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毕飞宇：鲁迅从没有离开我

11月14日，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逝世85周年，进一步整理总结百余年来鲁迅及鲁迅研究的丰厚精神遗泽，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认识鲁迅的跨时代价值，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彷徨呐喊两悠悠——纪念鲁迅14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90余位鲁迅研究专家与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盛会。会议采取主题报告、小组发言、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鲁迅是反中医的代表人物吗？“鲁迅风”到底是什么风？《觉醒年代》里戏份不重的鲁迅为何被热议？……在会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分享了各自有关鲁迅的研究成果，并展开更深入的讨论。2021年是鲁迅研究界的重要年份，全国各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这次会议不仅探讨了鲁迅研究的可能性及方法论意义，引发了广大研究者及听众的思考共鸣，更拓展了鲁迅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话语空间，推动了学科史的建设与学术史的发展。

“彷徨呐喊两悠悠——纪念鲁迅14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现场。全文供图：活动主办方

在更大的时代背景下研究鲁迅

会议开幕式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张光芒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郁，《当代文坛》主编杨青，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南京大学教授毕飞宇，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彬彬分别致辞。

在阎晶明看来，今天的鲁迅研究应该被放在更大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放眼社会整体生活，而不只局限于文学研究的单一范畴。电视剧《觉醒年代》里，鲁迅戏份不多，却引来观众热议，这提供了一种启示：在中国重大的历史关头，鲁迅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阎晶明还从《鲁迅全集》出版史的角度，探讨鲁迅作品出版的红色背景：自1938年《鲁迅全集》的首次出版开始，《鲁迅全集》的历次出版都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密切的关系，《鲁迅全集》自诞生起就打上了红色烙印。在新时代社会背景下，我们应重新看待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激活鲁迅传统，理解更为完整的鲁迅。

“从精神上说，鲁迅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毕飞宇来自一个中学语文教师的家庭，父亲的工作之一就是讲解鲁迅，因而他读鲁迅也相当早。到了读大学的时候，他的老师曾华鹏又是鲁学研究专家，只讲鲁迅，“这给了我一个直观的感受，我们的现代文学是分开的，鲁迅是一部分，其他的作家是另外的一部分。这句话被我写在了《小说课》里。它是不是真的？这个可以讨论，但是，从当时的现实情况来说，确实就是这样。”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毕飞宇力求避免在作品中出现其他作家的痕迹，可鲁迅是特别的，“每当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感受到鲁迅的存在，我的内心会涌上豪情。我从不规避鲁迅。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会议来致敬先生，当然要祝贺。我更希望先生伟大的灵魂能永远伴随着我们。”

会议采取主题报告、小组发言、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鲁迅是反中医的代表人物吗？

“如果把鲁迅视作中国现代反对中医的代表性人物，那真是极大的误解。”在主题演讲《鲁迅与中医药的纠葛》中，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彬彬提出了两个观点：首先，鲁迅虽然多次发表过否定中医的言论，但在中国近现代反对中医的思潮中，鲁迅的言论不值一提；其次，过往研究者往往混淆了中医与中药的区别，把中医与中药混为一谈，但鲁迅是主张“废医存药”的，即反对作为医学体系的中医，反对中医中虚玄渺幻的理论，但又认可部分中药的有效性。

为什么说鲁迅反对中医的言论不值一提？王彬彬将鲁迅放在中国近现代整体反传统、反中医的思潮下进行考察，在这个背景下，鲁迅的“反中医”并不特殊。而且，鲁迅反对中医的意见都是以片言只语的方式出现，从未写过专门谈论中医的文章。“或许有人会说，鲁迅是一个文学家，怎么可能有资格专门写文章批判中医？我的回答是：在近现代反对中医的人士中，许多人是以非医学专业的身份写了专门反对中医的文章，例如傅斯年反对中医的文章就很著名，而鲁迅是在日本的西医学校接受过很专业的现代医学教育的，他完全有资格以专业人士的身份系统地表达对中医的认识，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而谈及鲁迅对中医的具体态度，王彬彬认为鲁迅可被归于“废医存药”之列，如果细读鲁迅日记，还能找到些鲁迅自己也服中药或以中药为亲友疗疾的记载。而在写于1933年6月的杂文《经验》中，鲁迅对《本草纲目》还有着这样的肯定：“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

“在近现代中国，反对中医的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人是彻底地、无保留地反对，即既反中医，也反中药。另一类的反中医，主要是反对中医的那一套以阴阳五行说为基础的理论体系，而对中药的有效性并不完全否定，这一类人，通常称作 ‘废医存药’论者。完全彻底地反对中医中药，其实是少数派。”王彬彬说。

“鲁迅风”与“张爱玲体”

“从既有文献来看，作为读者，最早把鲁迅和张爱玲连在一起的，是后来大名鼎鼎又充满争议的作家木心。而在张爱玲研究史上，真正最早把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者，是胡兰成。傅雷则是最早把两个作家的文本进行比较的研究者。”

在主题演讲《鲁迅、张爱玲比较论》中，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川鄂特别说到，鲁迅和张爱玲这两个作家生前没有交集，有明显代际差异，粗看起来题材内容话语风格迥然有异，文学史评价也有很大分歧。但在重写文学史的20世纪下半叶，在多元文学史观念的21世纪初叶，他们被读者与学界频繁地捆绑在一起了。

在刘川鄂看来，现代中国作家谁也没有鲁迅那样深刻犀利、不留情面地拷问过民族性，谁也没有像张爱玲那样深刻犀利、悲天悯人地拷问过都市男女的情爱世界。鲁迅是国人灵魂的伟大的拷问者，深刻挖掘了“吃人”文化的传统中国之根源，张爱玲致力于“人性呱呱啼叫起来”，精微表现了在中西文化“犯冲”文化背景下国民性的变异。

在今天，人们形容某种文风时依然会说“鲁迅风”“张爱玲体”，心血来潮时甚至提笔模仿一段，在网上也让人忍俊不禁。在刘川鄂的解读里，“鲁迅风”有启蒙主义的悲壮，“张爱玲体”带有现代主义的苍凉。所谓“鲁迅风”有几个关键词：“为人生”“画眼睛”“白描”“曲笔”，指归在启蒙，强调的是作品的社会含量和人性含量。而“张爱玲体”也有几个特别的标识性创造：“犯冲”“参差对照”“反高潮”，更令人关注作品的人性含量和审美含量，“他们是融合的，互补的。如果说鲁迅是中国启蒙文学的代表，那么张爱玲是中国审美文学的高峰。”

“有学者强调鲁迅和张爱玲的同中之异，但是我觉得更应该强调的是两人的异中之同。他们共同的成功的人性探寻和审美创造的文学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值得我们珍视。”刘川鄂说。

11月14日，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彷徨呐喊两悠悠——纪念鲁迅14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召开。

此外，孙郁、贺仲明、宋剑华、王锡荣、陈国恩、谭桂林、高远东、张闳、李继凯等教授亦做了精彩的主题发言。他们或辨析鲁迅与梅兰芳所代表的旧剧传统之间的微妙关系，或从本体论角度出发审视鲁迅思想的流动性与自我批判面向，或在学术史意义上重新定义真正的“鲁迅传统”，或反思“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激进论断，或探究鲁迅研究的基本模式及研究方法，或阐释《我的第一个师父》的佛事考释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人格，或梳理鲁迅小说的“绅权”叙事，或思考《彷徨》中的“灵魂”问题，或研究“大现代”语境下鲁迅的文化修辞及精神资源。

接着，还有30余位专家学者在分组专题研讨会上做学术报告。第一场讨论以鲁迅作为方法，呈现出学术路径的多种可能性；第二场研讨侧重于鲁迅个体经历、文学创作的本体研究；第三场讨论主要聚焦于鲁迅经典作品的再解读；第四场讨论则将视野聚焦于鲁迅在传播、接受等层面的研究新动向与新视点，并展开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