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研究：早期现代人扩散过程复杂 南北路线相差数万年

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图B第一排中为1963年发掘负责人裴文中先生)。李锋 供图

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1963年出土石核的技术分析。李锋 供图

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1963年出土的石器。李锋 供图

　　关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早期现代人起源、演化和扩散等科学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

　　科学家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早期现代人的扩散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且扩散过程中与不同人群的基因交流可能是常态。扩散开始时间上，“北方路线”比“南方路线”晚约7万-5万年。

　　早期现代人扩散是一个复杂动态过程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科院古脊椎所)介绍，针对早期现代人的扩散问题，学界以往多关注沿阿拉伯半岛、印度、东南亚等地区扩散的“南方路线”并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北方路线”扩散研究相对显得冷清。不过，近些年来随着古DNA分析技术的发展、新的测年技术应用、考古新材料的发现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现代人扩散的“北方路线”。

　　目前，早期现代人沿“南方路线”扩散到中国的考古学证据十分薄弱，而北方则发现明确的具有“西方”特点的考古学遗存，预示“北方路线”的存在。

　　中科院古脊椎所高星研究员团队在前期“北方路线”多项研究成果基础上，最近又与德国、美国同行合作，分别在专业学术期刊《科学通报》和《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发表了“北方路线”最新研究论文。

　　高星指出，化石人类学、古基因组学、考古学等多方面证据显示，距今约5万-3万年间，早期现代人曾沿中亚、西伯利亚、蒙古、中国西北地区等向东扩散，这一“北方路线”扩散晚于沿“南方路线”扩散(距今约12万-8万年)开始的时间。这表明早期现代人的扩散是一个复杂过程，在不同时段有着不同的扩散路线，并且扩散的机制和动因可能有所不同。

　　他说，“北方路线”最新研究表明，早期现代人的扩散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且扩散过程中与不同人群的基因交流可能是常态，早期现代人在沿“北方路线”扩散过程中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古老类型人类有过频繁的基因交流，揭示出古人类基因交流历史的复杂性，“提醒学者在讨论我们的直接祖先——现代人的起源和演化时应该更加重视区域复杂性和基因交流的频发性”。

　　水洞沟遗址揭示北方扩散或有多条路线

　　石制品技术是论证早期现代人扩散路线的重要证据，研究者通常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IUP)的文化遗存与早期现代人相关。以往的研究立足东北亚不同区域石制品技术的笼统对比，提出此类技术的扩散路线，但缺乏以人类行为决策为基础的详细技术对比。为此，中科院古脊椎所高星、李锋团队选择宁夏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的石制品开展了详细的技术分析。

　　李锋研究员介绍说，宁夏水洞沟遗址群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遗址群，在石叶技术的扩散、晚更新世晚期东北亚人群互动和生态适应等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第1地点因出土具有欧亚大陆西方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特点的石制品遗存，为讨论早期现代人的扩散提供重要材料。

　　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1963年出土石制品的技术研究将古人类的技术实践看作行为决策过程，研究团队通过对石核准备、台面修理和剥片面维护、剥片、石器加工等不同石制品生产阶段行为决策的分解与提取，重建古人类的技术知识体系。同时，通过与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外贝加尔地区、蒙古北部地区相关IUP遗址石制品技术的对比，发现水洞沟第1地点的石制品技术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更为接近、与蒙古北部和外贝加尔地区差别较大。目前已有的年代学研究结果显示，IUP遗存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出现的时间较早，在蒙古北部、外贝加尔地区和中国北方出现的时间大体同时，但晚于阿尔泰地区。

　　综合水洞沟遗址研究成果，中科院古脊椎所科研团队认为，东北亚地区IUP石叶技术的扩散是多路线模式，而非之前学者提出的单线扩散模式。该研究从考古学角度揭示出早期现代人扩散的“北方路线”并非单一的，而可能存在多条路线，进一步表明早期现代人扩散的复杂性。

　　“北方路线”后续研究提出诸多新课题

　　高星、李锋团队坦言，虽然早期现代人扩散“北方路线”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但相关研究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给后续研究提出诸多新的课题，主要包括：

　　中亚、中国西北地区等发现的相关考古遗址还较少，亟需系统的调查以填补北方扩散路线上的空白，使得该路线更为完整、更加充实；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发现和古DNA的研究案例较少，基础数据有待补充；北方扩散路线所在的区域地理环境多样(林地、草原、沙漠等)，早期现代人扩散过程中对不同生态环境的适应是今后相关研究的重点；早期现代人扩散中与古老类型人类基因交流频发，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否存在、以何种方式存在、如何在考古学材料中辨识等也是今后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科院古脊椎所透露，目前，高星团队正在开展中科院国际合作局“一带一路”专项项目的研究，将立足“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的史前考古学研究，补充此区域古人类学和考古学基础数据，揭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史前人类交流和互动的历史，增强丝路沿线各国的历史文化认同，增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互信和民心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