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艺物语】瓷器就是中国，是前往中国的路

中国是关于瓷器故事的起点，千年来瓷器在这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成就，形成了伟大的传统。世界级陶瓷艺术家、《纽约时报》畅销作家埃德蒙·德瓦尔（Edmund de Waal）同时专精瓷器艺术与人文历史，《纽约客》杂志誉之为“最擅长说器物故事的大师”。

德瓦尔历时18个月穿越欧亚，深入探访“发明和再造”了瓷器的三座世界性的瓷都：中国景德镇、德国德累斯顿和英国普利茅斯，利用传教士书信、中国皇宫收藏清单、欧洲王侯与炼金师传记、地区史等大量史料，生动地呈现了一条浩渺辉煌的白瓷之路，其中的历险、争斗、发明、贸易与财富故事惊心动魄，并且长久地影响了东西方之间的关系。

在《白瓷之路：穿越东西方的朝圣之旅》一书中，德瓦尔向读者展现了如今司空见惯的瓷器在历史上是如何成为连接中西世界的强大媒介的。除了一幕幕掩埋在历史云烟里的瓷器故事，作者对人性的关注与沉思贯穿本书始终：关于人类在一个速朽世界中追求恒久美好之物的雄心，并且不惜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

埃德蒙·德瓦尔

《序篇：景德镇-威尼斯-都柏林》（节选）

文 | [英]埃德蒙·德瓦尔 译 | 梁卿

我在中国，在江西的景德镇，正要穿越马路。这里是瓷都，是传说中的圣地，一切从这里开始。在皇室的御用工厂，炉窑曾彻夜燃烧，整座城市“就像一座火炉，从许多风眼里喷出火焰”。我跟随内心的罗盘来到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皇帝曾派遣使者来到这里，订购摆放在宫殿中的深得出奇的鲤鱼缸、举行仪式的高足杯和供皇家使用的数以万计的杯盘碗盏。各国商贩曾怀揣着订单，前来求购帖木儿的王孙们宴会用的大浅盘、阿拉伯酋长沐浴的瓷盆和送给王后的成套餐具。这是一座秘密之城，制瓷工艺传承了上千年，五十几代人挖掘、淘洗、调配白色的瓷土，制作瓷器，通晓瓷器。这里作坊林立，遍地都是制陶工、施釉工和彩绘工，贩夫、骗子和密探混迹其间。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空气湿润，景德镇霓虹闪烁，车流不息，如同曼哈顿。正值夏日时节，天上下起了小雨，我不太肯定住的地方该往哪边走。

我记下的地址是“瓷器二厂旁边”。我本以为能用普通话说出这几个字，可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一个小贩向我兜售宠物乌龟，乌龟的下巴用细绳绑了起来。我不想买他的乌龟，但他却并不这样认为。

景德镇瓷厂

离家那么远，远得荒诞离奇。几家宽敞的店面里在播放打麻将的电视节目，音量开得很大，店内亮晶晶的装饰物好似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迪斯科灯球。面馆里依然人头攒动。一个哭泣的小女孩牵着父亲的一根手指从路上走过。人人都打着伞，只有我没有伞。一个人推着一车瓷猫样品走过，车上盖着塑料防水布，摩托车不管不顾在他周围迂回穿梭。不知从哪里传来歌剧《托斯卡》响亮的曲调，时空错乱得真是可笑。在这座城市，我只认得一个人。

我没有地图，只随身带着一沓殷弘绪（Père d’Entrecolles）的书信复印件，用订书钉钉了起来。殷弘绪是法国耶稣会神父，三百年前曾经在这里生活，他在信中生动地描述了瓷器的制作过程。我带着它们，以为神父可以做我的向导。此刻这个举动显得有点做作，而且一点也不高明。

我确信，从这条混杂的马路上穿过我一定会送掉性命。

但我知道自己来这里是做什么，所以虽然不确定路怎么走，心里还算笃定。其实很简单，这可以说是一次朝圣之旅——我要想办法去出产白色瓷土的山上朝圣。再过几年我就五十岁了，我已经制作白陶四十多年，制作瓷器二十五年，我有个计划，要前往发明和再造了瓷器的三个地方——中国、德国和英国的三座瓷都朝圣。

它们对于我具有特殊的意义，几十年来我早已从陶器、图书和故事中知晓这些地方，但始终不曾亲自前往。我想要去这些地方，亲眼看看瓷器在不同的天空下会呈现怎样的形态，白色的光泽怎样随着天气发生变化。世界上有很多白色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白瓷无与伦比。

这次旅程是为了向过去的一切偿还。

景德镇的瓷器作坊

说到偿还，听起来好像虔诚得过分，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是一个我亲身体会到的事实，或许有点煞有介事，但总归是事实：当你用瓷泥制作器物，你就存在于此时此刻。我用的瓷泥产自法国利穆赞大区的利摩日，在它西边的半道上。

瓷泥每二十千克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每袋又分为腊肠形的两份，每份十千克，已经调配得当。瓷泥本身是全脂牛奶的颜色，表面生出绿霉菌。我取出一份摔在用来揉泥的工作台上，用钢丝弓在它三分之一处一拉，切下一小块放在台板上按压，像和面一样转着圈来回揉捏。瓷泥渐渐变得柔软。我放慢动作，把它团成球形。

景德镇高岭土

我的陶轮是美国货，没有噪音，贴地很低，靠墙摆放在稍嫌杂乱的工作室中间。我看着白色的砖墙，这个地方空间很小，人很多，两个全职助手和两个兼职助手帮忙上釉、装烧，处理各种杂务以及我上一本书引来的潮水般的读者来信。

邻居实在很吵，需要再找一间工作室。不过眼下事情进行得还算顺利，我刚刚收到了去纽约举办展览的邀请。我梦想独自走在开阔敞亮的美术馆，从作品前移步走出相当远的距离，再转过身来用新的眼光打量它，就像之前从未见过这件作品那样。可在这里伸长胳膊就能碰到包装箱，我顶多只能退开十五英尺的距离，还必须是在不那么拥挤的日子。

大家尽量不发出声响，可是水泥地板上动静还是太大，外面有人在争吵。我得抽时间再跟房产经纪人好好谈谈，在伦敦找到一间工作室实在不容易。过去人们利用房前屋后的零碎空间制作和修理东西，如今所有空隙都被用来开发公寓楼。我还得跟会计师谈一谈。

把泥球丢进陶轮中心，沾湿手开始拉坯，现在我要做一只瓷罐。右手手掌护着泥球的外缘，左手三根手指伸到泥球中心用力撑住。罐壁竖了起来，罐体成型，好似呼出了一口气，在说着什么。这一刻，我既在此间也在别处。完全在别处。

因为这瓷泥既存在于当下，又是穿越历史而来。我的工作室在南伦敦南环路边上的图尔斯山，在一溜鸡肉外卖店和彩票投注站后面，左右是几家室内装潢店和厨房细木工作坊，而当我在做这只罐子的时候，我同时身在中国。瓷器就是中国。瓷器就是前往中国的路。

拿起这只十二世纪的中国瓷碗，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这只深井碗产自景德镇，拉坯成型后又用模子按压过，碗内刻花，碗沿无釉，灰绿色的釉面略有淤积。

经销商会说它有点瑕疵：缺口、斑点、磨损。这只碗永远呈现为当下这一刻，它本身就是连绵不断的当下，蕴含着一连串活泼流动的动作、判断和决定。你不会觉得它属于过去；如果为了遵从评论界的正统观念，非要把它归为古物的话，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只碗是由某个我不认识的匠人做的，制作时的情形我只能想象，而它的功用我可能猜得并不对。

但把它拿起来进行一番想象，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的行为。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瓷本身的可塑性。用拇指和食指揉捏一块胡桃大小的瓷泥，直到它像纸一样薄，薄得上面现出指尖的涡纹。继续揉捏，这一小块瓷泥仿佛永远不会枯竭，你会发现它变得越来越薄，直到像金叶一样可以漂浮在空气中。它给人纯净无瑕的感觉，团捏过它以后好像手指变得干净了。它也给人空白的感觉，充满了期待和各种可能性。这种物质能够记录你每一个念头的转变，你每一步的思考。

瓷器的制作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贸易也有一千年的历史，欧洲在其中有八百年。如果我们把现存的碎瓷片也计算在内的话，传到欧洲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中国瓷罐的破碎残片，在笨重的陶罐旁发出诱人的光芒，它们是同时被发现的。

没有人知道这些瓷器循着怎样的轨迹来到了英国肯特郡的某块墓地，或者意大利乌尔比诺的某道山坡。在中世纪的欧洲，瓷器零星地出现在约翰·贝里公爵和几位教皇的财产清册中，而皮耶罗·德·美第奇在遗嘱中特别提到了una coppa di porcellana，“一只瓷杯”。

僧帽壶，永乐年间，1403-1425年

欧洲各国的君王们互赠礼品，在外交使节递交的礼单上，在牡马、瓷罐和金丝织锦的壁毯之间偶尔可以瞥到一抹白色。它是如此的珍奇，以至于中世纪的佛罗伦萨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瓷杯可以阻止毒药发挥药效。精美的青瓷碗用银饰深深镶裹，隐身于一只圣餐杯中；它镶嵌了底座，在宴会上用作大酒壶。我们甚至能在佛罗伦萨的祭坛画上瞥到瓷器的身影：国王直直地跪在年幼的基督面前，似乎在向他进献装在中国瓷罐里的没药；这敬献显得恰当合宜，因为没药稀罕又神秘，而瓷罐则来自遥迢的东方。

迈森瓷杯，1715年左右

瓷器是远方的同义词。1291年马可·波罗从中国回来，带着丝绸和织锦、晾干的麝香鹿头和鹿蹄，还带回了他的故事：Divisament dou monde，他的“世界见闻录”。

马可·波罗的故事五光十色，每个要素都如天青石般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投下阴影与反光。它们不是离题漫谈就是迂回重复，有时一笔带过有时又百般铺陈。“在这座城市，成吉思汗用大理石和其他奇石兴建了一座恢宏的宫殿。厅堂和房间金碧辉煌，整座建筑装饰得美轮美奂。”一切都与众不同，巧妙又奢华。帐篷里铺满了白色和紫色的貂皮。

马可·波罗提到的数字，要么浩瀚庞大：蒙古人的首都甘巴力克（Khan-balik，大都）有五千只鹰隼、两千只獒、五千名占星家和预言家；要么独一无二：一头巨大的狮子无比温顺地匍匐在汗王面前，一只重达十磅的硕大的梨。

色彩也同样富于戏剧性。宫殿用蟠龙、珍禽、骑士、猛兽和恢宏的战斗场面装点。屋顶则是深红色、绿色、蓝色和黄色的，每一种颜色都明丽璀璨。马可·波罗上气不接下气地叙述了二月的新年盛宴：

大汗和他的臣民以如下方式庆祝新年：依照习俗，男女老少一律尽其财力，身着白衣盛装打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白衣是吉服，有益身体健康；在新年到来之际身着白衣，全年都将兴旺美满。这一天，在大汗的统治下拥有土地或者贵族地位的一切省份、辖区和王国的长官，全都向大汗进献贵重的黄金、白银、珍珠、宝石和大量精美的白色布帛……王孙公子和所有人互相馈赠白色之物……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这一天，大汗收到十多万匹白马的献礼。

马可·波罗到达了“一座叫做Tinju”的城市，这里：

人们制作瓷碗，这些碗大小不等，美轮美奂。瓷碗只在这座城市制作，别处没有；它们从这里出口到全世界。

在这座城市，瓷碗到处都是，且价格低廉，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到三只精美的瓷碗，其玲珑可爱，简直无法想象。这里的杯盘碗盏用易碎的泥土或者黏土制成。土块似乎采自矿山，被堆成高高的土丘，三四十年间听凭雨打风吹，日晒雨淋。此后，灰土变得如此细腻，用它做成的杯盘呈天蓝色，表层晶莹剔透。你们要明白，当一个人把这种土堆积成山时，他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风化成熟需要漫长的等待，他本人无法从中获取利润，也不可能把它派上用处，但他的儿子将继承它得到酬报。

这是西方文献第一次提到瓷器。

瓷器被描述为无与伦比的美丽事物，其制作过程十分复杂，而且各式器皿不计其数。制作瓷器更需要专注和献身的精神。话到此处，马可·波罗耸了耸肩膀：“何必长篇大论，对它大书特书呢？”那么，“现在我们换个话题”。

景德镇陶工，1920年

他带回一只灰绿色的小罐子，是用这种质地坚硬光洁的白土制作而成，当时从没有人见过。正是在威尼斯，瓷器有了它的名字porcelain，从此开始了人们对它梦寐以求的漫长历史。这种华贵无比的商品，这种白色的黄金，王子们为之破产的心系之物，以及Porzellankrankheit，“瓷器病”——其名称起源于一句表示垂涎的威尼斯俚语，原指对漂亮姑娘粗野地吹响挑逗的口哨。Porcellani（字面意思“小猪”）是货贝的昵称，这种贝壳摸起来和瓷器一样光滑。对威尼斯小伙子们来说货贝显然会令人联想到女子的阴户，为之垂涎的呼喊久久回荡。

关于由瓷器引发的“中国癖”的漫画

人对瓷器的痴迷，如同威尼斯小巷的回音缕缕不绝。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由一种在地下凝结的汁液制成，有人从遥远的东方把它带回。”十六世纪中叶一位意大利占星家写道。另一位作家则声称：“把蛋壳和脐鱼壳捣成粉末，加水调和，做成花瓶形状。然后把它们埋在地下。一百年后挖出来，这时才算做好，可以摆出来叫卖。”

人们一致认可瓷器的奇异，它一定要经历炼金术的变化，经历再生的过程。约翰·多恩在《马卡姆夫人哀歌》（“Elegy on the Lady Markham”）中动人地描写了夫人在地下的升华；当某样珍贵之物从你眼前消失，它将生成另一样更为珍稀美丽的事物：“如同中国人，经过百年沉淀/他们埋下黏土，挖出瓷器。”

那么怎样才能制作出瓷器？怎样赶在别人前面把它做出来？如何才能拥有瓷器，哪怕只有一件？怎么才能把所有瓷器收入囊中，被瓷器环绕？能不能前往出产瓷器的地方，去那条白色河流的源头看看？

瓷器是奥秘（Arcanum），是一道谜题。五百年间西方无人知晓瓷器的制作工艺。Arcanum这个词由拉丁语的辅音混杂而成，与Arcady和Arcadia令人愉快地相似。我有一种感觉，白瓷最早的秘密，与满足欲望的承诺，与某种“世外桃源”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渊源。

来源：北京陶瓷艺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