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说家遇见心理学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症候

了解心理学领域的读者对河合隼雄这个名字可能不会陌生。出生于1928年的他是战后日本著名的心理学家，也是日本第一位荣格心理分析师。他的职位和头衔众多，心理治疗师、教授、日本文化厅厅长、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长等等。1995年，67岁的河合隼雄与46岁的小说家村上春树进行了一次对谈，谈话内容最后集结成《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

1995年，村上春树刚刚完成他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讲述日本军队在亚洲大陆的种种暴行。正是在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村上春树与河合隼雄相识。彼时的村上春树正处在创作瓶颈中，河合隼雄的出现帮助他化解了脑海中纠缠在一起的迷雾。他们谈论的话题从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延续到1995年日本社会的两起重大事件：奥姆真理教恐袭案和坂神大地震，讨论了个体和日本历史的紧密关联。同样具备海外生活经验的两人还聊到了日本与西方文化间的差异。

作为以虚构故事为生的小说家和以分析他人内心世界为业的心理学家，村上春树和河合隼雄的对话并没有想象中充满张力和戏剧感的场面。同为日本人的两人都秉持骨子里的礼貌，对问题的讨论往往建立在先认同对方的观点，再试着抛出疑问的模式上，这也使得大部分讨论要么偏移原本的方向，要么无疾而终。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坐在河合隼雄面前的村上春树也许并非以小说家的身份在对谈。身处创作瓶颈，村上春树也许只是以一个情绪受困，需要排解的病人的身份出现，这样来看，河合隼雄在对谈中时常用到的倾听和引导方式确实收到了成效——恰如河合隼雄后来跟吉本芭娜娜对谈时提到的，“对话是我的职业，我认为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事了。在这个职业关系里我们被训练成聆听者，聆听先于对话。普通人则以表达为优先，这是我们的差别。”

相比村上春树与河合隼雄对谈里谈到的许多严肃又沉重的社会话题，小说家吉本芭娜娜与河合隼雄在2002年完成的对谈集《原来如此的对谈》读起来相对轻松有趣，也更贴近具体的人。

对谈从童年开始。吉本芭娜娜讲述自己儿时的经历，如何在相对开明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度过浑浑噩噩的高中时代后决定成为一名作家，缘由很随意，“我就想既然姐姐要当漫画家，那我就当作家吧”。

在吉本芭娜娜笔下，大部分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触碰到这个话题，对谈里凝重的一面开始显现，在吉本芭娜娜和河合隼雄看来，当下日本年轻人的身心似乎总是处在失调的状态中。一方面，家庭和学校所代表的成人社会并未察觉到年轻人敏锐、独特的天性，对这一天性的漠视自然带来包括语言在内的隐性创伤，“真搞不懂现在的小孩”、“现在的小孩简直莫名其妙”之类的话除了日本，放眼整个东亚国家恐怕都是家常便饭。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包括两位提到的，奉行集体主义的日本国民文化自始至终都难以认同个体的独特性。

此外，吉本芭娜娜和河合隼雄也试着从批判性的角度看待日本年轻人的现状。对虚拟世界的过度沉迷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心智晚熟，缺乏对世界立体的认知能力。而一旦失去虚拟世界这层缓冲带，被迫进入成人社会后又会被巨大的现实压力冲垮。

至于如何缓解这个问题？吉本芭娜娜和河合隼雄似乎没有确定的答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症候，一个群体有一个群体需要面对的未来。像吉本芭娜娜一样相对自主地度过少有阻挠或压力的少年时代，这条路或许对于当下年轻人来说略显奢侈。而依靠写作走进更广阔、更自主的世界后，吉本芭娜娜也有她的难题——如何处理日本文化施加在自我身上的羁绊？如何处理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份相夫教子式的要求和女性作家这一不被完全认可的新身份之间的矛盾？

归根结底，无论身为普通人，还是不那么普通的人，身处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生阶段，要如何过好这一生总是要直面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果说这场“原来如此的对谈”除了那些调节气氛的玩笑话，还有什么能“治愈”到我们，恐怕只有这个人人明白，却人人都难以释怀的道理。

相比两名日本作家和河合隼雄闲聊式的对话，南非作家J.M.库切与英国心理学家阿拉贝拉·库尔茨的对话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也印证了河合隼雄所说的，“欧美人很重视讨论……在日本，稍微争执一下好像都伤感情”。

库切与库尔茨的对话以书信的方式进行，收录进《好故事：关于真实、虚构和心理治疗的对谈》，书名的副标题就是两人讨论的主要话题。

关于真实，库切认为一个叙述者总会因为他的需要、他所处的环境等等因素对“真实”进行裁剪或包装，将“真实”变成他希望得到的“故事”。究竟何为“真实”，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就不再重要，“作为一种能力，我们以往常常详尽描述最适合自己和自己圈子的故事，这种故事替我们以往和当下的行为方式做辩护，在这种故事中，我们总是大体无错，而其他人却总是不对的”。

作为虚构故事的小说家，库切的观点似乎也在为自身的虚构权利做辩护。站在心理学家的角度，库尔茨认为，当一个病人寻求帮助时，“往往已经被所有那些貌似可信的常识性解释以及所有可利用的实质性辅助手段搞得筋疲力尽了”。唯有帮助病人解决“真实情况里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才有可能找到病源，即便这样的“真实”不够完美也不够完整。甚至“真实”本身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理学家和病人共同在追溯“真实”的过程中拥有了“情感的真实”。对病人来说，所谓“情感的真实”或许是被重视、被体谅、被安慰的感受。

以个人的记忆作为出发点，库切和库尔茨又谈到族群的历史与记忆。作为出生在非洲国家的白人，母亲是种族隔离支持者，库切的成长经验里不乏身份认同与种族争端带来的困惑。成为作家后，种族隔离成为他笔下经常探讨的话题，他现居的澳大利亚也有一段漫长的殖民时期。所有自身经验引导库切思考，殖民者的后代能否摆脱不光彩的历史和记忆，是否要因为先辈们犯下的罪行接受道德谴责？

面对库切的疑问，库尔茨的回答很务实，“你提醒我这些事件的由来，并未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它们似乎已被交给了尘封的历史课本，跟当下远远地隔离开了”。但如果从她作为心理学家的角度看，这样的回答或许正是为了帮助库切缓解自身的道德焦虑。

得益于库尔茨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两人在对谈中时常将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赛巴尔德等作家的作品中一些相关主题纳入进来。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来自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讲述英格兰殖民时期的小说《红字》，名为海斯特的女主角在等待丈夫归来时意外怀上了别人的孩子，社区要求她把代表通奸的红字“A”佩在身上，海斯特将红字绣得特别漂亮，最后反而对红字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完全违背了人们让她佩戴红字的初衷。

在分析这个情节时，库尔茨写，“《红字》以含蓄的方式向我们讲述努力接受耻辱的弱点和错误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还是整个团队。我想，它还告诉我们，在面对逆境时自我虚构的自由的可能性——或者我应该说，走出逆境”。

库尔茨对这一情节的讲述和分析，似乎比所有对话都更能说明一个的观点：正视真实的自己，真实的记忆和历史，是寻找创造性自我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