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晦涩，或者该如何阅读黑格尔
阿多诺著
谢永康 译
摘自：《黑格尔三论》
晦涩，或者该如何阅读黑格尔
除了喃喃细语，我别无他物。——鲁道夫·博尔夏特
对黑格尔的伟大体系性著作，尤其是《逻辑学》的理解，其面对的阻力在质上要区别于其他声名狼藉的文本所造成的困难。通过对文句的准确研究和思考的努力去确定一种毫无疑问现成的意义，这个任务并不简单。毋宁说，在很多方面，意义本身就是不确切的，并且至今没有任何阐释学的技艺将其毫无问题地建立起来；反正没有什么“黑格尔语文学”，不存在任何充分的文本批评。叔本华为反对所谓连篇废话而作的长篇空论，尽管包含着种种小心眼和无名愤恨，但正如小孩之于皇帝的新装，他至少以否定的方式说出了对事物的某种关系，而在此对文化的尊重和对出丑的害怕都唯恐避之不及。在伟大哲学的领域中，黑格尔的确是唯一的一个，我们不能直接从字面知道，不能简明地决定，其谈论的到底是什么。
在黑格尔这里，这样一种决定的可能性本身就是没有文字支持的。例如，原则上说的话就是《大逻辑》第二编中的根据范畴与因果性范畴之间的差别；就具体细节说，就是这本书第一章中的一些句子：“本质中的变，即本质的反思运动，是一种从虚无到虚无并从而返回自身本身的运动。过渡或变在其过渡中便扬弃了自身；在这过渡中变的他物，不是一个存在之非存在，而是一个虚无之虚无，后者必定是一个虚无的否定，却构成了存在。——存在仅仅作为虚无到虚无的运动，这样它就是本质；本质并不在自身中具有这个运动，而就是这个运动，作为绝对的映像本身，即纯否定性，在它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否定它，而它只否定其否定物本身，那个否定物是只在这种否定中才存在的。”这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已经有相似的表述了，甚至是在作为哲学纲领的非常一目了然的“差别论文”中。在关于思辨与健康的人类知性的关系一节的结尾处，论文是这样说的：“当对健康人类知性来说，只出现了思辨所从事的消灭方面时，对它来说，这种消灭也还并没有在它的整个范围内出现。
如果它能控制整个范围，那么，它就不会把思辨看作自己的对手了。因为思辨在自己对意识物与无意识物所做的最高的综合中，也要求意识本身的消灭。因此，理性使自己对绝对同一性的反思，使自己的知识，使自己本身都沉入理性自己的深渊之中。在这个单纯反思与找理由的知性的黑夜里（这个黑夜是生命的中午），两者能够相遇。”只有一个热情的研讨班参加者的准确而富有创造性的想象，才会毫不费力地阐明那最后一句话，它采自荷尔德林在同一年最为光辉的散文：“单纯反思的黑夜”应该是为了单纯反思的黑夜，但是生命，它与正午结合在一起，它是思辨；因为思辨这个黑格尔式的概念所指的，也就是从他的术语框架中敲击出来的，无非还是那被塞到里面去的生命；这其中就是思辨哲学——包括叔本华的哲学——与音乐之间像兄弟姐妹般的密切关系。这个地方可以通过对黑格尔的整体框架的知识来解释，尤其是这一章中的概念建构，但不是仅仅从段落的字面上来解读。
如果谁固执于此并失望而归，因为这道鸿沟拒绝去理解黑格尔，那么对他的最好回应莫过于，黑格尔已在那本著作中将普遍物的不可及性斥责为单纯反思着的知性——用他的术语说。不是浮光掠影地划过诸多处理对象尚不确定的段落，而应该是从黑格尔哲学的内涵出发导出它的结构。悬而未决的特征与黑格尔哲学如影随形，这跟以下学说是一致的，即真理不应该在任何单个的命题中，不应该在有限制的实证表述中去把握。黑格尔的哲学形式与这个意图是相适合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孤立地得到理解，所有的都只能在整体中被理解，对此的一个尴尬的限定条件是，整体反过来只能在单个因素中获得其生命。的确，辩证法的这种双重性让文学的阐释溜走了：因为后者一清二楚地证明一清二楚的东西，所以它必然是有限的。因此人们才不得不在解释黑格尔的时候对它作出如此多的让步。黑格尔哲学在原则上不能将整体与它部分的统一性一下子完成，这变成了它暴露出的弱点。黑格尔哲学的任何单个命题都证明自身不适合于黑格尔哲学，这一点也被形式表达了出来，因为这形式不能够完全对等地把握住任何内容。
否则，黑格尔哲学就不会受概念匮乏和可错性所困扰了，而这些是内容教给我们的。因此，对黑格尔的理解就自身拆卸为诸多互相中介同时又相互矛盾着的因素。黑格尔抗拒那种对其整体意图根本不信任的人。这个意图首先应该从黑格尔对历史性哲学以及他本人那个时代的批判中推断出来。人们必须记住，虽然也仅仅是暂时性地记住，黑格尔当时是什么意思；人们似乎必须反向地阐释他。黑格尔在客观上要求多重阅读，当然并不单纯是为了让阅读者习惯其所探讨的事物。当然如果人们将所有东西都树立在这一点上，那么又可能再一次曲解黑格尔。接下来人们很容易产生出对至今为止的阐释最为有害的事情，即对体系的一种空洞意识，这与其最初的意图不相统一，因为体系并非想要形成与其因素对立的抽象的总括性概念，而只是通过具体因素的道路而获得它的真理。
从以上单薄的理解出发，可引导出对黑格尔本人的一种本质性的东西。应该成为整体及其结果的东西：主体—客体的建构，那个关于真理本质上应该是主体的提示，事实上已经被每一个辩证的步骤设为前提了，按照黑格尔自身的学说，存在的范畴已经自在地被概念学说最终揭示为自在自为的东西了。他在体系——大《百科全书》——中最公开地说出：“目的的优先性在于当实现目的时，那被利用来作为手段的材料，只是外在地从属于目的的实现，成为遵循目的的工具。但事实上客体就是潜在的概念，当概念作为目的，实现其自身于客体时，这也不过是客体自身的内在性质的显现罢了。
这样看来，客观性好像只是一个外壳，这里面却隐藏着概念。在有限事物的范围内，我们不能看见或体察出目的是真正达到了的。无限目的的实现这一看法的好处只在于去掉一种错觉：即人们总以为目的好像老没有实现似的。善，绝对的善，永恒地在世界上完成其自身，其结果是，善或至善用不着等待我们去实现它，它就已经自在并自为地在世界上实现自身了。我们总是生活在这种错觉中，但这种错觉同时也是一种推进力量，而我们对这世界的兴趣即建筑在这种力量上面。理念在它发展的过程里，自己造成这种错觉，并建立一个对立者以反对之，但理念的行动却在于扬弃这种错觉。只有由于这种错误，真理才会出现。而且在这一事实里面包含真理与错误，无限性与有限性的和解。扬弃了的错误或异在，本身即是达到真理的一个必然的环节，因为真理作为真理，只是由于它自身造成它自己的结果。”这与《精神现象学》的“导论”中那种沉浸于事物及其因素的做法是相对立的。这里的操作不像现象学想要的那样具体。
孤立的因素恰恰只有因此而超出自身，即因为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已经被预先思考了。诸多单个分析的重大意义，往往一再地被整体的抽象第一性所破坏。但是大多数的评注作者，包括麦克塔格尔特都不同意这点，因为他们都将自身交托给了整体的第一性。意图被采取到行动中，思想的方向趋势的取向被认作它的正确性；那么接下来的详细阐述就是多余的了。黑格尔本人对那种不充分的操作也不是没有责任。这个操作追寻着最微弱的抵抗的线索，往往比在一张地图上找到思想中的门路更加容易，而在思想的贯彻中追踪其充分合法性则更难。所以黑格尔本人有时会疲惫，满足于形式性的指明、命题，即在某物必须被实现为什么的地方，某物才应该是什么。在一种应该做的阐释的诸种任务中，将这些段落与事物被实际思考的那些地方区分开，并非最微不足道和最简单的事情。或许，与康德相比较的话，图型的要素在黑格尔这里显得更不重要。但是，对于纯粹旁观的纲领来说，体系常常是突然间挤进游行队伍之中。
如果整体不是毫无希望地被卷入了其中的话，那么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阻止这种情况，黑格尔有时也卖弄点学究气，而这并不适宜于对动词定义以及类似的东西以一种蔑视的态度来进行判断。在《法哲学原理》中市民社会向国家过渡的环节，人们会看到：
这一理念的概念只能作为精神，作为认识自己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而存在，因为它是它本身的客观化、和通过它各个环节的形式的一种运动。因此它是：第一．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家庭。这种实体性向前推移，丧失了它的统一，进行分裂，而达于相对性的观点，于是就成为 第二．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这个外部国家第三．在实体性的普遍物中，致力于这种普遍物的公共生活所具有的目的和实现中，即在国家制度中，返回于自身，并在其中统一起来。
从内容上说，动力—辩证的和保守—肯定的因素的要素安排，不仅仅可以在法哲学中规定着所有生成物和特殊事物那固执的一般性的溢出，它也是这样被规定的：黑格尔的逻辑学不单纯是他的形而上学，而且也是他的政治学。阅读黑格尔的技巧是必须要注意到，新东西，内容性的东西是在何处开始介入进来的，在什么地方，一架机器不愿意再作为一架机器，不能再继续运转了，但它却还在继续运转着。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有两条似乎不相统一的准则：细致入微地专注和自由自在地疏远。对此并不是缺少补救。在健康的人类知性看来是疯狂的东西，在黑格尔哲学中也有其澄明的因素。从这些因素出发，健康的人类知性才可以靠近黑格尔，即它并非出于憎恨而禁止疯狂的东西，正如黑格尔本人在“差别论文”中将它诊断为人类知性天生遗传的一样。即使是晦涩难懂的章节也有探讨假象的文句，它们也要补充说明，主观唯心主义和现象主义所指的是论战性的东西：“这样，映像便是怀疑论的现象，或者说唯心论的现象也是这样一个直接性，它既非某物，也非事物，总之不会是在其规定性和对主体的关系以外那样一个漠不相关的有。”
谁若是在黑格尔这些贯彻实现了的思考面前退缩到总体观念之上，以细节在体系中的地位价值的规定来代替单个事物的一目了然，那么他已然取消了严格的理解，缴械投降了，因为黑格尔根本就不应该被严格地理解。在黑格尔被强烈拒绝的地方——首先是在实证主义中，我们今天其实几乎不再理解他了。人们将黑格尔作为意义空洞的哲学推至一旁，而不是对其进行批判。对缺乏明白性的这种旧指责来说，意义空洞是个风度优雅的说法。谁若不能以确凿无疑的方式陈述黑格尔在说什么，那么就没必要浪费这个时间了。明白性这个概念，类似于与它相关联的动词定义所渴望的东西，在哲学中存活了下来；它一度发源于哲学，并脱离了哲学。这个概念被独断地保存在单一科学之中，而后者又回过头来将它运用到哲学之上，尽管哲学早就批判性地反思过它，并因此必定不会毫无挣扎地顺从着它的意志。
笛卡尔式的，到康德那里还成对出现的明白性概念和清晰性概念，早在笛卡尔的《哲学原理》中就已经得到详细的探讨了：“史上诚然有许多人，终其一身亦不曾以合于适当判断的途径来认知任何事物。因为我们要想建立确定不移的判断，则我们所依靠的知识不仅要明白，而且还要清晰。所谓明白的对象，就是明显地呈现于能注意它的那个心灵的对象，就如一些对象如果呈现于观察它们的那个眼睛前面，以充分的力量来刺激它，而且眼睛也处于观察它们的适当的位置，那么我们可以说自己是明白地看到了那些对象。至于所谓清晰的对象，则是界限分明与其他一切对象厘然各别，而其中只包含明白内容的一个对象。”这些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句，在认识论上并非毫无问题，正如健康的人类知性在当时和在今天的处境一样。笛卡尔将它们作为术语设置提出来：“我将明白的知觉称之为……的知觉”他为了理解的目的而定义明白性和清晰性。知识本身按照其本身性状来说是否满足这两条标准，仍然是没有结论的。也就是说，这也是为了方法起见。
现象学的认知行动本身就避开了笛卡尔的学说，似乎它应该处理一种数学公理体系，而不考虑其本身的结构。但是这种数学理想也在内容上定义着这两个方法论规范。笛卡尔知道要阐明它们无非是借助于与感性世界的比较：“我们正如在这种意义上说明明白白地看到一些事物：一旦让目光朝向它们，它们就会以相当强烈和明显的方式触及心灵”。正是在关于明白性的讨论中，笛卡尔满足于一个单纯的比喻，即“正如”，这个比喻必然会偏离他所应该解释的东西，并且因此毋宁说是任何其他东西而绝不是明白的东西，这个比喻是不应该被假定下来的。他必定是从感性确定性中引出了明白性理想，在那里上演的是对眼睛的讨论。但是它的基底，感性的空间世界，即广延，在笛卡尔那里也就是人所共知地与几何学对象相等同的东西，完全缺乏动力。
由于对这种观念的不满意，导致了莱布尼茨关于无限连续性的理论，这个连续性被从模糊和迷惑性的表象到明白的表象的过程所引领，康德将这个观念接受下来以反对笛卡尔：“清晰性并不像逻辑学家们所说的是对一个表象的意识；因为意识的某种程度对于回想起它来说是不充分的，但它本身是必定能在某些模糊的表象中见到的，因为缺乏一切意识则我们在结合那些模糊表象时就会作不出任何区别了，但这一点却是我们拼接某些概念的特征而有能力做到的（如正义和公平概念那样，又如音乐家当他即兴同时演奏出多个音符时那样）。相反，在一个表象中，意识对于这个表象与其他表象的区别的意识来说是充分的，这个表象就是清晰的。”
这就是笛卡尔意义上的清晰性，正如它在《谈谈方法》中所说，它并不保障真理。康德又继续写道，“如果意识对于区别来说是充分的，但对于区别的意识来说却是不充分的，那么该表象就仍然必须被称之为模糊的。所以意识有一直到消逝的无限多的程度。”瑏瑡与莱布尼茨一样，康德并不旨在让观念的最高级别失去价值。但是这个最高的观念作为明白性却为科学主义的知识概念所操控，似乎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任意支配的自在者，好像在笛卡尔之后的时代并没有被证明为实体似的。
明白性的理想要求知识从历史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方式去裁剪和构型其先天的对象，好像这对象必须是静止—数学的对象似的。只有这样来预先设定，即那个对象本身应该是固着在主体之上的那类对象，正如目光中的几何图形那样直接，只有这样明白性的规范才直截了当地有效。借助于知识的普遍性主张，对象就被预定了，而这知识，以经院哲学和笛卡尔哲学对相等的最简单的理解，正是必须指向这个对象的。所有知识的明白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可能被要求的，即事物与任何动力了无关系，因为这动力会将它从坚持确凿无疑的目光那里移开。
一旦一贯性的思想揭示出，它的哲学思维所关涉的东西，并不仅仅是认知者乘坐一辆汽车开过去，而且是其自身内在地被推动的，并由此摆脱与笛卡尔的，即空间性广延最后的相似性，那么明白性所要求的东西，就是双重可疑的。与这个洞见相关的是，主体也不是像照相机那样矗立在一台三脚架上，而是借助于其与被推动到它之中的对象的关联而自身运动——这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核心学说。与此相反，对明白性和清晰性的简单要求就变得过时了；在辩证法中，传统范畴就不能完整地保存了，而是辩证法穿透了每一个范畴并改造了其内在的组合体。
（选自“阿多诺选集”系列《黑格尔三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