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降低刑责年龄？全国人大代表尚伦生：刑法并非万能

近年来，每有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生，就会引发“该不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讨论。这样的讨论也持续到了本次人代会的会场。有代表赞同降低，也有代表反对。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律师协会会长尚伦生就持反对观点，“有人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于13岁（或者有的也主张12岁）以上的人犯罪，都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是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他说。

尚伦生认为，一些人认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为了打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刑法不是万能的，“不是说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12岁、13岁的孩子就不犯罪了。这就如同刑法当中规定，职务犯罪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是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前仆后继，有的被判了死刑，抑或终身监禁了，可是后面还有人创造了新的贪腐数额。所以从这上面看，刑法确确实实不是万能的，我们要抛弃刑法万能的这种思想理念”。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还是存在问题的，孩子在人格发育成长方面是不健全的，人格的不健全或者是人格的扭曲，才导致他们产生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尚伦生说，社会、学校、家庭的教育缺失，综合表现到孩子身上，孩子犯罪了，“把这种责任罪责全归到孩子身上，也是万万不能的”。

主张降低刑责年龄的观点中，普遍采用一个论据，就是民法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为8周岁以上，认为参照民法中的规定也应当降低刑责年龄。“我觉得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刑事的问题，一个是民事的问题，刑事的问题属于公法规范的范围；民事的问题属于民法规范的范围，也就是私法规范的范围。私法可以宽容，可以放得更宽一些。但是公法或者说刑法对刑事责任的调整一定要严格把握，不能随意降低”。

尚伦生认为，衡量刑责年龄该不该降低，应当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刑法一定要有度，即便是冷冰的刑法也一定要有温度，特别是要在青少年方面给予特殊的保护，甚至说是某些时候是网开一面，包括我们刑法当中的前科消灭制度、分层制度等等，这都是对青少年的一种特殊保护”。

尚伦生表示，现实中虽然有14周岁以下恶性犯罪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但是比例很小，“这种事情但凡发生了，大概都在媒体上曝光了。一年也就这么一起两起，或者三起五起。在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里面，一年发生十起八起，我觉得也是非常小的一个数字”。而刑法规制行为一定要带有普遍性或者全面性。极个别的情况如果在刑法中被规定为犯罪，“有点顾此失彼，没有顾着大局，没有体现出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爱，没有体现出国家的情怀。在一个国家刑法越轻缓，实际上国家轻缓就体现出来了，这也就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关爱。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或者法制文明的程度越高，对青少年的容忍度和宽容度越大”。

此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设置了收容教养制度，不过，去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删除了这一规定。尚伦生认为，不论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送入少管所，都会引发一个问题，“毛病会互相传播、互相污染，就是说这娃娃进去的时候是一个毛病，出来的时候可能成了十个毛病了，一项全能可能成了十项全能”。

因此，他不主张将来再有个收容教养所，建议采用社会矫正制度，“现在不是有司法所吗？司法所对于监外执行、免予刑事处罚以及保外就医的，都实行社会上的改造，监管社会矫正。对于未满14岁的孩子他犯了罪的，尽管不追究刑事责任，但送到司法所，家长、学校签责任书，把责任落到学校、司法所和家长的身上。这种挽救教育方式远远大于收容教育所那种封闭起来的方法，对孩子的成长、融入社会都非常有好处”。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