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摘 要］“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将教师置于教育的“本”“源”之位，赋予了教师更为重要的使命和责任，突出了教师的基础核心作用，揭示了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新时代的教育体系中，教师的作用将会更大、地位将会更高，在新时代正确认识和践行“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这一论断，意义重大。

［关键词］教师；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教师节首次提出的。将教师置于教育的“本”“源”之位，赋予了教师更为重要的使命和责任，突出了教师的基础核心作用，揭示了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于办好新时代人民满意的教育，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强化教师“本”“源”定位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考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发挥教育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强化教师在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2013年9月9日，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向全国广大教师致慰问信，信中明确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之后数年，习近平总书记持续关注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三传播三塑造”“师德师风第一标准”“破除五唯”等一系列要求，为教师队伍建设举旗定向，为立教兴教指明方向。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也对全党全社会尊师重教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要“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教师在教育发展中的“本”“源”地位被进一步强化。

尊师重教传统，中华文明古已有之；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中央和政府都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但将教师置于教育的“本”“源”位置却实属首次，在新时代正确认识和践行“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这一论断，意义重大。

教学系统中的枢纽作用赋予了教师“立教之本、兴教之源”的特质

回溯人类文明发展，教师先于教育萌芽。长期以来，作为教育主体之一，教师居于枢纽地位，起着主导作用。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在中国历史上各类教育中，教师一直扮演着“本”“源”角色。中国古代丰富的教育类型大体可以分为：培养学习者成为合格“士大夫”的“养士教育”，教会学习者谋生技艺的“庶民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私学养士教育”主要形态是“书院教育”。如果说教师是某一官学兴盛的必要条件，那么对书院教育，教师几乎就是其全部。“书院”原指收集书籍之地，最早见于9世纪。之后不久，有了私人书房之意，并常被用指与教育有关的学习活动场所。宋以后，书院的教育地位、学术地位、政治地位日益重要，成为了中国古代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历史上知名的书院往往是与知名知识分子（教师）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授内容取决于创立者（教师）的学术旨趣、教学方式取决于创立者（教师）的性格禀赋、求学者的多寡取决于创立者（教师）的声望。由此可见，教师实是书院教育的“本”和“源”。

与“养士教育”相同，在中国古代的“庶民教育”中，教师也处于“本”“源”的地位。所谓“私学庶民教育”就是广为人知的“师徒制教育”或“学徒制教育”，其中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自不待言。尤可注意的是“官学庶民教育”也是通过师徒相授的模式得以开展的。对于这种教育模式，各代正史《职官志》均有涉及。

上文论述足可见教师在中国古代教育中的“本”“源”地位。那么这种“本”“源”地位形成背后的深层原因还有哪些呢？

将教育作为一个系统考察，教师就是整个系统的“枢纽”，因此可以说是系统建立之“本”，也可以说是系统发展的动力之“源”。

历史地看，教学活动几乎贯穿于人类存在的始终，随着人们对教育教学活动认识的不断加深以及技术工具运用的不断进化，教学系统中“要素”形态发生着变化：如主要教学空间从私人宅邸、宗教场所等非正式教学空间逐渐演变为学校这样的正式教学空间，继而又从实体空间延伸到了网络空间；教学内容的承载物从口头语词逐渐发展为简牍、布帛、纸张、书籍，继而又从实体资源发展为图像、音频、视频等虚拟资源、数字资源。但无论教学系统中的“要素”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其中“识别”“实施”等“基本关系”却是历时而不变，没有教学系统中各类“元素”通过“识别”“实施”这些“基本关系”形成的“基本结构”，教学过程将无从谈起；而从过去到今天，甚至在可预料的将来，主要承担教学系统中“识别”“实施”关系的元素就是教师。虽然相较以往，今天，教师这一单一“元素”承担多种职能、实现多重关系的局面正在被分化，但分化出的“元素”事实上并未能改变教学系统中诸种“关系”，且这些分化出的“元素”在整体上仍被称为“教师”。综合上述，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教师就是整个教学系统的“枢纽”，教师在教育体系中起着“本”与“源”的作用。

人工智能技术并没有影响教师的“本”“源”地位与作用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日益普及，教师的作用和地位遭遇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

借助信息技术，学生可以便捷、快速、高效地学习知识、解疑释惑、质证问题，千百年来教师“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的权威受到巨大挑战。“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随着学生获取知识和能力的渠道拓展、方式简便，提升了对教师知识和视野的要求。过去讲，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桶水；现在看，这个要求已经不够了，应该是要有一潭水。此外，随着信息化不断发展，知识获取方式和传授方式、教和学关系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也对教师队伍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出现一种声音：教师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在笔者看来，无论从技术特征，还是从教育规律来看，这种取代都是不会发生的。从技术特征上看，目前基于图灵机模式和冯诺依曼架构的所谓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的只是存储和计算能力的极限提升，无法具有创造能力，更无法具有人类的情感。教育是教师指导学生建构个性化知识体系和能力架构的过程，是创造的过程，是用爱塑造灵魂的过程。在类脑技术取得突破之前，机器根本无法替代教师这一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从教育规律上看，学生接受教育是人社会化的第一步，不仅学知识，重要的是学会与人沟通和交往，学做社会人。没有教师的话，无法达成。技术替代不了老师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影响，教师永远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目前来看，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离触及实质还有相当距离，影响教育更无从谈起。从中长期来看，以深度学习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教学过程中的识别判断和作用实施起到一定作用。识别判断建立在感知之上。通过深度学习达成感知的前提是海量的经过处理（标记）的数据。且不说目前算法尚不成熟，经过处理的数据更是十分罕得，甚至连便于被处理的优质数据也相当稀缺。这就制约了通过人工智能“识别判断”的可能。

另一方面自动化的“作用实施”需要知识图谱作为“向导”。教育教学领域的“知识图谱”至少应当包括两类，一类是各学科知识的知识图谱，第二类是教学知识的知识图谱。后者构建难度远远超过前者。但当下，无论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知识图谱都还未被真正构建。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自动化的“作用实施”，在短期内也就难以产生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上述基础具备，在深度学习算法突破先天不足的掣肘前，人工智能也只能停留在“弱人工智能”阶段，进行简单的“识别判断”和“作用实施”。对旨在培养学生指向真实世界，解决真实问题，提升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和人际合作能力的“复杂教育”而言，这样的人工智能是无能为力的。

因此，最终支撑教学系统基本模型中“识别判断”和“作用实施”两大基本结构的基本要素还是教师。可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教师仍将是教学系统中的“核心要素”。当然，在新要素的支持下教师这个传统要素将发生一些变化，在笔者看来以往教师原本一人身兼的组织者、评估者、诊断者、教授者、指导者等多重身份角色在新元素的催化下将被有效分解。除命题性知识的教授者这一角色将逐步淡出外，其他角色将逐步被更加专业的单一身份教师（或精于某几项专业的教师）承担，原有主要以学科划分教师的做法将随之发生变革。这无疑对目前的教师管理、教师教育、教师发展模式都提出了挑战。

新时代的教育，教师的“本”“源”地位将更加突出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明确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新时代总目标的内涵外延以及实施方略。信息化正是新时代鲜明的时代特征之一。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后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不断发生革命性变革，以规模化教学、讲授式教学为主要形式的同质化、标准化人才培养模式在信息时代已窒碍难行。一方面，新时代的教育是一种“指向真实世界”的教育，其所教授与培养的知识、技能是为了“解决真实问题”的。这意味着所教授知识、技能的广度和专业度将大大提升，也意味着其教学的深度和复杂度将大大提升。另一方面，查尔斯·菲德尔等认为，未来会影响个体工作获得的两大因素是“离岸性（offshore）”与“自动化（automation）”。所谓“离岸性”，指的是任务所需技能是否可以被远程操作；在信息时代，高“离岸性”技能可以便利地被远程提供，其本地需求量将随之降低。所谓“自动化”，指的是任务所需技能是否可以被程序性地处理。显然，在信息时代那些“自动化”技能将更易被自动化设备所取代。2013年来自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对美国702种职业进行了分析，指出在不久的将来，其中的47%将被自动化所替代。尽管经合组织（OECD）近期的研究表明，由于没有考虑到职业行为中的人际互动因素，这一数字有被夸大之嫌，但“工作”或“任务”层面事实上的被取代已然发生，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在美国、英国和德国近期可被新型自动化取代的职业的数量仍然分别高达9%、10%和12%。通常认为自动化会影响的是所谓低技能工作，但事实上，在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的“新型自动化”时代，影响范围已从“低技能工作”波及到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高技能工作”。而在未来还会留给人类去操作的将是交互的（它制约了离岸的可能性）、非常规的（也可以称为“分析性”的，它制约了自动化），如咨询、工程设计等职业。因此交互技能、分析技能就成为了劳动力终身适应社会发展，不为社会与技术所淘汰的关键。而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任务解决能力、人际合作能力则是形成交互技能、分析技能的基础。但就目前来看，上述种种恰恰是中国学生的短板。根据2015年的PISA测试结果，中国学生在“合作性问题解决的表现”中的得分排名为倒数第五。从中国中小学的实际教学情况来看，相对于课本知识的教学，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人际合作能力的培养无疑也是不足的。可见，传统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在新时代已显得力不从心，对新时代新教学模式、新教学内容的探讨和追寻，将是接下来一段时期教育界、教育学界的核心关注，这也正是对全国教育大会所提出的各项任务要求在教学实践层面的回应。因此，在面对如此多元、复杂、真实的教育目标与教育情境，可预见的未来，任何单纯借助技术试图解决以上所有问题的努力无疑是徒劳的，最终还是要把教育教学的主导权交回教师手中。

综上所述，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新时代的新教育体系中，教师的作用将会更大，不会变小；教师的地位将会更高，不会降低。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之初心，牢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使命，优先发展教育，就需要深刻理解和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教育的“九个坚持”，特别是“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因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作者李永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原载《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作者：李永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