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圆桌｜知识、观念与思想：跨域/跨国流动与文明互鉴
自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知识、观念和思想的跨域流动就以超越人们想象的方式深刻影响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而在全球互动交流愈加紧密的当下，思想观念的全球流动已经成为各文明、各种族、各国、各地区之间进行平等对话的前提。为此，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于2021年11月2日举办学术圆桌对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解读和研讨。
本文整理自“知识、观念与思想：跨域/跨国流动与文明互鉴”学术圆桌录音记录稿，该会议由上海大学郭丹彤教授主持，特邀复旦大学黄洋教授、复旦大学李宏图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徐善伟教授、复旦大学金寿福教授以及上海大学柴彬教授作为主讲嘉宾。
会议现场
郭丹彤教授以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的名言“观念是世上流动性最大的东西”作为开场语，接着通过马克思在精神交往论中的一句话“我们去交往！”指出思想观念的流动一刻也没停止过，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最古老的苏美尔文明兴起开始，以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为代表的古代近东文明便呈现出以宗教为主要表征的思想观念上的互动交流，至古典时代后期的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交流互鉴，后经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琐罗亚斯德教传入中亚、伊斯兰教在犹太-基督教影响下得以产生、8世纪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入中国，到新航路开辟以来，被称为“全球18世纪”的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直到当下的全球互动，全球流动和全球相遇的时代，无不昭示着知识、观念和思想的跨域流动。与此同时，思想观念的流动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开放性的议题。
一、五位学者的现场发言
李宏图教授从宏观角度对全球思想史理论进行探源、分析和解读；黄洋教授、徐善伟教授、金寿福教授和柴彬教授则分别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以微观的个案研究解读了知识、观念与思想的跨域流动。五位教授着重讨论了思想观念是否存在全球化的问题以及文本问题，最后落脚于文明互鉴这一核心问题上，即不论知识和观念的传播与流动是否存在误差和再创造的情况，文明的交流互鉴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思想观念的跨域交流最后将形成一个被普遍接受共同文本，成为文明间平等对话的前提。
黄洋教授（复旦大学）：
黄洋教授巧妙地选取鲁迅于1903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作为切入点，围绕“斯巴达之魂”在近代中国的回荡，展现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古典文化的吸收、转化和现实利用。他指出，鲁迅发表《斯巴达之魂》，与1903年俄国撕毁与清政府的协议，继而图谋吞并东三省而引发留日学生抗议有关。面对列强的入侵和压迫，群情激昂的留学生致电袁世凯，援引希波战争中著名的温泉关之战表达誓死护国的决心：“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紧接着鲁迅在留日学生主办的《浙江潮》杂志上发表《斯巴达之魂》，讲述了温泉关之战的故事，通过歌颂斯巴达三百勇士以死拒敌的英雄气概，来唤起青年留学生血性。
黄洋教授认为，在积贫积弱的中国遭受列强蹂躏，面临列强肢解的危难时期，爱国青年呼唤勇武的精神，需要视死如归的楷模激励他们，而希罗多德记载的斯巴达三百勇士的英勇事迹正好符合了这种需要。可以说，尚武和勇武是那个时期的仁人志士共同的追求。梁启超同样标榜斯巴达的尚武精神。在鲁迅发表《斯巴达之魂》的前一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斯巴达小志》，提出“故尚武精神，为立国第一基础，认者所同任矣……斯巴达实乃今日中国之第一良药也。”包括鲁迅在内的留学生很可能也受到了梁启超的启发。
在说明这样的背景之后，黄洋教授再回到鲁迅，指出他肯定是通过日文版著作了解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的温泉关之战的。显然鲁迅的了解不乏准确性，但他却并非一味复述希罗多德的记叙，而是进行了艺术的加工，虚构了克力泰士之妻自杀明志以敦促他重归战场的故事。文中的克力泰士痛改前非，知死而后勇，最后战死于浦累皆之战（即公元前479年的普拉特亚之战）。黄洋教授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加工，进一步渲染了斯巴达人崇尚勇敢，对懦弱的行为不齿的精神。这一加工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对西方古典传统的重新利用。
李宏图教授（复旦大学）：
紧接黄洋教授的话题，李宏图教授认为，自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1903年，严复和马君武翻译了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他们的翻译在当时的条件下已属不易，严复就说过“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但由于自身的知识框架、思想框架以及特定的语境还是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误读”。由此，李宏图教授提出了“误读是否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认为在全球思想史的语境里，误读并非仅仅就一定被视之为是一个缺点，反而可以将其视之为是一种创造性的文本来进行研究，即成为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文本。这也体现了全球思想史研究一个特点，在误读中所形成的文本实际上体现了翻译者既有的意图，和希冀达到的效果，因此，这一误读的文本也更富有张力和丰富性，成为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的一种文献。
从全球思想史研究出发，李宏图认为，就其形成而言，全球思想史研究还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最近十余年刚刚开辟。一批不满欧洲中心论的学者开始从非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出发来思考“欧洲的思想怎么传播到全世界？怎么变成世界范围的一个普遍接受？”的问题，同样，欧洲学界自身也在思考这一问题中转向了全球思想史，例如昆廷·斯金纳就提出如何跳出英语世界的空间范围来思考思想史研究。在这些合力下，从而诞生了全球思想史这一新兴领域。目前在欧洲，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应是英国的圣安德鲁斯大学。
伴随着全球思想史研究的“全球转向”，拓展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对于文本、概念和观念的流动，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应该落脚于思想的翻译和接受？还是落脚于知识观念传播和吸收的过程？李宏图教授认为，即使是反对欧洲中心论，也需要从欧洲的角度出发来探析欧洲的观念是怎样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同样，这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流动，例如中西方观念的流动就是一种双向的接受与影响。以此立足点出发，我们要思考如何突破多重语境的限制，在“全球性”和“历史性”两个维度下展开研究，并在“理解”和“阐释”的不同层面上探讨思想观念的流动传播与接受。这一研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当然也是充满想象和乐趣的一个研究空间。
徐善伟教授（上海师范大学）：
徐善伟教授则通过索莱兹伯里的约翰艺学观来讨论古典文化在中世纪的流转。他指出，地中海对于欧亚北非大陆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有着众多的文明，还是文明交流最为频繁的地方，由此至19世纪整个地中海文明实际上出现了“同化”的现象，他们的宗教和逻辑思维是统一的，其中又涉及到阿拉伯人在知识的传播上所起到的作用。
十一世纪晚期和十二世纪古典文化的复兴，展现了当时人们对古典学过分的热情，不仅把古典学家视为权威，还将他们奉为经典。在此基础上再来探析艺学的内涵，能更清晰地看到艺学所传达的思想观念。所有的艺学都被包括在三艺和四科里，是滋养理性并使之发展的知识，古人之所以重视艺学教育，是因为他们期望实现人的解放而投身于智慧之中，以使人的心灵拥有较大的自由并专注于哲学之中。艺学的产生是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美德与幸福，在此基础上学习艺术学科是能使人拥有高贵的品性，并有助于人类福祉的，艺术学科对智慧和自由的追求也使得它不会被用于谋利，也不会被卷入争斗，在此意义上信仰和理性实则是相容的。基于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艺学能在后世仍旧备受人们青睐，艺术学科容纳的精神内核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金寿福教授（复旦大学）：
金寿福教授提出，观念能否传播需要两个要素，首先是一个原型的存在，比如黄洋教授刚才讲到的与“温泉关战役”相连的“斯巴达之魂”，其次是接受者从这个原型中发现了为其所用的价值和进行建构的可能性。在原型存在的前提下，接受者对此有着现实需求并根据自身所处环境进行特定的解读，这与之前李宏图教授所提的“误读”中的一种是对应的。误读实际上有两种，其一是源于接受者的理解能力和知识储备不足，另一种是接受者出于特定的目的故意为之。针对今天这场圆桌会议的主题“知识、观念与思想：跨域/跨国流动与文明互鉴”，金寿福教授结合自己从事的研究领域，提出和强调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刚才所说的“误读”能够创造一种全新的知识，而且许多时候，这种知识具有的能量和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
以象形文字的破译为例，在埃及学诞生之前，古埃及对欧洲人并不陌生，只不过他们有关古埃及文明的知识根据自己的需求经过了长期的筛选和加工。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埃及文明并没有因为法老历史的结束而终结，而是在西方以别样的形式存续并不断得到新的解读和重构。从柏拉图的著述中可知，在他生活的时代，古希腊人很清楚象形文字实际上是一种字母文字，加上埃及第26王朝时期，尼罗河三角洲出现了专供希腊人经商的城市，对此时的希腊人来说，象形文字绝不是“天书”。有意思的是，基督教传入埃及以后，皈依这个新兴宗教的埃及人以为原有的“图画文字”违反基督教禁止偶像崇拜的教规，遂用希腊字母转写象形文字。及至新柏拉图主义兴起之时，古埃及圣书体象形文字被赋予无限的神秘性。在寻找人类失去的远古智慧的人士眼里，象形文字蕴含上帝创世时赐予人类的知识，金字塔被解释为大洪水前的建筑，狮身人面像拥有一把能够引导人类重返黄金时代并重获失去的智慧的钥匙。不难看出，以上联想和构建出于欧洲人自身的需求。不可否认的是，由此生成的知识对中世纪欧洲人深入探讨基督教的起源和全面考察基督教文化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历史和宗教语境中，《赫尔墨斯文集》应运而生，它糅合了古埃及的宗教特别是密宗因素和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根据学者们最新的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广泛流传的《赫尔墨斯文集》吸收了不少祆教的内容。在沙普尔一世统治时期，为了巩固王朝的文化身份和强化自己的话语权，萨珊王国的文人们在兼有埃及和希腊色彩的《赫尔墨斯文集》加入了波斯文化元素。《赫尔墨斯文集》在欧洲宗教演变和现代知识体系确立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文本生成的路径中不难看出，观念的传播和知识的创造必须经历非常复杂的过程，原型的形塑、规范作用和接受者的主观意念及创造性再生产在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接着，金寿福教授谈到了犹太人出于自身需要而虚构了《出埃及记》。这个对犹太人和犹太文化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基于古代以色列人命运多舛的经历，在犹太人保持民族传统和争取生存权利的历史长河中，这个虚构的故事构成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动力。
由此，金寿福教授也提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为追溯和探究历史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过需要考虑的是，尧舜禹时期的神话传说是中华文明宝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三位富有智慧和贤明的祖先长期以来被后世君主奉为楷模，受到民众的爱戴，他们的形象受到重塑，他们的功绩被不断建构，由此产生的知识绝非纯粹的历史知识所能比拟。正如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三位以色列先祖一样，尧舜禹长期以来扮演了炎黄子孙元祖的角色，成为中国人确立身份的重要依据，他们是中华文明的脊梁骨，远远超出了历史维度。
柴彬教授（上海大学）：
柴彬教授以戏剧为抓手，思考了近代早期英国教会与国家在对戏剧的控制与反控制问题上的相互博弈，以及其中所呈现出的统治理念上存在跨域间共性现象等问题。国王与教会对于戏剧控制权和主导权的争夺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存在，尤其是教会，为了实现通过宗教剧来宣扬道德和宗教意图以及社会教化的目的，教会对戏剧从形式到内容都进行了严格且细苛的控制与约束。至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新教运动更是较之先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加尔文在瑞士日内瓦建立政教合一的政府之后，便以反对奢侈为名积极推行了取缔戏剧和娱乐的严格措施。英国的清教运动也是如此，戏剧演出受到了清教徒严格的控制。都铎王朝时期则利用戏剧来演绎国家造神的都铎神话，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等历史剧的剧本也由此呈现出强烈的现实政治需求。至克伦威尔上台后，再次对戏剧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乃至1642年颁布全面禁止伦敦舞台剧的议会文件，全面叫停舞台剧直至克伦威尔死后才逐步恢复。
从教会和世俗政府争夺对戏剧的控制权这一案例，能看到近代早期欧洲的统治理念、统治思想和统治观念在不同的国度有着共性，既在时间上有着纵向的传播，又在不同国度和地理空间内有着横向传播。从管控戏剧中体现的反对奢侈和娱乐化的思想观念，从欧洲近代早期一直追溯到中世纪晚期，在各国之间存在统治理念的相互影响，这种跨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戏剧管控上，而且还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等各个领域，是思想跨域传播的一种体现。
二、现场对话与回应
基于五位教授的主题发言，聚焦于全球思想史的相关问题、文本理解和阐释所导致的误读问题、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以及文明互鉴等问题，现场学者之间以及现场学者与学生之间展开了深入对话。
会议现场
1.全球思想史相关问题
全球思想史是全球史的一部分吗？
这一概念界定的问题由郭丹彤教授提出，对此，李宏图教授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两者并非所属关系，如果在全球史语境下研究思想史是在全球史维度上进行的研究，而脱离了思想史独有的范式。思想史与全球史有交叉的部分，但它们都应是历史研究中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知识、观念和思想能否真正地全球流动？思想史能否全球化？
在李宏图教授对全球思想史概念进行定义的基础上，郭丹彤教授随之进一步提出了“思想观念是否能真正全球流动”的问题。
以误读为例，李宏图教授认为，这恰恰是观念流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本身即为全球思想史研究的问题和内容。思想观念在全球的流动是一个既成事实，互鉴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问题是不同语境中的观念流动能不能达到完全的融贯性理解，这是很难做到的。同时这也说明了交流的重要性，恰恰是不同语境中的交流才知识更接近其本身含义。如果不交流，就只能用想象去理解，从而与原本含义发生偏差。但若完全达到融贯性的理解，又是对知识本身文化基因的完全改变，这是做不到的。所以问题在于在某一层面上建立起一个共有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普世价值或共同价值。即便在一个共有标准下，不同文明实践它的路径也仍然存在差异性。所以共有价值和实践路径之间既有内在关联性又各自独立，既要看到多样性又要认识绝对性，在对待这个问题上需要仔细辨析。
2.文本的误读与历史的真实性
文本的误读是本次会议讨论的另一重点，文本的理解、阐释和翻译本身便反映了不同文明的观念认知，误读的发生恰是知识流动、传播和转化的一种最佳的研究素材。
紧接全球思想史的相关问题，郭丹彤教授进一步提出翻译是否能抹平语境和语意差异。李宏图教授认为，这其实涉及到的是理解跟阐释的问题，理解必须要逼真，逼近文本的真实，而展开阐释时却可以对此进行逻辑化和历史化的分析。文本的翻译又涉及到语言问题，因此语言哲学是重要的。关于具有衍生性意义的语言，在理解时要放在一定的语境里，但在阐释时却要跨越语言的边界。在具体语义上，首先要把它真实呈现出来，其次在语义的理解上则与意识形态有关，历史的意义和历史的价值有关。历史不都是真实的，找寻到最真实的那个事实，然后每个译者按照各自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来理解。多元的价值观会形成一个彼此博弈的多样化场域，由此形成的多样化文本和文本理解便成为思想史研究的极佳素材，能让人们从更丰富的角度看到思想在全球的流动以及所带来的内涵上的变化，并促使研究者将原来的文本处理成自身的理解。
郭丹彤教授和李宏图教授又针对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李宏图教授认为，历史是永远接近于真实，但却永远不会把“真”作为我们历史学的首要目标。他进一步认为，如果说全球思想史的现实意义是文明互鉴，那便要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只有在开放的心态下在相互的刺激、采纳、挪用、借用过程中才能创造的一个全新的事物。李宏图教授还认为，历史学习的最大好处就是让人们从唯一性当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他也认为个人的研究需要用唯一性来保持边界。
在现场听众提问环节，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博士后黄运关于误读的问题向李宏图老师提出问题：如何在研究中判断文本的误读？如何判断文本的误读是否是有意的错误？应怎样理解和阐释这种误读？如何避免过度解读传译过程中的误读?
对于上述问题李宏图教授的回应是通过比对翻译文本和原始文本，便能看出文本之间出现的偏差和增添，如马君武对密尔《论自由》的翻译，就增添了很多关于专制政府的内容，这便是马君武对文本进行的新处理。至于这种处理是误读还是一种再创造，则另当别论了。再回到文本翻译这一问题上来，多角度的史料是还原译者真正思想底色的重要工具。另外，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辨析翻译者的意图，需要从整个文本处理的过程出发。思想史需要按照历史学的方法进行，而并不仅仅是对文本的演绎，需要根据多种材料从多重关系和多重维度的角度来解析和判断，才能厘清误读的发生是否存在一个主观的有意识的选择。
在此基础上，应以什么态度来审视有意的误译和无意的误译？李宏图教授认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可以将这种误译视为新的文本。无意的误译可能是基于语言的不同理解而导致了处理的差异性，有意的文本处理则更体现了思想史的研究价值，是特定时代背景下译者观念的一种反映，更能凸显那个时代的变迁以及对特定文本理解的方式。
在此，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指出，文本翻译错误属于知识性的错误，但误译是有意为之的故意解读。文本的解读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现实困难，如埃及象形文字、两河楔形文字以及希腊语和拉丁语等语言的翻译，这些语言包含了很多的文化内涵，很难去确切地找到一个与现代语言完全对应的词汇。商博良对象形文字的破译就完全正确吗？他对象形文字的破译也存在自己的解读，包括后来的各类转译及转译带来的不同理解，也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对知识的一种接受。
对此，郭丹彤教授认为，埃及象形文字和两河楔形文字文献都需要考古资料相佐证。在文献翻译过程中，不同的学者对同一单词的解读可能是截然不同的。金寿福教授对此进行了补充，认为这实际上是与译者不同的文化背景相关联，如美国基督教徒向爱斯基摩人传教时对“牧羊者”一词意象的翻译，因为爱斯基摩人并没见过羊，要让他们去真正理解“牧羊人”的内涵是很难的。
张勇安教授进一步认为，中西方文化都在不断地创造新词，尤其是西方语言中的新合成词实际上很难在中文语境里找到确切的词来对应。如“毒品”这个单词，西方语境下是很难理解的，他们更倾向于“麻醉品”这个意向，但“麻醉品”在中文语境里却并不适用于摇头丸等人工合成的毒品。“吸毒”一词也是如此，以前被称为“药物滥用”，现在又提出了“物质滥用”，但若使用“物质滥用”在中文语境下的理解又变得困难。要找到完全对应且贴近原始语言的含义，又能让双方理解的词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会议现场
3. 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讨论
本次圆桌会议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差别和使用语境。这一问题由上海大学江时学教授提出，李宏图教授做了如下回应：这首先是翻译的问题，中国对共同价值的翻译是common values，这与西方的universal values 有所不同。我们也不十分清楚为何这么翻译，中国对普世价值的接受是包含在共同价值之中的，所以多使用共同价值。再者是universal values带有一定的基督教色彩，所以可能是为了强调非宗教性，中央编译局或新华社选择使用了更世俗化的common一词，但从其内涵的上来说二者没有什么差异，如对民主、自由、平等、发展、和平等的追求实际上是人类共有的。
张勇安教授对common values一词是西方语言中原本存在的，抑或只是中文译文表示质疑。江时学教授通过他与德国总领事关于普世价值观的讨论，认为我们不能接受普世价值观，是因为这是基于西方话语体系下创造的价值观，我们要接受的该是共同价值观，因为共同价值观是属于全人类的价值观，而非西方的价值观。
李宏图教授随之提出，从规范性的角度出发，包括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在内的很多联合国文件都代表着普世价值，我们没有接受普世价值是有自己的考量，但是也不能说我们没有共同价值。中国也用自己的文化资源参与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建设，是世界人权宣言组成的一部分，中国如何会脱离这个体系呢？中国本身便是共同价值的一部分。
4. 文明互鉴相关问题
提问环节中现场学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以中西方应对新冠疫情的不同措施为例，西方国家在公共医疗事件中强调个人自由，而中国则集体利益优先，这两种观念是否是文明冲突的表现？这两种观念能否相互借鉴？东西方文明的不同有什么影响？
江时学教授从文明冲突这一角度做出了回应，认为文明是有冲突的，但却反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是因为他将冲突视为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对峙，对于亨廷顿的将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视为世界动荡的根源的观点，我们是要反对的。
黄洋教授指出，江时学教授此前提到的文明互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不能通过照搬某一文明的某些观念来解决另一文明的问题。文明的互鉴应该是对一个文明的系统研究，将文明内涵展示于公众，并由公众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求来进行借鉴。真正的互鉴需要建立在一个开放的态度上，将从古至今的西方各类文明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再基于我们的角度去观察、理解和呈现，最后自然而然就能吸收到文明中的精华部分。
李宏图教授认为黄洋教授所述是学者在呈现文明特征多样性上应承担的任务，而从普通个体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文明互鉴一定是以开放和交流的状态展现的。每一个个体的旅行、读书、观察以及与外界的交流构成了人们对文明的体验、理解与互鉴，都能使每个人形成自身对文明的思考和认知。保持积极的开放性，才能真正地实现文明的互鉴。
通过五位学者的主题发言以及热烈而深入的现场对话与回应，学者们一致认为，知识在流动和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文本理解和阐释，以及由此而兴起的全球思想史，都是由知识、观念和思想的跨域/跨国流动所折射出的现实需求。从古至今，各文明正是以开放的心态在彼此不间断的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从而推动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