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虹：《社会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
《社会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内容简介
本书把握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转型与文学叙事变革的关系，聚焦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通过梳理文化传统、伦理取向与商业生活的互动关系，突出问题意识，立足伦理“冲突”，对小说的商业叙事进行伦理解读和伦理追问。
全书从商业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渗与或缺、财富伦理与公民伦理的间离与互织、家族伦理与启蒙伦理的碰撞与嬗变、 性别伦理与女性乌托邦的困境与危机、 欲望中国与商人的道德伦理危机、话语困境与叙事伦理重构等视角切入，探寻小说是如何通过演绎隐含在文本中的伦理纠葛来揭示转型期新兴商业方式给社会带来的精神嬗变与伦理冲突，以及采用了怎样的叙事策略和话语方式探究应对嬗变与冲突之策、揭示自身的美学意蕴与文化价值，为当代小说批评拓展了新的研究视域，提升了小说批评的理论品格。
序言
文/谭桂林（南京师范大学教师）
自1978年改革开放起，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的转型期：一是体制转型，即中国由此前所处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社会转型，即由农业为主体的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3678.7亿人民币，经过40年的发展，2018年中国GDP已达900309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7亿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回望这段“奇迹”不难发现，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加速度”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开始的。这位老人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针对彼时人们心中的疑惑，重申了深化改革、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引领中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需要了解的是，1990年代以来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仍处于发展阶段，它带来的伟大的“中国奇迹”的背后是严峻的、充满挑战的历史进程，随之而来的市场化的社会现实、网络化的生存际遇更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政治生态、经济结构和文化形态的深刻变化，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物质的丰裕与精神的失落、人性的解放与伦理的背离等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共生的纷繁景观。这期间，商业的转型作为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极大地推进社会“商业化”进程的同时，最为集中地展现了社会转型期的伦理价值取向裂变和社会道德难题。
文学从来都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与商业化的社会进程相伴随，商业叙事成为了转型期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着力于描写商人形象、展现商业活动与商品经济风貌的商业叙事以如火如荼之势在转型期的中国小说中兴盛，且日益呈现类型化特点，即成为了“一组时间上具有一定历史延续、数量上已形成一定规模、呈现出独特审美风貌并能在读者中产生相对稳定阅读期待和审美反应的小说集合体。”当然，无论是类型化的还是纯文学化的，这些涉及商业叙事的作品，有的以商业活动为主题，有的以商业活动为背景，在共同讲述转型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商业故事，演绎人性欲望与商业道德、经济理性与伦理传统之间的重重纠葛。由于商业叙事现象蕴含了转型期这一特定文化语境中丰富的伦理内容，揭示了身处商业社会的人们复杂的道德焦虑、伦理困扰、心灵裂变与生存困境，彰显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因而引起了学界的密切关注和研究热情。本论题的研究正缘起于这一文学现象与批评现实。全书立足于文学的伦理批评，通过整体观照转型期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考察文化传统、伦理取向与商业生活的互动关系，探究社会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成规与伦理话语特性，藉以揭示新的商业方式给社会带来的伦理冲突与精神嬗变，从而把握商业叙事作品的审美特质与文化价值。
伦理批评的起源可追溯至古希腊，不论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强调以政治、道德和宗教标准去考量艺术问题并呼喊“将诗人逐出理想国”的“三重标准”论，还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模仿高尚的人的行动能够净化观众的情感”的“净化”说，它们都被视作西方伦理批评的雏形。但是长久以来，伦理学与文学间的融合在西方并未真正得以实现，直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道德评价在文学中日渐占据重要地位，伦理批评才开始拥有一席之地。不过，因其研究重点和方法未能被纳入主流，文学伦理学的研究热潮自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又走向衰落。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学的“伦理转向”，伦理批评再度在西方复兴，且开拓出新的发展空间，即注重“伦理批评”的实践——从对传统道德的研究到对作品进行伦理分析的转向。在中国，对文学进行伦理批评的历史源远流长，譬如孔子关于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的评论就是在伦理视域下对《诗经》作出的批评，这也充分说明中国文学与伦理建构的密切关联。细究起来，无论是《毛诗序》中的“诗以美刺”，还是后人总结的“文以载道”，都说明，自先秦时期起，对作品进行伦理评判早已成为中国文学的批评之法，只是这种批评的文学理论色彩不够鲜明。
从文学本身来看，用狭隘、单一的道德观念评判作品固不可取，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在本质上与伦理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文学的产生首先源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源于人类共享道德经验的期冀。为此，提出“叙事伦理学”概念的学者刘小枫曾直言：“一种叙事，也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构想。”他甚至认为，“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就在于一个人进入过某种叙事的时间空间，他（她）的生活可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道德的实践力量是理性伦理学没有的。”文学必须回归其伦理本质，由此出发，当代学者聂珍钊在批评领域率先创设文学伦理学批评，这种从伦理视角来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已将伦理批评发展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批评理论。需要说明的是，正如聂珍钊教授所指出：“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要从伦理的角度去分析文学描述的生活现象，阐释其存在的道德原因，揭示作品展现的伦理选择，并对其作出价值判断，进而把握作品的“生命感觉”（刘小枫语）。
正是基于上述目的，从把握作品的“生命感觉”这一要义出发，本著作立足文学伦理学批评，汇聚社会学、女性学、叙事学、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研究视角，以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关涉商业叙事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以此类文本中纷繁复杂的伦理“冲突”为切入点，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学叙事变革的关系，对小说的商业叙事进行伦理解读和伦理追问，探寻小说是如何通过演绎隐含在文本中的伦理纠葛来彰显社会转型的“商业”特性，以及采用了怎样的叙事策略和话语方式揭示自身的美学意蕴和文化价值。
在转型期的中国小说中，涉及商业叙事的作品数量之多、品类之繁不胜枚举，但概括起来其表现形式无外乎两种，一是小说的类型化，即专事商业题材演绎和商人形象书写；二是基于人性探索、着力于呈现人的精神冲突而在纯文学小说中开展的商业叙事。凡此，皆是本书予以观照和考察的文本素材，论述中一般以小说的商业叙事名之。但为表述之便，对于第一种类型化特征明显的小说，本书亦称之为“商业叙事小说”，这一命名的蕴含倾力于商业经济活动在叙事中的介入、连结与导向作用，着力于经济理性、商业精神及其文化底蕴即“经济与文化理性”的彰显，且为表述更精准、简洁，对其中采撷野史传说点染成篇、彰显经商大族历史传奇的小说，用“商史小说”名之。
围绕社会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景观，以伦理批评为研究视域，全书从六个方面开展论述。
一、审视商业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互渗与或缺。市场经济的推进不仅催生了现代商业精神，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与享乐主义思潮亦迎来全面扩张。工具理性与市场经济的夹击、享乐主义与消费社会的绞杀，引导着人文精神在“失落中生成”、在“生成中失落”。为此，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正视经济增长、科技发展与人类生活的真正目标之间的矛盾，在商业精神的宣扬中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及其独特的伦理感觉，展示了作品的人文关怀；但同时也满足于碎片化的生存经验描述，屈从消费文化逻辑，让欲望叙事的狂欢化替代了对人物心灵的抚慰，人文精神由此严重缺失。这一部分主要通过考察人文精神在商业叙事小说中的“失落”与“生成”，凸显转型期社会对人文精神的呼唤。
二、阐释财富伦理和公民伦理的间离与互织。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往往注重阐释义利关系，畅谈创富神话，讴歌商人的冒险精神，并通过商人的商场逐利行为诗意地阐释现代商业社会的财富伦理。然而小说的现代性诉求又不可避免地演绎财富伦理和公民伦理之间的间离与互织，从而造就了商业故事中发家致富与回报社会、追名逐利与散财行善、江湖意气至上与法律意识优先等多元文化心理和伦理行为对立交融的复杂景观，艺术化地呈现了人们在财富活动领域中的种种伦理困境并予以其自觉批判，它同时也表明，经济理性失范的救赎之路，也许在于道德伦理，但也许就在其自身。
三、解读家族伦理和启蒙伦理的碰撞与嬗变。转型期商贾家族历史故事大规模登场，一方面构筑中国民族工商业起源的创世神话，塑造秉承家族伦理的“士魂商才”型的儒商形象，给予当代商业社会以道德教喻；另一方面，在国族伦理宏大叙事中裹挟个体维护自身尊严体现自身价值的现代故事，演绎启蒙伦理的真谛，继续传承了五四以来中国小说家族故事的讲述模式——伦理主体在家族伦理和启蒙伦理的碰撞冲突中的矛盾境遇。与此同时，在五四启蒙伦理的冲击下，中国家庭伦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孝道的断裂与父亲形象的式微。对此，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商业叙事中家庭伦理的频频“失语”与“缺席”，不仅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家庭伦理面临的重重危机，同时亦警示，家庭所拥有的积极伦理作用及其正面价值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始终没有得到充分肯定，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
四、揭示性别伦理和女性乌托邦的困境与危机。转型期的中国小说书写“商业出击和爱情奔袭”的女性经验，在独特的性别话语空间中积极言说性别意识、性别抗争等文化问题，彰显了现代女性主体精神建构的华彩，同时也构筑了一个个现代女性解放的乌托邦神话。说乌托邦，是因为透过小说文本不难看到消费文化与男权主义传统对女性商界生存的共同挤压，女性生存呈现出异化与物化两种倾向，她们中的大多数仍未能摆脱波伏娃所言的“他者”身份。而商史小说所塑造的众多英姿飒爽、驰骋商场的女性虽具有“母神”般的伟大力量，却并未获得合法的个体身份，她们拼杀商场的合法性实质上还是儒家性别伦理中“孤雌纯坤”的女性境遇的延伸。因而，商业叙事中现代女性解放的神话实际上暗含巨大的伦理危机，这种伦理吊诡现象的存在，无疑是源于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中女性主体精神的缺失。
五、剖析个体化的欲望中国与商人的道德伦理危机。转型期的中国人经历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二次脱嵌”，个体的欲望在中国社会第一次获得了合法地位，个体主义则以个人奋斗和个人疏离的方式开始闪亮登场，众多拥有“进取的自我”特质的商人在转型期社会亦在商业叙事小说中涌现，从一个侧面证明精明律己、自由追逐、积极主动等具有鲜明个人主义特征的人格形态在当代中国社会已被广泛认同。与此同时，消费主义的宰制和不断推进的社会商业化进程极大地刺激了“欲望的自我”的粉墨登场，个体欲望的及时满足甚至被视为一种个体权力，且作为价值取向同样为社会所认可，从而引发“大我”消解后商人的道德伦理危机。转型期小说在商业叙事中把握了这一变革的重要特征，它一方面反思个体主义文化演进所蕴含的“解放”的意义，热情勾勒商人群体重塑个体主义文化逻辑，在市场经济“境遇”中彰显个体意识释放个体欲望的生命感觉；另一方面，以袒露直白的欲望书写，直击并描述商海沉浮中金钱、权力与情色的物欲狂欢，藉以触及商人的人性与人生，揭示商业社会里的人们在责任伦理让步于快乐原则后的生存困境与心灵迷失。
六、论述转型期小说商业叙事的话语困境及其叙事伦理重构问题。转型期市场化的社会变革、传播媒介的多元化、社会审美趣味的多样与自由，从不同向度促进了小说商业叙事的繁荣，但同时也制约了它的思想深度、精神超越和艺术探求，作品往往失之于人性探索的深度、遭遇被简化的灾难、隐含传奇化风险、面临审美特质的消解。为有效化解危机，转型期小说的商业叙事不仅要以揭示社会伦理价值取向裂变的深刻性和演绎社会道德难题的丰富性，进一步彰显自身独特的文化与美学价值，更要在文人与商人的身份转换、多元文化与主流形态的变奏和协调、技术发展与人文传统的共生共荣、类型叙事与经典构造的艺术博弈当中重构叙事伦理，坚守小说创作的美学要义，探索市场化时代个人存在的精神深度，强化对个体生存困境的艺术反思和伦理表达，实现艺术创造上的自我超越。
商业叙事与伦理批评的复调协奏曲
——评杨虹的《社会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
文/陶倩（湖南工商大学研究生）
对于文学来说，每一次的社会变革都是文学革新的最好时刻。伴随20世纪末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变革与商业社会的发展，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逐步成为转型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书写形态，它或以商业为主题、或以商业为背景，讲述转型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商业故事，演绎人性欲望与商业道德、经济理性与伦理传统之间的重重纠葛，揭示商业社会人们复杂的道德焦虑、伦理困扰、心灵裂变与生存困境，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以这样的风景线为观照，杨虹教授的著作《社会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演绎了一曲关于商业叙事与伦理批评的复调协奏曲。
一、荒野上的“伦理”密林
1990年代以来，市场化如浓雾般渗透进中国社会，文学家敏锐的神经也触到了书写商业的无限价值。一时间，着力于描写商人形象、展现商业活动与商品经济风貌的商业叙事开始以如火如荼之势在转型期的中国小说中兴盛。
杨虹教授对此种文学风向的把握是敏锐的，批评是切中肯綮的。这种批评的精髓不在于它透视了商业叙事作品中的丰富现实，也不在于演绎了作品对社会新经济秩序与商业变革的生动观照，而在于它揭示了这一类“独特的叙事策略和话语方式”背后，文学与社会间流转着的精神嬗变与伦理冲突。也因此，尽管面对的是国内商业叙事小说研究的荒野，本就身为拓荒者的她，继上一本相关著作问世后，厚积薄发，用这本新著开垦出一片勾连着人文与经济、现实与精神、过去与未来的伦理密林。
没有迂回和晦涩，跨学科视角的切入既是研究商业叙事的底色，也是叩问文学如何讲述中国商业故事的一抹亮色。突破传统批评视界的方式在文学研究中并非独此一帜，杨虹教授评述的妙处是借伦理批评之径，窥得小说所书写伦理冲突背后的文化特性，不仅交代了文学叙事变革与人文精神的互渗何以可能，而且进一步展示了可能之后的种种作为：揭示财富伦理与公民伦理的间离与互织、家族伦理与启蒙伦理的碰撞与嬗变、性别伦理与女性乌托邦的困境和危机、个体化的欲望中国与商人的道德伦理危机。此种观照，既阐释了社会转型期伦理表征的多元形态与小说商业叙事中丰富复杂的伦理言说之间的对应，又凸显了伦理批评的学术视野和批判力度，提升了当代小说批评的理论品格，行文鞭辟入里，且无堆垛之迹。
二、乌托邦里的“批判”利刃
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发展到目前为止，已有陈规。杨虹教授除却在理论依据上择取伦理学的理论视域来剖析其精神特征与叙事伦理外，其最具文化价值的突围在于对女性乌托邦困境的剖析和论证。
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里，总有一条“伦理”之绳在牵引。因着时代语境的差异、作家禀赋的不同或其他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文学的商人书写历来较为贫乏，更遑论此间女性的独领风骚。至改革开放浪潮汹涌，众多女性跻身为商界弄潮儿，文学叙事相应观照频频，而商业叙事小说则独树一帜地展现了一种别样景观——性别伦理的危机。对此，杨虹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作品的这一特性：既书写“商业出击和爱情奔袭”的女性经验，在独特的性别话语空间中积极言说性别意识、性别抗争等文化问题，彰显现代女性主体精神建构的华彩，同时也构筑了一个个现代女性解放的乌托邦神话。名其为“乌托邦”，是因为透过小说文本既可窥见消费文化与男权主义传统如何共同挤压现代女性的商界生存，使得女性生存呈现出异化与物化两种倾向，她们中的大多数仍未能摆脱西蒙· 波伏娃所言的“他者”身份；也可透视商业历史长河中众多英姿飒爽、驰骋商场的女性在拥有传统宗族文化所供奉的威严的“母神”身份的同时，却从未获得合法的个体身份。如此一来，商业叙事中现代女性解放神话暗含的巨大伦理危机便浮出地表了。这种伦理吊诡现象，无疑源于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女性主体精神的缺失。
只此一举，便可领略作者良苦用心。仅细致梳理女性的显在身份已颇费一番功夫，而旨在时代的变革中找寻伦理的诗性，并以女性学相拓展，让读者在行云流水间见证社会转型期间独属于中国的某种复杂历史经验，除论述的新颖独到外，其批评的“洞幽烛微”功力可见一斑。毋庸置疑，作者就是这样跨越古今间隔之先在，将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与现代商业精神一一纳入笔端，其中纹理，思接千载。
三、迷雾外的“反思”回音
就转型期中国小说中的商业叙事而言，即使它历经了兴起、兴盛至成功扎根于小说这片土地，我们似乎也无法忽视笼罩在它身上的双重“迷雾”。
20世纪末至今，巍峨的大厦和急匆匆的人流成为城市的标志，经济的突飞猛进对于社会价值体系的形塑打破了滋生于传统文化土壤的伦理道德的秩序，个体主义、消费主义与商业文化的盛行在带来个体“解放”狂欢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的“迷失”。这里存在一个缺乏灵魂指引和丧失方向感的时刻，旧有的“贱商”隔阂还未全然消除，新塑的商业精神仍在重构之中，“时代的迷雾”因此而覆盖于商业叙事中。文学从来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此时的文学创作已然开始青睐商业故事，商业叙事作品亦犹如摄像机，从不同场域摄入人欲、伦理与经济交织的深刻变化。但这种摄入，有时候正如杨虹教授所言“（部分商业叙事小说的作者）在强调形而下的生活具象时，连同形而上的艺术和哲学思考精神都丢弃了”，以至后来的研究者也明显察觉到，商业叙事作品在记录“大众化”“商品化”社会景观之时，也陷入了“一元化”“媚俗化”的必然中，而这，不妨名之为“书写的迷雾”。
发现迷雾，当拨开迷雾。杨虹教授把握经济伦理与叙事伦理的重构需求，跳脱出此间纯粹的商业叙事，凝视并反思“叙事”背后的“叙事”，为“迷雾”送来“徐徐清风”。作者冷静地阐释商业叙事所揭示的伦理困境，反思文学的广度、人性的深度以及叙事伦理的重构意义与价值，由浑茫而至于清晰之境。与此同时，在目下学界对于文学中的商业叙事批评聚焦不足、没有丰厚的学术资源可供借鉴的研究领域中，作者所做的远比其呈现的要多：面对商业叙事小说对转型期社会伦理价值取向裂变的揭示、对社会道德难题的演绎，既要敏锐探析，又不能困囿于此；而之后的叙事方向如何把握，审美的弥散如何找回，研究者更要做出回应。于是乎，揭示作品失之于人性探索的深度、面临审美特质消解的危机，从伦理建构的视角探究有效化解危机之策，成为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此不落窠臼的研究思维丰富了当代小说批评的范畴与内涵，亦为新世纪社会的伦理转向问题拓展了新的研究向度，为后继的商业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空间和讨论空间。
行文至此，《社会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所呈现的某种张力已然鲜明。不仅仅是伦理批评与商业叙事的复调协奏，不仅仅是肯定或否定新诞生且蓬勃的叙事元素，在全景化的伦理反思中，它传递了一种高于文学却又融于文学的时代的回音，也恰是这风格独特的回音，使得一片原本贫瘠的文学研究之地，如今也有葱郁之像矣！
杨虹，湖南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研究生教育评估监测专家库专家，湖南省湘商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城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商业文化教学与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17项；出版学术专著3部、合著与教材等14部；发表论文70余篇，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的文学与商业文化研究等课题多次获省领导批示。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国家级、省级奖共9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