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收藏】唐代金银器

隋唐两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其间虽然也有过战乱和动荡，但总的来看国力强盛、文化昌明、人民富庶、社会安定，与之相适应的是，中国金银矿藏的开采、冶炼和器物制作技艺在经历了漫长的跋涉后，宛如积累沉淀的巨大能量突然爆发，以从未有过的崭新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特别是国泰民安、财富殷实和自由开放的大唐帝国，奢靡享乐之风盛行，对金银器的竞逐追求，成为值得炫耀的习尚，其制作技术之高超，装饰之精美，品类之繁多，皆前所未有。金光闪闪、银光熠熠的金银器，以其雍容华贵的外观和浓郁的文化气息，成为展示唐王朝富丽堂皇、灿烂夺目的标志之一，体现了盛世风采，堪称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绚丽瑰宝，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隋 嵌蓝白琉璃珠金镯

直径7.4厘米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金镯椭圆形，身如竹节，共五节。三节为镯身，每节嵌有一方形蓝琉璃，其左右分嵌各一圆形白琉璃。其余二节为镯扣，一是扣勾，嵌一白琉璃；一是扣环，梅花形，嵌松石六。勾与环之环轴上均嵌方形蓝琉璃一。

唐代金银器区别于前代的重要特点，在于独立制作器物成为主流，金银器皿类的大型器物大大增加。近数十年来，大量精美绝伦的唐代金银器陆续破土而出，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而占到绝大多数的金银器皿更逾千件之多，至于其品种类型之复杂纷繁，尤令人叹为观止。

关于唐代金银器成批发现的遗迹，最重要的是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三大发现。何家村窖藏埋藏的时间大致为8世纪中叶或稍晚，出土金银器总计1000余件，其中有205件金银器皿，以乐伎八棱金杯、镏金孔雀纹银方盒、刻花金碗、掐丝团花金杯、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宝相花银盖碗、双鱼纹银碟、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鸾鸟纹六瓣银盘、狩猎纹高足银杯、鸳鸯纹银长杯、涂金刻花银匜、鹦鹉纹提梁银罐、双狮纹十六瓣银碗、海兽纹十四瓣银碗、鸳鸯莲瓣纹金碗、镂空银香囊等，尤为精美，代表了北方金银器的风格。镇江丁卯桥窖藏发现金银器956件，金银器皿70余件，其中以“论语玉烛”银筹筒、镏金银熏炉等尤称精品，集中体现了晚唐时期南方金银器的风格。扶风法门寺为皇家寺院，法门寺地宫出土121件金银器，大多为晚唐作品，既有皇室所属作坊制作者，也有南方进奉的，规等级甚高。大致可分为供养法器和茶具两大类，许多器形尚属首次发现，如法器中的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单轮十二环纯金法杖等。茶具中的镏金鸿雁流云纹茶碾子、镏金龟形银盒等，堪称晚唐金银器的标准器。这三批金银器数量多、品质精，分别代表了唐代前期和唐代中后期的风貌，也反映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南北系统，还表现出了唐代中央和地方作坊产品的异同。

唐 镏金孔雀纹银方盒

通高10厘米 底边长12厘米 盖高3.1厘米

顶边长10.3厘米 壁厚0.15厘米 重1500克

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方盒分盖和身两部分，其制作极其复杂精细，盒盖为盝顶形，盒盖正中有锁鼻，锁鼻为桃形垫片，锁鼻的底部下弯成圆孔(孔径0.3厘米)，下伸至盒身处，与盒身的锁环两孔在水平线上对齐，以供插锁。通体装饰孔雀花草纹。

除上述三次重大发现外，近数十年来在唐代墓葬或遗址、窖藏中还出土了20余批金银器，总数达数千件之多。看到这些数量众多、异彩纷呈的绝世奇珍，人们惊叹之余，也许不禁会问道：金银器皿何以能在唐代蔚为大兴呢？客观地说，促成唐代金银器皿崛起的条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方面仍是与统治者灵魂深处贪权保命的思想意识有莫大的关系。鼓吹“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的始作俑者是汉代方士，但现实中汉魏金银容器发现极少，不过，汉魏统治者享用金银食器进而追求长生不死、益寿延年的政治目的，却依然为唐代统治者所接受。这种欲望一旦获得社会环境的允许和技术条件的支撑，便会无限制地膨胀起来，众多的唐代金银器皿的涌现及其使用阶层的扩大，便是这种情形的客观反映。

唐 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通高14.8厘米 口径2.3厘米 壁厚0.12厘米

底足长径8.9厘米 短径7.2厘米 足厚0.21厘米

腹长径11.1厘米 短径9厘米 提梁高3.7厘米 重54克

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银壶的造型模仿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壶而造。壶身为扁圆形，上方一端开有竖筒状小口，壶盖帽为锤揲成型的覆莲瓣，主体位置饰一蹲踞状的骏马，马颈部系绶带，口中衔杯，当是唐代宫廷中的“舞马”。

另一方面，唐代前期，由于太宗和高宗对西域的军事胜利，凿通了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商路，开放的唐帝国以宽松的心态容纳和接受外来文化。中西交通的繁荣，使得包括金银器在内的西方物品大量流入中国，如唐代金银器型中流行的高足杯、带把杯、长杯，装饰纹样中盛行的缠枝葡萄纹、联珠纹、绳索纹等，这些非中国民族传统的器皿和纹样，以异样的造型与纹样风格使人耳目一新。西方盛行的锤揲技艺，至此也已被唐代工匠全面掌握，不仅器物形态锤揲制成，器表也锤出凹凸变化的纹样轮廓，再錾刻细部纹样，还可以将凸凹起伏的花纹片，嵌或贴在器胎上，通过焊接使得金银器整体呈现出新奇的半浮雕式样。盛唐及更早时期输入中国的外来金银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超越了器物的使用功能，极大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缺乏内在更新动力时，找到了突破的契机。这是唐代金银器极度盛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唐 鸳鸯莲瓣纹金碗

高5.5厘米 口径13.5厘米 重391克

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金碗为锤揲成型，通体錾刻纹饰，圈足和碗体焊接而成。底部的联珠纹，每枚金珠都十分规整、均匀。碗内壁分别墨书“九两三”，应是该器物所用黄金的重量。

金银器生产的繁荣昌盛，需要有发达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充足的原材料，唐代金银采矿、冶炼技术的提高和普及，是唐代金银器制造业突飞猛进的基本保证。唐代金银坑矿采掘极其兴旺。这一时期，较以前单纯以矿物共生组合找矿的方法又有新的进展，特别是根据地表生长的植物判定金银矿藏分布位置的经验之谈，标志着金银冶炼的巨大进步。通过对何家村窖藏出土直径40厘米、重8公斤的通体灰白的银炼渣的化学分析，表明唐代冶银已经使用了吹灰技术，何家村窖藏银器凡经成分测定的，其纯度均在98%以上，可见唐代冶银技术的高超。

（摘自《我爱收藏·金银器收藏知识三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