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和城评《中国出版家·夏瑞芳》｜被暗杀的商务印书馆创始人

《中国出版家·夏瑞芳》，黄嗣著，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398页，104.00元

一

夏瑞芳最早的传记，当数蔡元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与蒋维乔《夏君瑞芳事略》。可惜只是两篇纪念性短文，涉及内容不多。此后，商务老人的回忆对夏或多或少都有所提及，夏逝世后报刊上也有若干纪念文章出现，但只能算做传记素材，并非完整的传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研究商务馆史的人多了起来，关心夏瑞芳的研究者比较多集中于被刺真相的探索。前几年出了本《典瑞流芳——民国大出版家夏瑞芳》，号称第一部夏瑞芳传，但从内容到体例，跟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名人传记尚有很大距离。直到最近黄嗣先生所著《中国出版家·夏瑞芳》一书问世，这一局面才得以改变。我以为，黄著才是到目前为止最新最全的夏瑞芳传记。首先在于作者对传主一生的定位，有完整、准确的界定。

作者在该书“前言”里写道：“对于夏瑞芳的评价，本书有如下定位：第一，他是创办商务印书馆的发起人；第二，他是商务印书馆商业帝国的总设计师；第三，他是商务印书馆运营的总指挥；第四，他是爱企护馆的殉道者；第五，他是百世流芳的出版家。”（前言，第2页）接着，逐条加以概述。全书七章、二十六节，正是围绕上述定位而展开的史实阐述，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夏瑞芳这位百世流芳的出版家的传奇人生。我尤其欣赏对传主“爱企护馆的殉道者”的定位，因为“他所守护的，不是个人私产，而是中国近现代的一座文化重镇。他所殉之道，是商务印书馆所担负的传承文明、扶助教育的历史使命，是奋发自强、教化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前言，第8页）。这样的深刻分析，在以往对夏瑞芳的评价中很少见到。

夏瑞芳像

从一个农村贫苦孩子到中国最大出版公司总经理，夏瑞芳的人生充满着传奇色彩。他的英年早逝与卷入民国初政治有关，虽然被迫卷入并非他的意愿，但毕竟在他的经历中又添了一个传奇谜团。

二

夏瑞芳作为商务印书馆主要创办人和运营总指挥，初创时期所建功勋尤其卓著。黄著在“初创大手笔”一节分四层意思陈述：（一）迁址打基础，（二）《华英初阶》与《华英进阶》，（三）“收购”修文书馆，（四）祸兮福兮：“北京路馆屋失慎”。这几个商务馆史上老生常谈的题目，在作者笔下有了新意，关键增加了新史料。

商务印书馆迁移告白（《中外日报》1898年9月12日）

商务从江西路德昌里迁址北京路顺庆里，本来顶多一两句话就可结束，作者却引用了宋耀如传记《宋氏家族第一人》的一段生动描写，读来兴味盎然。不仅说明迁址得到当时上海印刷达人宋耀如的帮助，而且显示出商务创业之艰难与夏瑞芳筹划的周密细致。这一大段文学色彩很浓的描写，我开始有点怀疑：真的吗？夏传作者显然也注意到了，写道：“这个故事的主体和情节，在逻辑上是成立的。”（32页）从夏、宋教会活动的交往，宋耀如后来又是商务股东来看，不能排除这一可能。“至于北京路顺庆里的厂房是不是宋耀如赞助的，宋耀如是否还给了商务印书馆几部机器和印刷业务，还有待更多的史料予以佐证。”（33页）作者留有了余地。

商务印书馆《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书影

黄著较好地利用了商务早期广告，证明夏瑞芳在经营理念上已开始进入现代企业家的行列。这些商务早期广告之前很少有人注意，也属于新史料范畴。商务初涉图书出版，始于编印《华英初阶》与《华英进阶》，夏瑞芳的擘画至关重要。编译人谢洪赉与商务的关系，《初阶》《进阶》等书的社会影响，黄著都有详细叙述。其中引用夏瑞芳女儿夏璐德回忆其父学英语、谢洪赉女儿朱谢文秋所撰其父行谊，都是少见的第一手材料，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不过有一处提法值得商榷，称《初阶》《进阶》“这套书曾被张元济送到宫廷之中，成为光绪皇帝学习英语的重要读本”（41页）。材料出于邹振环《光绪皇帝的英语学习与进入清末宫廷的英语读本》一文。有研究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档案里，发现一份光绪皇帝1907、1908年内务府“呈进书籍档”，其中有《华英进阶全集》等三种商务版英语读本。邹文联系时已成为商务灵魂人物的张元济，推测说“张元济一定做了精心的安排”，但并未说被张送进宫。戊戌变法时期，张元济作为总理衙门章京，确实为光绪皇帝“呈进”过新学书籍，但《华英初阶》初版时，张元济已被革职离开北京，十年后出现在内宫的《华英进阶全集》等书，也没有证据与张元济有关。其实，笔者以为只需引证“呈进书籍档”，足够显示《初阶》《进阶》的影响，断言“被张元济送进宫廷”反倒有蛇足之嫌。

夏瑞芳成功收购日资修文书馆，实现了中国印刷业首次使用纸型印书零的突破。涉及人物有印有模（商务第二任总经理）与三井洋行山本条太郎等，还涉及印刷史许多常识，黄著在叙述时条理清晰，交代来龙去脉亦简明扼要。商务投资《中外日报》，前后合作四年，反映夏瑞芳资本运作的深谋远虑和实际操作。最后双方不愉快地分手，原因复杂，故事很多，之前的商务研究较少提及。作者广泛搜集了资料，并利用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详细论述了合资始末与两家人物关系（184页至194页），较好补充了商务馆史上薄弱的一页。

顺便一提，全书整体处理传主与周围人物、事件乃至时代背景的关系上，是成功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枝蔓，不拖沓。1902年商务厂房失火的损失与保险赔偿问题，有不同记载，黄著梳理了各种史料，尽管仍有存疑，但得出基本结论：“夏瑞芳未雨绸缪的风险意识，为商务的发展带来了预想不到的好处。”（49页）这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值得称道。

三

商务印书馆印刷所车间内景

商务印书馆1903年至1914年引进日资，是商务发展史上一件大事。夏瑞芳始终是积极热心的推动者，也是促成合作的主导者。黄著除引证几位商务老人的回忆外，还发掘出几则较新鲜的史料。譬如，根据曾长期在上海天安堂担任牧师的张孝基回忆，此事牵线者中有美华书馆负责人费启鸿（鲍咸昌、高凤池的老师）。又如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对日方外交文件和金港堂后人的调查，证明：“对商务印书馆的投资，是属于原亮三郎个人的，与金港堂书店无关，不是两家公司的合作……”（92页）作者又列举后来收回日股时执股人清单，说明与商务合资的不是金港堂企业法人，而是十几位自然人投资，尽管大多数与金港堂有关（90页），商务董事会成员中有日方人员，但始终不占据主导地位（93页）。这样的分析具有可信度，纠正了长期以来商务馆史研究上的一个误区，即认为是商务印书馆与金港堂书局两家企业之间的合资。正因是自然人投资，后来夏瑞芳收回日资虽则艰难，但未惊动两国官府。作者又印证了合资后曾在香港注册，不久又取消等种种细节，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这场一百多年前“主权在我的合作”复杂过程的认识。

黄著对商务1903年至1909年董事会组成列有一表（93页），但没注明来源，实际上是以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一书中开列的名单（26页）为主要依据整理而成。这样重要的材料，汪书却不标出处，令人生疑。股份制企业组成董事会一般都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早期商务印书馆股东会记录不像后来那样规范，也没在报纸上发新闻，造成某些年份的空白。现存商务股东会最早记录，始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廿六日（1905年3月31日），出席董事兼经理夏瑞芳，董事原亮三郎、加藤驹二、印有模，共四人。显然这是上一年（1904年）推举的董事，汪书开列的1903年董事名单与1904年同，又称推举时间“不详”，极大可能是由1904年名单“推导”出来的。商务与金港堂合资始于1903年接近年末的11月，那一年是否有股东会都是问题，没有根据的推演不足为训。

遗憾的是，商务印书馆股东会记录尚未整理发表，给研究者带来不便。据笔者所知，商务馆史室还藏有一册老商务《编译所会议记事册》（第一号）。记录的正是与金港堂合资初期（1903年12月至1904年）编译所的工作，可以补充许多商务早期出版活动第一手资料。中方参加者除张元济外，夏瑞芳、鲍咸昌几乎每次都到，日方小谷重、原亮三郎、加藤驹二、山本条太郎，也是必到的人员，后来又增加高梦旦、长尾槙太郎等。夏瑞芳不是旁听者，而经常参与热烈讨论，积极提建议，十分活跃。如蒙学课本要不要用方言，他的观点与张元济一致，认为不用方言为好。他还提出，拟印各种地图，印袖珍日记，拟办杂志，都是马上实现的提议。可惜黄嗣先生未能看到和利用这本记事册。

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照相部

商务印书馆多次遭难，原始档案本来已经很少，有部分还落入私人手中，研究者看不到原始史料。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记录已有上海社科院历史所陆续整理，刊登于《上海学》丛刊，上述股东会记录与编译所记事册，希望收藏者能早点组织力量整理并发表，供研究者使用。只有真实的史料得以传播，才能避免错误信息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四

黄著第四章“鸿业远图”对传主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的贡献，作了全面的论述，肯定商务董事会、经理层和监察人三权制衡的治理模式，同时指出其不足，认为“在后来的‘橡皮股票’风潮中，商务的监察人看起来是缺位的，没能有效履职以降低企业损失”（120页）。这样的分析给人以启发。

说起“橡皮股票”风潮，反映在夏瑞芳身上时间很短，仅一年左右，却是商务印书馆第一次面临的重大挑战。无论商务馆史，还是危机处理掌舵人张元济的传记，都无法回避，夏传更是必须面对的话题。过去受“为尊者讳”影响，加上史料不足，商务研究很少有人提及此事。关键证据是当时在欧洲考察的张元济给郑孝胥、印有模与高凤池等人的数封通信。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元济研究刚兴起，这批信件尚未公布，因此，最早的两部张元济传记——《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王绍曾著，1984年）与《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汪家熔著，1985年），都没有涉及“橡皮股票”事件。张树年先生主编的《张元济年谱》（1991年）第一次披露了张元济的这些信件，明确指出“夏瑞芳卷入橡皮股票风潮而亏欠事”。但却遭到汪家熔的无端责难，点名批评《张元济年谱》，“说夏瑞芳在1910年动用公司公款去炒股票，亏蚀巨款导致变卖公司资产，又使流动资金短缺，云云”，“本是无聊文人‘报屁股’文字”，轻描淡写地说：“其实，所谓1910年‘股票’事，是‘陈逸卿事件’导致的上海金融危机，夏瑞芳当时的股票买卖不仅没有亏蚀，而且赚了相当大一笔：40多万元。”令人惊骇的是，这些歪曲《张元济年谱》原意、淡化橡皮股票风潮危害的话，被堂而皇之地写进《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汪先生在“正史”中不承认夏瑞芳曾卷入风潮，却另在杂志上大谈“橡皮股票风波中的夏瑞芳”，披露他持有的“独家”材料。笔者作为《张元济年谱》编著者之一，当时曾撰文回应。

黄著第五章“克艰奋进”，开篇为读者截取一幅1909年商务的发展图，点明“福兮祸所伏”的道理，第一节即“‘橡皮股票’风潮”。作者通过“‘橡皮股票’的疯涨和暴跌”“资金拆借起祸墙”“危机处理”与“善后措施”几个层次，陈述了夏瑞芳和商务印书馆卷入风潮的全过程。宝兴公司——沈继芳——正元等钱庄倒闭——清偿债务，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结论是：夏瑞芳炒股确实曾赚了约四十万两，但“不久之后，因为夏瑞芳做房地地产投资用人不当，加上橡皮股票风潮的冲击，夏瑞芳不仅赔光了炒股所得，还不得不抵押自己在商务的股份来清偿债务”，最后倒欠商务十万两（221页）。作者引用已整理刊出的商务董事会记录、严复来信、夏瑞芳给张元济的信及便条等原始史料，清晰地勾勒出夏瑞芳与商务在风潮中的损失真相。这一切事实，绝不能为“无聊文人‘报屁股’文字”所抹煞。

“橡皮股票”风潮中夏瑞芳致张元济信（现藏中国新闻出版博物馆）

张元济的海外来信、郑孝胥日记的记载、张元济致日本股东的信，等等，黄著均有引证，材料丰富，分析到位。作者指出，由于缺乏资料，某些细节尚有疑点，这也很正常，学术研究本就是有几份材料说几分话，不说过头话。

五

夏瑞芳作为爱企护馆的“殉道者”，传记少不了要对他被刺的经过与原因有清楚交待。以往商务馆史很少着墨夏瑞芳遇刺的背后原因，史料不多恐怕不是主要的，而是怕伤了反袁革命党人的“政治正确”，又涉及夏瑞芳等实业界人士请洋兵进驻闸北，犯了“勾结侵略势力”“出卖主权”的大忌，于是只能避开这个地雷阵。

黄著不信这个“邪”，而是从当时报纸报道、当事人日记、家属回忆等材料着手，梳理出一幅清晰的夏被刺背景图。作者也分析了商务不敢追究幕后真凶的缘由——投鼠忌器。“二次革命”陈其美司令部进驻闸北，夏瑞芳等十五位实业家联名请万国商团派兵驱逐讨袁军，是为保护自身利益，被迫如此。从而得罪了陈其美。陈就是暗杀夏瑞芳、威胁其他商界人士的幕后主使人。民国初盛行暗杀政治，革命党人自身虚弱，又滥杀无辜，制造恐怖，更是不可取。这里引证黄著一段有观点、有证据的精彩记述：

上海棋盘街商务印书馆发行所

尽管作为当事人的张元济以及他的好朋友蔡元培，都在有意识地回避暗杀夏瑞芳的事实真相，但夏瑞芳被陈其美派人暗杀，在当时已不是秘密。商务元老高凤池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彼时，陈英士为上海都督，领有军队约千名，欲移驻闸北。此项军队纪律不严，闸北工商界虑其扰害不利，于是运动领事团出而反对，夏君亦发起反对之一。陈氏曾迭向夏君借款维持军饷，夏君拒之，因之怀恨甚深乃使死党狙击之。”高凤池非常明确地说出了暗杀事件的真相。不过天理昭彰，暗杀别人的人，最后也逃不过被暗杀的结局。就在夏瑞芳被暗杀两年之后，1916年5月，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身亡。江苏武进人许指严，在1918年由上海清华书局出版的《新华秘记》中明确指出：“英士未得志时，为所暗杀者如汪云卿、金琴孙等。既得志后，又杀陶焕卿、夏瑞芳等。稍知沪上旧史者，皆能道之……当陈被刺后，沪人大半数均称快意，绝不为之鸣冤，盖因被害者多，久犯众怒也。”一句“沪人大半数均称快意，绝不为之鸣冤”，道出了众多对暗杀手段怒不敢言者的心声。（310-311页）

夏瑞芳孙女夏连荫曾当面询问陈其美侄子陈立夫，她祖父被暗杀的原因，陈立夫避而不答。而陈立夫本人的回忆里，认为夏瑞芳是袁世凯的支持者，实际上承认了暗杀主谋就是他的叔父。黄著对这几种少见的史料都作了引证（306页）。历史研究讲求真相，不为所谓的“政治正确”涂脂抹粉，才是应取的态度。

夏瑞芳灵堂摄影（1914年1月）

夏瑞芳全家福照片

有研究者称夏瑞芳是出版史上的“失踪者”。此说值得商榷。什么叫“失踪者”？譬如一些中小出版企业的创办人或经营者，事迹湮没，甚至名字都没留下，需要我们去寻找、去考证。夏瑞芳不是。翻阅与近代上海有关的各种大小辞书，哪一本没有夏的小传？蔡元培都为他写过传记。包括《上海出版志》在内出版史研究专著或论文集，凡提到商务印书馆，怎么少得了创办人夏瑞芳呢？各式各样商务馆史资料汇编、文集、年谱，又哪一本没有提到过总经理的名字？夏瑞芳并未“失踪”，只是由于年代较早，本人又英年早逝，留下的史料相对比较少，又淹没在浩瀚的史海之中，需要有心人去“打捞”，去整理。黄著全书二十八万八千余字，传主的传奇人生尽收眼底，都有事实做支撑，说明夏的史料并不少，问题在于能否发现。作者利用传统商务研究成果的同时，努力发掘出许多新史料（包括夏逝世后追悼、纪念的许多材料），笔者以为，这是黄著最大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