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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游记述论 (光明日报)

2020-02-26

  作者:林家骊(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教授)

  钱塘江是浙江第一大江,同时又是“浙东唐诗之路”的起点,有“浙江”“制河”“渐水”“罗刹江”“之江”“曲江”等名,浙江省即因钱塘江古名“浙江”而得名。钱塘江以新安江为上游,流经桐庐,是富春江,再至杭州闻家堰,为钱塘江,注入杭州湾。

  钱塘江流域是我国南方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吴越时期便已有人居住。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游历于钱塘江畔,他们或发登山临水之妙言,或抒观江泛舟之情怀,所成游记不仅为钱塘江注入文化底蕴,更具有很高的文献与文学价值。这些赋、序、书信等游记文本甚夥,但却散落于各类书籍中,缺乏系统专门的整理与研究。且目前学界对地方性游记的研究处于相对缺失状态。本文拟对列代钱塘江游记的作者、作品与审美等问题作出初步考述,以期挖掘并深化钱塘江旅游文学的内涵,进一步推动游记文学,尤其是地域性游记文学的研究发展。

钱塘江游记述论

南宋李嵩《钱塘观潮图全卷》(局部) 资料图片

  一

  钱塘江游记的作者可以分为浙江本土作家与侨寓游历作家两类。

  据现有资料统计,自古及近,有名可考的浙籍作家共十四位。即吴兴吴均、婺州骆宾王、钱塘吴自牧与高濂、海盐王文禄、余姚黄尊素、钱塘吴锡麒、绍兴张岱与王思任、富阳郁达夫、平湖赵维寰、桐乡丰子恺、江山汪汉滔、衢州徐映。其中有六人需重点关注。

  吴均,南朝梁时人,有骈文游记《与宋元思书》,记述从富阳至桐庐的富春江水行观感受。骆宾王,有《钓矶应诘文》,记录游历严子陵钓台钓鱼赏玩之事,全文以问答言志为主,颇为生动。吴自牧,宋末时人,作笔记体游记《观潮》,重视对当地民风习俗的描绘。高濂,明万历时人。其《六和塔夜玩风潮》,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了夜晚钱塘潮的景色。吴锡麒,乾隆时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国子监祭酒。有《经七里滩记》,在游历中融入自我感慨,以游记寄托追求高洁情操之心。郁达夫,作《钓台的春昼》与《过富春江》二文,前者记录由富阳经桐庐一路的山川古迹与风土人情,并寄予家国之思,后者则记叙与英国军官朋友同游之事。

  除浙江本土作家外,侨寓作家实际上是钱塘江游记创作的主力军。他们或赏游,或宦游,或流寓,为钱塘江挥毫落墨。据现有资料统计,侨寓作家共二十二位,其中八人颇具代表性。

  顾恺之,晋陵无锡人(今江苏无锡),作《观涛赋》,极尽敷写钱塘江潮的磅礴气势。范仲淹,苏州吴县人。有《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重在表彰严光的高尚情操。范成大,平江吴郡人(今属江苏苏州)。其《元日登钓台记》记录元日与家人同登钓台拜谒古人遗迹,上山赏雪等事。周密,祖籍济南,先人因随高宗南渡,流寓吴兴,置业于弁山南。一说其祖后自吴兴迁杭州。其作《观潮》是一篇短小精悍的速写小品,将浙江怒涛,水军演习,吴儿弄潮与兵民、皇室观潮的情态逼真再现。方回,徽州歙县人(今属安徽)。作《钓台记》赞美严子陵与汉光武帝刘秀之间的友谊。郑日奎,贵溪人(今属江西)。作《游钓台记》,多番描述钓台双峰高峻、草木别致、江水清冽等风光,表达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梁章钜,祖籍福建长乐,清初徙居福州,有《秋涛宫》,详细记述在杭州秋涛宫观潮的经过。侯鸿鉴,江苏无锡人,近代教育家。作《严陵访古记》描述钓台所见古迹,寄言心声。

  由此可知,历代钱塘江游记,以作者观之,既有隐逸江湖者,又有身居庙堂者。以时序观之,上溯魏晋,下迄近代。以文体观之,既有传统游记,又涵盖赋、序、书信诸体。作者甚夥,品类丰茂,为钱塘江游记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本文论述的钱塘江游记,“钱塘江”主要指向流经杭州及下属各县市的钱塘江干支流,包括钱塘江下游干流、富春江、新安江、桐江等。列代钱塘江游记的创作主题主要有三类。

  其一,登临怀古,以严陵钓台为主体,发思古之幽情。骆宾王《钓矶应诘文》、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方回《钓台记》、王世贞《登钓台赋》、郑日奎《游钓台记》、郁达夫《钓台的春昼》悉属此类。这些游记融情致理思于山水之间,记叙了严子陵与汉光武帝刘秀的情义,并高度评价严子陵,由衷赞美了他不怵权贵、不慕虚荣、淡泊名利、追求自适的高风亮节。其中郑日奎虽以“游钓台记”为名,但其仅仅道经七里滩,并未登临钓台,只因倾慕严子陵,于舟行经钓台之时,极目远望,心驰神往,入梦神游,极尽想象之能。

  其二,富春武林之游。这一类游记,以游览富春江为行文主线,描绘迤逦清丽的风光,间以典故穿插。如王叔承《富春武林游记》、黎遂球《过七里泷记》、吴锡麒《经七里滩记》、王义祖《春江水灯记》、周天放《富春江游记》等。其中以周天放《富春江游记》最为代表。这一篇游记由《富阳》《江行》《桐庐》《上滩》《钓台》《归舟》六篇组成,记载了过富阳,泛舟行,入桐庐,登严滩,上钓台,最后登舟而回,游览富春江的经历。富春江最美在桐庐,七里泷峡谷两岸岩石陡立,山色青翠秀丽,江水清澈碧绿,在山水之间还分布着许多古迹。“严陵问古”“双塔凌云”“子胥野渡”“七里扬帆”“葫芦飞瀑”,每一处景点或秀美怡人,或有一段清幽故事,引人入胜。

  其三,钱江观潮。钱江大潮作为钱塘江精神的重要标志,是历代钱塘江游记的写作热点。晋有顾恺之《观涛赋》,宋有吴儆《钱塘观潮记》、周密《观潮》、吴自牧《观潮》、罗公升《浙江观潮赋》,元有沈干《浙江赋》、董朝宗《浙江赋》,明有王文禄《钱塘江观潮记》、陈仁锡《十五月纪(是日观潮)》及《十八月纪(是日观潮)》、黄尊素《浙江观潮赋》、张岱《白洋潮》、赵维寰《观潮》,清有戴名世《观潮》、袁学谟《钱殿观潮赋有序》、梁章钜《秋涛宫》,近代有丰子恺《钱塘江看潮记》、陈恨石《曲江观潮记》、徐映璞《海宁观潮记》等。观潮之地甚夥,有在杭州秋涛宫处,也有在曲江、海宁等处。其中清人柳堂《记浙江大潮》一文颇见新意。该文非一时记游之作,而是综合多次游历经验书写而成,类似于现代的旅游指南。开篇即说明记游原委,随后详细记述钱塘江源流,考查钱塘江潮讯的形成,并向读者介绍钱塘江干流的历史变迁与潮水的最佳观测点,甚至还介绍了观潮防护措施。观潮结束后,又泛览海宁名胜,对每一处景观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虽以介绍性文字行文,但剪裁得当,饶有意趣。

  由此可见,这些钱塘江游记,或寄山水秀色,或抒不平之气,或述民俗佳节,不仅传承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传统文化,还向世人展现了炎黄子孙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颇具史料价值。

  三

  游记兼具文学审美与地理史料双重价值,然而既往多重其地理史料价值而忽略其文学审美意蕴。

  钱塘江游记的审美艺术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摹形绘景,场面恢宏。如前文所论,观潮是历代钱塘江游记的书写热点。宋代周密《武林旧事》中有两处写到观潮,一在第三卷,一在第七卷,以第三卷为优,绘声绘色,引人入胜。这一卷中写观潮,以“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开篇,从大处落笔,提纲挈领。接着补充交代“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引出典型场面,然后转入集中描写:“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由远及近,由色相而及声势,序次井然,富有生活实感。既而以淋漓酣畅的笔触,恣意挥洒,盛夸江涛排山倒海之势。作者善于抓住描写对象的主要特征,刻意渲染,因而能以极精练的笔墨勾勒出观潮的热闹场面,成为一篇流传至今、短小精悍的速写小品。

  其二,夹叙夹议,感情真挚。诸游记中以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为典型。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范仲淹由右司谏被贬为睦州知州。于此任上,遂有此篇。他热情表彰严光的高尚情操,寄托自己的真挚情感。文章篇幅虽短小,但语言凝练,夹叙夹议,韵味十足。其“叙”少而精,着力于两点:第一,严光与刘秀的旧关系:“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第二,严光与刘秀的新交往:“既而动星象,归江湖。”相对于“叙”,其“议”则多且繁,着力于两处:一是严光“不事王侯”的高洁:“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二是刘秀“以贵下贱”的大量:“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范仲淹借严光与刘秀故事,呼吁天下士子的高尚气节与帝王应有的宽容雅量,颇有“借古讽今”之意。其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作结,惊艳悠远而意味深长。

  其三,情景交融,视角独特。以高濂《六和塔夜玩风潮》为最佳。此篇游记于常人所忽略处的风景落笔,描写了夜晚钱塘潮的独特景色。其开篇即言常人观潮的遗憾,遂点燃塔灯,于横空月色之下静观海门潮起:“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白练风扬,奔飞曲折,势若山岳声腾,使人毛骨欲竖。”作者对潮来时的描写生动传神,用白雪比喻银涛之色,用轰雷形容巨浪之声,用白练模拟大潮之状,身临其境。然至此笔锋一转,忆及昔日逍遥闲适的生活,遂从名利中醒悟,并感慨世人多为名利二字所束缚。于情景交融之中阐述己志。构思巧妙,语言清丽,隽永深邃。

  概之,这些游记,审美价值颇高。为文深情,为词清丽,落墨处尽得自然真意,不虚美、不矫饰,既有恢宏大气之章,也有风流灵巧之篇,浑然天成,音韵朗畅。读来如饮醇醪,不觉自醉。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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