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评论｜正确认识新的传统 避免陷入新的窠臼

▲ 1950年歌剧《刘胡兰》

革命历史题材戏曲是现代戏的一种重要类型，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兴起到今天，积累了大量作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五十年代的《刘胡兰》《江姐》等剧目，植根于真实历史，借鉴自歌剧、小说，同题材剧目不断重塑与上演，成为红色经典。六七十年代，样板戏是革命历史题材戏曲创作的一个高峰，高度浓缩了那个时代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艺术审美理念。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化多元、思想解放、文艺互鉴愈加密切等原因，革命历史题材戏曲创作呈现出多样面貌。无论是复刻红色经典，还是对耳熟能详的革命历史进行再解读、再阐释，抑或是开掘新的革命文化资源，都反映了此类作品在不断更新着表达，积累着价值，走向新的传统。

▲ 豫剧《铡刀下的红梅》

▲ 评剧《母亲》

礼赞英雄、致敬崇高是革命历史题材戏曲创作的重要传统。新时期以来，这一传统的艺术表达更加丰富。一类作品以党史、军史、国史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主要内容，塑造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坚定信念、舍生取义的英雄形象，呈现出崇高与壮美的审美气质。例如楚剧《中原突围》、秦腔和京剧《西安事变》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楚剧《虎将军》，京剧、川剧《江姐》，晋剧《刘胡兰》，豫剧《铡刀下的红梅》等，表现和重塑了几代中国人记忆中的英雄形象。另一类作品，更多地转向平民化的叙事视角，更加关注宏大历史中的微观景象以及历史中心之外的边缘群体与事件，着意刻画人性幽微与情感跌宕，特别注重人的心灵成长和精神蜕变，在价值判断上不再简单地二元对立，在人物塑造上克服了脸谱化倾向。例如粤剧《驼哥的旗》、赣南采茶戏《山歌情》、吕剧《大河开凌》、评剧《母亲》等，通过普通人在非常境遇中的抉择，表现了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成长、边缘群体在主流精神激励下的蜕变。这样一种从平凡向伟大的转化，从低微向崇高的升华，同样产生了英雄，诞生了崇高。

值得注意的是，当创作者克服了以往“革命至上”“英雄至上”的弊端，越来越多地追求平民视角和人文情怀，往往会在历史思维和价值判断上陷入新的窠臼，即刻意刻画平凡，回避崇高；拘泥小情感小世界，缺乏大情怀大境界；过多渲染历史的细枝末节，使历史主流疏离于舞台；人文诉求过度，历史深度不足。其结果是，艺术创作展现了一些历史片段和侧面，却远未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艰难曲折、伟大辉煌的真实历程。革命历史、红色文化与当代人的价值和情感之间缺乏深切的关联。观众往往有感于戏剧人物幽微细腻的情感触动，同情于人性在情理纠结中流露出的优柔，却难以体会革命年代英雄人物带给人的强烈心灵震撼和精神洗礼。当人们习惯于将人性的弱点等同于人性的多面性，英雄就不仅由“神”变成了“人”，还变成了有性格缺陷的“人”。甚至，在一些人看来，平凡与卑微才是人性，伟大与崇高不是人性，而是虚假的神性，不可相信。崇高，不仅遭到消解，还受到曲解。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戏曲创作正在形成新的高潮，要使这类创作从量的积累走向质的飞跃，就应当正确认识新的传统，避免陷入新的窠臼。除了艺术上的锻炼与探索，创作者还应增强政治素养和历史素养，及时关注党史研究的新动向、新成果，以更加全面的视角、深刻的思考和准确的判断，综合把握作品的历史维度、美学维度和艺术维度，努力达到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革命性与人性的统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崇高的精神史。革命历史题材戏曲的独特价值，正在于追寻红色文化的来踪去路，彰显党在革命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精神价值。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以具备历史质感和艺术力量的作品引导人们走近党史，理解党史，感受崇高，相信崇高。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