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本中国史学名著｜“社会史研究，先从经济学入手”

"打开《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每一个题目都是新的"。

"他研究社会史，是为思想史做准备，研究思想史是为了要写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研究社会史的意图是为了要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

——白寿彝

"社会史研究，先从经济学入手"

"研究历史，首先要知道生产方式，根据生产方式来区别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性质。”

——侯外庐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侯外庐步入史坛的处女作，是凝聚了他20多年心力的结晶。该著作最初发表于1943年，定名《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55年，经修订，再更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整个成书过程经历了前后12年时间，如果再算上著者根据德文版翻译《资本论》，确立研究的理论起点，其间又是10年。应该说，20多年坎坷而艰辛的学术探索之路，也是侯外庐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学说民族化，探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特殊规律，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过程。

一、在李大钊的影响下，翻译《资本论》

从《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到《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显而易见，著者所记述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他讲的"古代"、"古典"社会是指"奴隶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侯外庐以此为理论的"原则"不是偶发的奇想，与他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他的理解又是根植于多年来对《资本论》的翻译。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李大钊几次向侯外庐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他曾反复说过∶"拼上半生功夫研究《资本论》，也不一定能得其要领。"1924年，当侯外庐听从他的教诲，决意翻译《资本论》，从理论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义时，李大钊给予了明确而坚定的支持。为了帮助侯外庐进一步开阔理论视野，补充经济学知识，李大钊还介绍侯外庐结识了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陈翰笙），1927年夏，侯外庐赴法留学，进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开始学习德文，试译《资本论》。1928年初，正式动笔翻译经恩格斯审定的《资本论》德文第四版。之所以选择德文版翻译，主要就是为了尊重马克思的原著。当时中国人接受西学、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语言上主要是依靠日文和英文。这中间，产生的问题很多。最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学术理论的本义。李大钊当年留日，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要通过深入的文化考察，正本清源，真正认知西方文化的真义。因此，他特别反对时人"群趋于扶桑"，"以和化为荣"，追求"简便易行"的浅薄之举。相对于李大钊一辈人，真正深入到西方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腹地，确实为侯外庐的翻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他珍惜在巴黎的每一寸光阴，使自己的学术追求变成了有责任的信仰。1932年9月，他与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由北平国际学社出版，这是中国人最早翻译的《资本论》版本。1936年6 月，《资本论》第一卷由世界名著译社出版。

在艰苦的翻译过程中，侯外庐最为注重的是概念的完整和准确，颇有当年严复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遗风。他明确提醒我们∶"《资本论》里用资本主义这一范畴甚少见，而做形容词用的是取Capitalist，如资本家的社会，资本家的生产，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即生产方式）的一社会，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是按一个诸制度并存的构成看待"（绝非所谓"纯而又纯"）。"这种严明的方法论，实在是认识一社会构成（不是社会制度）的先决条件。"

应该说，作为中国最早探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人，支撑其研究理念的自信就源于他对"生产方式"概念的深刻把握。在他临终前为即将出版的《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所撰写的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概括了他的社会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他指出，"社会史研究，先从经济学入手"。"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的历史科学不能不从研究经济学开始。我在《社会史导论》中说了这样的话∶'在经济学和历史学中，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构成，是一个先决的问题，没有在此方面做确定的认识，就要犯错误'"。"研究历史，首先要知道生产方式，根据生产方式来区别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性质。反之，如果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特定历史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就难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判明这一时代的社会性质，揭示历史的规律性，历史研究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科学依据。"

基于上述认知，侯外庐坚持对生产方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给予了自己特殊的理解∶"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劳动者（力）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来表述，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马克思接着就据此概括作为特定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

当翻译《资本论》，初步系统了解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后，侯外庐便自觉放弃了参加"打语录战"（即"公式对公式"，"教条对教条"）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一直取'客观'立场分析各家之见的成与败，不曾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赢得了比较充分的时间来摸索自己的路"。他继续从事翻译，甚至于"在监狱里深造德文"，通过翻译发现问题，进而深入到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从历史研究中丰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一书创造性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原则"，即确定中国古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主导的古代，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古代史料结合起来作统一的研究，明确"各民族所经历的古代奴隶制，有着不同的路径"

二、探究亚细亚生产方式，

揭示中国文明社会的起源及其特殊性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延长的代表作。侯外庐试图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证明马克思的假说，并且做进一步的理论延伸。同时，探索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路径，运用正确的方法论处理中国古代浩繁的史料。

那么，作为"亚细亚国家"是如何实现政治统治的?这是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可回避的问题。侯外庐认为，中国古代"在氏族废墟上所建立的城市国家，是拿'宗礼'作为政治统治原则的"。我们看到，"周的国家也称作'宗周'"。"氏族贵族统治权是专及的，没有族外人参加的余地，这即是所谓'宗子维城'"。按"其理论是∶'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国语·晋语》）。统治者都是'兄弟甥舅'之类"。从统治者权利义务的起源着眼，它的文明标志则是隐形的，"藏在所谓鼎、彝、尊、爵的吉金本身"，这些"氏族贵族所专有的礼器，后来才成为贵族地位的名称"。因此可以说，"'礼'是文明社会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器'是保藏这个制度的神圣东西"。也正是由于此，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不仅"没有复杂的官制"，亦"没有封建官制的地方色彩"。侯外庐进而论证了中国古代官职的起源，说明官的本质。

三、重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首先，它是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民族化、历史化的结果，亦可称之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中国版”。

其次，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相统一的典范，冲破思想禁区，开始了一条深入认知中国的理路。

再次，它为中国思想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史与思想史的有机结合，成为侯外庐史学研究最显著的特征。

（文字摘自《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侯外庐与《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1.《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侯外庐 著

将马克思主义学说民族化

探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特殊规律

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过程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20世纪40年代关于中国上古社会的文明起源、政治变迁及发展道路的重要研究成果。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侯外庐并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而是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笔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对中国上古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和看法时至今日愈发显现出其特有的理论光辉。

侯外庐（1903—1987），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1923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时攻读法律和历史。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