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瞳|高端装备严重匮乏，农业大国遭遇“农机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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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罕平的实验室里躺着一个宝贝，而且一躺就是5年。

作为江苏大学农业装备学部执行主任、二级教授，毛罕平2015年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出这款水肥耦合灌溉装备，可适用于蔬菜施肥，并针对各种蔬菜不同生长期全自动地把营养元素进行智能配比喷施。

都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这套出生名门，头顶“皇冠”，富含科技含量的农机产品，依旧养在深闺无人识。

“这套农机相比国外最先进装备，性能更优，价格却只有他们的一半，和国内的简易设备比也只是贵了三四万元。”毛罕平说，和他接洽的农机企业很多，都很感兴趣，可就是保持观望态度、不愿意前期投入。

迫于无奈，毛罕平不得不自筹经费在全国布了20多个点搞产品推广。

毛罕平的尴尬折射出的是中国农机行业的面临的困境之一。

8月10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检查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则显示，我国农机行业还面临着整体研发能力较弱、核心技术有待突破、关键零部件依靠进口、基础材料和配套机具质量不过关等问题，成为影响农机化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制约。

“以拖拉机和收割机这种典型农机来说，我们和国外差不多有30年以上的差距。”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表示。有专家向记者介绍，我国在蔬菜、果树、茶叶等小品种经济型作物上，农业机械化率非常低，仅有20%—30%，有些甚至全人工作业。

能导航会认路的收割机只卖出一台，先进农机具为何在国内水土不服

特斯拉问世后，自动驾驶技术赚足了眼球，国内造车“新势力”也纷纷凭借智能化新能源汽车行走于资本市场和新闻头条。

但是，如果你是一家农业机械企业家，这么想就可能成为市场的笑话。

去年，江苏常州的一家农机厂，紧跟无人驾驶的智能化潮流，开发了一种带有导航功能的收割机，价格比普通收割机高了7万元，但是最终只卖出一台。

一台下田干活的农机也用上自动驾驶功能，会不会有“杀鸡用牛刀”之嫌？

答案并非如此。我国已在新疆等地进行无人驾驶农机实验推广，并且已达到美国的同等水平，即行驶1000米偏差2.5厘米。但是，美国农机是直接接收卫星信号并进行修正，而我国还需要在地面设立基站帮助农机纠偏。“这里面有一个关键核心技术，卫星差分信号，这就是我们的差距。”罗锡文说。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终端价格影响企业创新积极性。”江苏大学二级教授李耀明直言不讳地说道。

农机价格上不去，企业的利润不高，直接影响到农机新品开发和更新迭代。

在我国，农产品尤其是大宗粮油作物的价格极其低廉，农业仍属于利润低、回报周期长的产业，因此农机终端用户对生产成本极其敏感。

“我们公司有340多台农机，经营7.3万亩耕地，每亩地净利润500元，在国内农场属于较好的水平，但是对农机价格还是很敏感。”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朱忠阳告诉记者，他们会通过比价采购程序购买农机，“当然希望价格越低越好”。

记者注意到，国内小麦收购价，十年前就已达到1元/斤，现在约为1.2元/斤，农产品价格在低位长期徘徊或许是农机低价的源头。

“还有一个原因，国内农机面临的生产状况纷繁复杂，比如我国的蔬菜品种多达几百种，可能每个县的品种和种植模式都不一样。”毛罕平说，我国农机的种类也特别多，每一种产量都不大，农机企业无法实现规模效益。

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东西部的气候、土壤和耕作水平相差很大，同样是种植水稻，湖南的田块含水量比东北高很多，一脚踩下去可能陷进40厘米，对农机的要求也就特别高。

“搞品种选育的专家希望产量越高越好，研究栽培技术的专家不太懂农机。”李耀明认为，我国的农业经营模式小而散，农作物种植以高产为出发点，缺少与农机协同配套，更谈不上像国外那样在品种选育阶段就考虑到机械化作业的需求。

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是几代人的梦想。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近年来，在《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机购置补贴等一系列扶持政策促进下，我国农业机械化取得了快速发展。2005年起，全国农机工业进入“黄金十年”，总产值连续10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在2012年我国农机产业就已问鼎全球第一。2000年，全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32%，2018年则达到68%。

“经验表明，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都是以实现机械化为前提的。”罗锡文说，我国农机装备还有很多短板，高效率、多功能、精准化农机装备还比较缺乏，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如甘蔗、棉花产业现在遇到的困境，主要就是缺少先进适用的作业机械，导致用工多、生产成本高，产业竞争力弱。因此，他认为，支持农机化的力度不能减、农机科技创新的步伐要加快，饭碗才能端得更稳，当务之急是推进全面机械化。

但是，农机补贴政策“一刀切”的模式，对高端化、智能化的农机产品并不“友好”。

记者了解到，根据农机补贴政策，购置同一机型可享受一定比例的财政资金补贴，但设置了上限。

“我们针对新疆棉花矮化密植开发的智能对靶喷雾机是全球首创，售价6万多元，可以减少用药40%—50%。普通喷药机卖4万多元，用药量高、喷药效果不好，但是农民购买时二者的补贴都是9000元。”南通黄海药械有限公司董事长解禄观说，补贴政策并没有发挥出“补优补智”的导向作用。

同样是开发喷雾机，江苏苏保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姜锡炜也正面临同样的煎熬：2017年，他们与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副院长贾卫东合作开发出静电喷雾系统，既节水又省药，在大型农场一年就可收回农机成本，但是因为这套系统是针对现有喷雾机进行系统改造，没有列入补贴目录，也就无法享受国家补贴政策。

中国农业装备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魏新华建议，拿出一部分补贴专门用于更新换代智能化的农机，对同一种类不同水平的农机分档补贴。

通过抄袭模仿省了研发创新成本，这样的新品开发是捷径还是弯路

德国汉诺威国际农机展、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农机展，堪称全球农业机械业界的“嘉年华”。

前些年，中国的农机企业只是以参观者的身份去了解和跟踪国外的技术，这几年，中国的农机产品才逐渐在展会中出现得越来越多。

但是，这些展会上时不时会出现让国人脸红的一幕：有的中国企业拿着皮尺直接测量国外农机产品尺寸，有的则是拿着相机把先进农机的细节拍了个遍。

就规模而言，我国农机装备已是世界第一，但是从产品竞争力来看，仍然集中在中低端。

在我国2500家左右的规模以上农机企业中，真正具备研发能力的只有约100家，大多数企业的新品开发仍是抄袭模仿、修修改改。

自2004年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来，我国农机工业经历了“黄金十年”的高速发展，有超过百亿级的雷沃重工、一拖股份等，超过50亿级的江苏沃得等，另外还有二十几个产值超过10亿的整机制造企业。

与产业规模迅速壮大相比，我国农机产品层次仍以中低端为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不足5%，高端农机装备严重依赖进口，如国产300马力以上的高性能CVT拖拉机和喂入量在12公斤/秒以上的大型高效谷物联合收获机仍是空白，无法满足城镇化后大规模高效农业生产的需要。

“比如国外的大型联合收割机普遍配备了测产系统和反馈调控系统，也就是说，在农机作业时就可以获知农田产量，如果有的地块作物长势不良，智能化农机还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各种参数，确保良好作业效果。”魏新华告诉记者，在我国，联合收割机尚未实现智能化，纯机械式收割机仍是主流，只有一些经验丰富的驾驶员才能驾驭好这些农机。

“我国农机全面落后的现状亟待改变。我们机械化起步晚已成事实，但是如果不抓住智能化全球同步的机遇，我们必定会被世界农机产业甩得更加落后。”江苏大学党委书记、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寿其呼吁。

2010年，我国农机销售达1000多亿元，国家有关部门曾展望2020年全国农机销售可达1万亿元。但是十年过去了，这一数字只有4000亿元。

不想创新的通过模仿省了成本拉低了价格，真正埋头做研发的得不到市场回报。

解禄观今年74岁了，他从背负式喷雾器入门，进入植保机械行业已经33年，他坚持每年都要开发出有技术含量的新品。

2013年，解禄观与魏新华合作开发出智能对靶喷雾机，尽管公司年销售仅有2000多万元，但是在这个项目上就投入800万元，然而目前200多台的销售量连研发投入的本钱还没收回。

前不久，这套装备被新疆建设兵团农机推广站和山东省农机推广总站列为重点推广产品，解禄观很乐观，坚信创新产品是有前途的。但是，创新的“钱途”又在哪里呢？

在李耀明看来，我国的高校科研院所在农业机械领域的研发成果完全能拿得出手，“‘十三五’期间，国家在智能农机领域投入9.6亿元，实施47个项目，100多家单位、1000多名科研人员参与其中。”他说。

但是，说到这些成果在企业、产业的应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目前，在农机装备制造水平、产品可靠性和农机作业效率等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罗锡文表示，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意大利菲亚特公司农机平均故障间隔时间是350小时，而我国去年才达到340小时。

李耀明认为，不能立项时各项指标高大上，到了实际应用就现原形，“提高可靠性基础工业很重要，一台联合收割机有上万个零件，小到一个螺丝帽质量不过关，都会影响整机可靠性”。

江苏沃得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必友告诉记者，该公司开发的油菜收割机，虽然整机非常先进，损失率仅有8%，销售量达5万多台，2013年还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但是一条小小的三角带却是从日本进口，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为了摆脱对国外产品的依赖，他们不得不组织相关配套企业共同开发。

“比如要实现联合收割机智能化，必须检测损失率、含杂率和破碎率，过去，这些先进传感器国外不会单独销售，想买只能花高价买整机。”李耀明说，包括农机设计基础数据、生产过程监测标准、检验检测设备等都必须从头开发，没有捷径可走。

毛罕平则认为，紧盯国际前沿、加快技术创新是高校的责任和使命，但是，研究成果如何在农机企业落地转化，光靠高校科研人员和企业力量完全不够，“这时候，更需要政府伸手拉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