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在众多值得骄傲的考古成果中，良渚遗址无疑是备受瞩目的一个。自1936年考古先贤施昕更发现至今，良渚考古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探索与认知过程。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一部良渚文明求索史，堪称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的缩影。值此纪念之年，良渚考古的代表学者刘斌教授讲述了他和这个神奇遗址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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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良渚
1985年8月，我走出校门，成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的一员。当时在距离杭州西北约30公里的余杭瓶窑镇边上，有个属于我们研究室的工作站——吴家埠工作站。工作不久，研究室前辈就带着我参观了工作站，为我详细讲解了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特点，使我得以在最短的时期内熟悉良渚研究的积累。 1986年，良渚遗址迎来发现50周年，研究所筹划办一场纪念性的学术研讨会。为了给纪念会献上一份厚礼，史前考古室积极投入发掘此前判断可能是良渚时期墓地的反山遗址。那年5月31日值得载入史册，我们确认了第一座良渚大墓——反山12号墓。当时考古领队王明达老师让我负责大墓清理工作，当手中竹签插进土里碰到玉器时，那种硬硬的感觉触发的好奇与激动，至今难忘。土翻起来，谁也不知道下面会显露出一件怎样的器物，这也就是考古工作的魅力和快乐所在吧。 反山12号墓出土了至今为止个头最大的玉琮和玉钺。把那件13斤重的玉琮搬起来的时候，那份沉甸甸今天想起来仿佛还留在手上。反山的发掘一直持续到10月，共发掘了9座大墓。这是浙江考古工作者们第一次发掘到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葬，我因此与良渚文化研究和良渚玉器研究结下了深厚缘分。 反山的9座大墓在排列位置、墓坑规格、随葬品的多寡与种类上，都反映出多重差异与严格等级，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良渚文化墓葬终得以从墓地的整体性角度加以认识。出土玉器之丰富尤为惊人，令人得以探究玉器图案的“祖形”、玉器组合的奥秘，良渚玉器研究自此走向成熟。 次年，研究所又发掘了余杭安溪瑶山遗址，在瑶山的山顶上揭露出了一座祭坛遗迹，揭开了良渚文化祭坛的面纱，世人对良渚先民信仰世界的探究开始有了线索。此后10余年，良渚一带的考古工作几乎没有中断，我们对良渚文明的认识，也越来越充实和立体。
良渚遗址出土的文物：（上排左起）黑陶器、玉琮、木屐；（下排左起）漆器、陶片、玉璧 翁忻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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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古城
1987年老104国道拓宽让我们得以发现大观山果园高地是人工堆筑的。1993年，我们在大莫角山南侧发现大面积泥沙夯筑层，从而认识到这个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10米的大型土台，是良渚文化人工堆筑营建的大型宫殿基址。遗址规模如此宏大，与周边遗址联系如此紧密，大家一致判断，这里应是良渚文化的宫殿区所在，反山、瑶山的贵族们也许曾经就居住在这里。 找到了宫殿遗址，就有理由猜想，良渚是座城，能找到古城的城墙吗？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展示的良渚古城宫殿的模型 黄宗治 摄 时间转眼来到2006年，我们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发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壕沟，宽约45米，深约1米多，壕沟内有较厚的良渚晚期堆积。我试着做了局部解剖，在挖到距地表约3米多深时发现了一层石块，呈散乱分布，高低不平，我判断是这应该是这条堤岸的地基。此时将届年底，大家都想早些收工，我起初也不想与这些石块纠缠太久，不过它们却总是往我脑海里钻——如此棱角分明，显然是人工开采的石块，那么它们来自何方，又何以运到这里呢？我忍不住再去仔细观察壕沟发掘的堆土，看得出当年是短时期一次性堆筑而成。有人告诉我，这样的黄色粘土当地人今天还用来修河堤水坝。那么，壕沟之下掩埋的会不会是良渚先民修筑的一道大堤呢？葡萄畈高地全长一公里多，宽约100米左右，如果是良渚人的大堤，这工程何等盛大！可不可能是莫角山遗址西侧的城墙呢？ 2007年3月，我们开始以葡萄畈遗址为基点作延伸钻探调查。上半年很快就确认了南起凤山、北到苕溪宽约60米，长约1000多米的连续遗迹分布，内外两侧都有壕沟分布，边缘普遍叠压良渚文化堆积，城墙呼之欲出。 2007年6月9日，终于在一处高地下面钻出了一片石头遗迹，良渚古城城墙似乎在向我们招手。一找就是3个月，直到9月28日，我们才最终钻探确认了从苕溪大堤到雉山800多米长的墙体。北城墙似乎找到了。可这真的是城墙吗？我们仍面临这样的考问。毕竟，城墙到了雉山就找不到了，而且与苕溪大堤始终平行，也许还是道堤坝？ 10月起，我们几乎探遍了雉山附近南北1000多米长的地界，直到10月17日，终于在一块农田里钻探到了下面的石头。乘胜追击！我们由那里持续向南北两方钻探，石头、石头还是石头……我理直气壮地向考古队员们宣布：“这回可以肯定是城墙而不是苕溪大堤了！”良渚古城东城墙，重见天日。到了11月5日，南城墙的分布范围也得以确认。 四面城墙环抱的良渚古城很快成为媒体笔下的“中华第一城”，震动了考古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2008年4月8日，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老虎岭水坝遗址 翁忻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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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遗产
随着良渚考古的不断深入，遗址保护也日益受到各界重视。 1996年，国务院批准良渚遗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东起良渚镇，西到瓶窑镇，北到天目山支脉山边，南到良渚港的33.8平方公里保护范围。 不过，遗址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也随之衍生。上世纪90年代以来，良渚遗址周边成为重要的建设用石料来源地，大小石矿有30多家，良渚这片依山傍水的秀美之地，每日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粉尘之中。 2000年，浙江省政府终于决定关闭良渚周边一切石矿，次年12月，《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通过，良渚遗址保护拥有了专门法规。 随着新的遗址不断发现，遗址保护的总体范围亟待更新。2002年，我们向有关部门建议，良渚遗址的保护范围应该以莫角山为中心向南扩展到大观山的山脚，这样就完整包括了一个以南北两山脉为界的自然地理单元，也更符合先民选择居所的实际。依据这一建议，《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得以制定，保护区范围扩至40多平方公里。 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在各级领导与社会各界关照支持下，良渚古城遗址2019年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结缘良渚30余年，良渚考古还有更多充满魅力的谜题，等待我们耐心破解。（作者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