零碎的文献资料拼凑出来的东西，在史料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上它是前所未有的，而真实性摆在了第一位。所以，我希望读者能够读到一个真实的李劼人，读到历史的气息，也读到一个变革时代的风云变幻。
红星新闻：关于李劼人先生的研究专著也有不少，通过读你的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到李劼人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实业家事迹。那么，你通过这4年的创作，对李劼人又有了怎样新的认识？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能否谈一谈你观点？
龚静染：李劼人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彻底的作家，他从年青时期开始的志向就是“自由著述”，虽然后期他大量的时间去经商、从政，这是生存的需要。但在他的内心一直是想坚持写作的，并且为此有过很多挣扎和努力，比如他写《天魔舞》的时候是1948年，正是国内最动乱的时期，民不聊生，工厂里危机四伏，但他仍然给报纸写连载，其实就是逼迫自己继续写作，不能放弃。
所以从社会角色上来看他长时间是商人、官员，但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写作素材都装在了肚子里，准备晚年来偿还欠下的文债，可惜他没有完成。
红星新闻：你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来整理档案史料，在这个漫长过程中，发现了哪些非常珍贵的资料？
龚静染：很多。可以说在我这本书里有大量的细节，都是靠一手的史料来支撑的。嘉乐纸厂的创办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里面涉及的人物故事很多，但大多在岁月中消失了，如果没有对档案史料的深度挖掘，它们可能永远被埋在时间深处，不为人知。
我举个例子，我找到了嘉乐纸厂几个不同阶段的股东登记表，这是非常重要的档案资料，不仅把股东结构梳理清楚了，也把股东之间的关系搞明白了，这样就对认识李劼人在嘉乐纸厂的地位和作用大有帮助，才可能有叙事中的客观和真实。
红星新闻：整个创作过程，肯定有一些东西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分享一些你觉得有意思的片段？
龚静染：确实有很多，有件事值得一说。书在下厂印刷前，我恰好去拜见了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他就是李劼人的秘书谢扬青的妹夫。当时老人给我聊到了一件事，说谢扬青与向宇芳关系甚笃，他曾经就寄住在向公馆里。我才知道向宇芳是曾经做过24军副军长，后任四川省参议长的向育仁的儿子，突然就明白了在1948年李劼人女儿李眉被捕后，为什么会通过向育仁去解救的原因。所以我马上跟编辑联系，及时调整了这一段文字的叙述，同新发现的史实对接上了。这件事现在想来很幸运，没有留下遗憾，这也许就是创作中的一点花絮吧。
红星新闻：过去很多作家都说过李劼人的文学成就，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价值和地位被严重低估了，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李劼人现在的文学地位如何了？你如何评价他的文学成就？
龚静染：当时，李劼人除了在法国待的四年多，其他时间主要还是待在成都，处于文化的边缘位置，失去了很多混圈子和找人吹捧的机会；另外，他的写作一直坚持用四川方言，虽然非常生动、活泼，精彩绝妙，但也存在区域性的问题，外省人对川话未必领会其精髓；同时，在李劼人的笔下，没有高大上的人物，大都是生活在民间底层的各色人等，甚至主角都是些跑江湖的袍哥、不安分的女人等，缺乏时代需要的革命性人物，显然就不会成为主流。再就是李劼人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不小，对现实社会的描写是客观和真实的，这种没有经过意识形态“筛选”和“过滤”的写作，就会与苏联文学创作模式主导的写作格格不入。但是，在经过了半世纪后，人们逐渐发现李劼人留下了真正的文学，不是那种喧嚣一时、倏忽而过的东西，而是与世界一流文学接近的好文学。在我看来，他的文学成就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作家，他是那个时代真正的文学大师。
红星新闻：你在序言中提到，李劼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就在嘉乐纸厂这段。那么，这段经历如何影响了李劼人？
龚静染：李劼人有27年的时间在与嘉乐纸厂打交道，从青年到壮年都耗在了里面，可以说他的三分之一多的人生时光都跟这个工厂连在了一起。在经商方面，他其实有不小的贡献，嘉乐纸厂是四川的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张的生产供应从客观上支援四川的文化、教育等发展，这在抗战时期尤为突出；同时，李劼人通过工厂的经营一定程度实现了他文化情怀，如支持办刊、赞助办学、救援贫困教授等。在文学方面，李劼人的商界经历对他的写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如对社会生活就有了新的观察角度，对三教九流的人物也有了更深的接触和理解。李劼人的写作有开阔的气象，有扎实的生活底蕴，就与他的这段经商生涯是分不开的。
红星新闻：你曾出版了《桥滩记》《昨日的边城》《西迁东还》等，擅长非虚构的写作，那么这部《李劼人往事：1925-1952》写作有何不同，对于你而言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龚静染：这是一部完整的非虚构历史作品，三十五万字，围绕一个人去写，在结构和材料上需要很大的体量，在其中的投入也要相应大很多，炒几道菜与做一桌宴席肯定有区别。当然，作品的分量是绝对不一样的，这是我遇到的难度最大、花的时间最长、涉猎的内容最为复杂的一部作品。过去，人们对李劼人的这段重要人生阶段的认识比较模糊，一直是个“盲区”，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题材，考证的工作量很大，而这也给顺畅的写作带来了诸多困难，有很大的挑战性。但要还原历史，这需要机缘，需要责任和激情，也需要全身心地投入，我想我已经努力了。
红星新闻记者｜陈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