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惊涛：钱锺书笔记中的宋仁宗

文/庞惊涛

【人物简介】

宋仁宗赵祯（1010年5月30日－1063年4月30日），初名赵受益，宋朝第四位皇帝，宋真宗赵恒第六子，母为李宸妃。早年历封庆国公、寿春郡王、升王，官中书令。天禧二年（1018），被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

乾兴元年（1022），赵祯即位，时年十三岁。他在位初期，由章献明肃皇后刘氏垂帘听政，直至明道二年（1033）才开始亲政。在位中期爆发第一次“宋夏战争”，经三年交战后，双方签订“庆历和议”。期间，辽国趁机以重兵压境，逼迫宋廷增输岁币，史称“重熙增币”。庆历三年（1043），赵祯任用参知政事范仲淹等开展“庆历新政”，企图遏止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及“三冗”现象，但因反对势力庞大，改革旋即中止。

嘉祐八年（1063），赵祯崩逝，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二年，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谥号为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庙号仁宗，葬于永昭陵。

赵祯在位期间，北宋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史》赞曰：“《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史家将其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他善书法，尤擅飞白书。有《御制集》一百卷。《全宋诗》录有其诗。

宋仁宗坐像

近期电视剧《清平乐》热播，因其中服装、布景的高水准制作，也带热了关于宋代服饰、宋史图书、宋代生活美学等方面的文化话题。那么，剧中的男主角宋仁宗在历史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钱锺书是纯粹学人，绝少谈政治。吴学昭说：“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锺书的风格。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深悉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谈话如此，其著作也少涉及政治，或涉及政治而极高明隐晦，更少谈政治人物。

但在《容安馆札记》中，钱锺书却屡屡提及宋仁宗。将这些提及宋仁宗的内容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捉置一处，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宋仁宗形象。其中，很多事件和人物，都在热剧《清平乐》中有生动再现。

“叫果子”技艺

《容安馆札记》第48条：《茶香室三钞》卷二十四引高承《事物纪原》卷九云：“嘉祐末，仁宗上仙，四海遏密，故市井初有‘叫果子’之戏。盖自至和嘉祐之间，叫《紫苏丸》，洎乐工杜人经十叫子始也。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采其声调，间以词章，以为戏乐，又谓之‘吟叫’”云云。

此条关注仁宗驾崩之后东京市井的“叫果子”技艺。《事物纪原》是宋人高承所撰的一本类书，主要内容为器物的溯源和正名，藉此可考察古代社会的民俗民风。但近年来学界有观点认为，此书成书为明代而非宋代。无论是宋还是明，“叫果子”技艺确乎兴盛于宋却是事实。所谓“叫果子”，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模仿水果贩子叫卖水果声音而形成的一种口技表演。说唱艺人从街头叫卖声中获得灵感，通过艺术加工，配以词章，而让叫卖水果的声音更有艺术感染力。

颇值关注的是，这个“叫果子”之戏是在仁宗驾崩前就有了的呢，还是因为仁宗驾崩，举国停止娱乐活动，在国丧的大环境下，为了找一点乐子市井临时制造的呢？如是后一种，则足见朝廷对市井生活的宽容。

根据周密《武林旧事》所记，“叫果子”之戏在南宋达到鼎盛，不仅成为一项常见的赛事，且经由京兆的组织，搬进了大内。《武林旧事》“元夕”条记载甚详：既而取旨，宣唤市井舞队及市食盘架。先是，京尹预择华洁及善歌叫者谨伺于外，至是歌呼竞入。既经进御，妃嫔内人而下，亦争买之，皆数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一夕而至富者。

想来，这样的“叫果子”之戏，皇室也是非常喜欢的，而那些擅长“叫果子”之戏的艺人中，总会有个别优秀的脱颖而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之“京瓦伎艺”条，就记载了开封瓦市专演“叫果子”的文八娘，她模仿任何一种叫卖声，都十分逼真。她的嗓音圆润且多变，令人百听不厌。

《容安馆札记》第250条：据晁氏、邵氏之说，则与孟子为难乃北宋风气，盖亦有激于王氏新学而然。顾太伯殁于仁宗时，在新学之先。邵氏书卷二十一且记曾旼、吕吉甫言子瞻学孟子，是喜孟子者，未尝不驳孟子也，而驳孟子者，岂必不喜孟子乎？不喜孟子者，更安知其不读孟子乎？此如柳子厚作《非国语》，而《答韦中立书》则云：“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又云左丘明、太史公、《国语》“可出入”。

北宋改革家李靓

改革家李觏

此条关涉钱锺书对北宋早期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李觏的评价。李觏字泰伯，号盱江先生，北宋建昌军南城（今江西抚州资溪县高阜镇）人。其人博学通识，尤长于礼，曾应范仲淹之邀，主持桐庐龙山书院讲习事务。因重经世致用之学，李觏反对孟子。在《常语》一书中，他反对所谓的“重义轻利”，认为“焉仁义而不利者乎？”是宋学中“非孟”思想的先驱，王安石新学及其“熙宁变法”，便深受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李觏非孟的核心，在于如何看待义利问题，而不涉及孟子仁政思想，也因此并未动摇到孟子思想的根基。但即便如此，李觏身后还是受到了一定的责难，尤其是道学家的诟病。钱锺书认为，其《盱江全集》中的《序》《跋》《年谱》词多夸饰可笑。“泰伯以非孟子为道学家诟病，此本遂窃加删节。”故康熙四年李氏后人出版《盱江全集》时，删去了其中非孟的内容。

李觏与仁宗几乎同时代，但与仁宗几乎没有交接，仁宗对大臣们屡次荐举李觏的建议也不为所动，按照仁宗网尽天下贤才的气魄和心量，只能说李觏在仁宗眼中还不是人才。或者还有一个可能，即李觏非孟让仁宗不喜。以仁宗一生推行仁政的实践来看，李觏的非孟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仁政思想基础的否定。

直到1050年，经范仲淹的再次推荐，朝廷因仪礼问题才认识到李觏的价值，授他为将侍郎试太学助教这个从九品下阶的文散官。李觏49岁时，国子监奏请李觏充太学说书，才得以进京。不过这样的京官并未当多久，1059年，李觏就病逝，年仅51岁。

进奏院事件

《容安馆札记》第320条：此事缘范文正招引一时才俊之士，聚在馆阁。如苏子美、梅圣俞之徒，此辈虽有才望，虽皆是君子党，然轻儇戏谑，又多分流品。一时许公为相，张安道为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恶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苏子美又杜祁公婿，杜是时为相，苏为馆职，兼进奏院。每岁院中赛神，例卖故纸钱为宴饮之费。苏承例卖故纸，因出己钱添助为会，请馆阁中诸名胜，而分别流品，非其侣者皆不得与。会李定愿与，而苏不肯。于是尽招两军女妓作乐烂饮，作为傲歌。王胜之名直柔，句云：‘欹倒太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这一队专探伺他败阙，才闻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

此条涉及北宋仁宗早期的“进奏院事件”。这个事件其实并不复杂。苏舜钦为集贤殿校理，兼进奏院时，值进奏院祀神，苏舜钦按照惯例，用所拆奏封的废纸换钱置酒，招一班支持范仲淹改革的君子党宴饮，被反对新政的王拱辰以监主自盗之名诬告到仁宗那里。其中，同为集贤殿校理王益柔那句“欹倒太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被王拱辰添油加醋、夸大其词地向仁宗作了报告，一向对文臣宽宏大量的仁宗，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出乎意外地“大怒”，将苏舜钦除名，其余参与饮酒的官员，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进奏院”事件是庆历年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所以小事搅大，是以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为首的君子党触犯了朝中一些人的利益，反对新政的王拱辰“狗急跳墙”，借以打击君子党。然则一向仁厚宽和的仁宗何以动雷霆之怒，给予苏舜钦如此重的处罚呢？仁宗并非不明白王拱辰等反对派的本意，也并没有为苏舜钦等“循例”用了那点公款而大动肝火，他动雷霆之怒的真正原因在于，这班新进士人太过轻薄胡浪，他要借此机会，对这样的轻薄士风加以整顿。对苏舜钦，他曾经非常赏识，但他也认为苏舜钦“轻薄少年，不足为台阁之重”，他希望这次严惩，能让苏舜钦变得老成持重，这样，以后才堪大用。

但仁宗显然忽略了“进奏院事件”对苏舜钦本人的影响。苏舜钦放逐离京，回苏州建沧浪亭，诗酒于林泉之下，看起来潜于江湖，实际上内心异常痛苦，对重回庙堂深有期待。仁宗起复他为湖州长史，他未及赴任，便抑郁而死。

“进奏院事件”对仁宗早期的文人心态影响是非常大的。仁宗后来对这次过重处理苏舜钦很后悔，电视剧《清平乐》中，曹皇后收到闺中好友、苏的妻子杜有蘅寄来的苏词时，仁宗反复吟咏，即是一种悔意的表达。

苏舜钦死后12年，苏轼写《贾谊论》，中有“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的痛惜，似专为苏舜钦“进奏院事件”而发感，尤其是文中“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等议论来看，更有对人君如何使用这样的人才的建议。苏舜钦去世时，苏轼只有12岁，尚在眉州老家，两人并未有任何交接。《贾谊论》作于苏轼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一周期。其时，苏轼少年得志，借“进奏院事件”对这个本家的遭遇报以同情叹息的同时，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人才主张，或许才是他的深意。

书法造诣高

《容安馆札记》第359条：卷六十九《恭题向公起所藏仁宗宸翰》：陈师道跋江端礼所藏仁宗皇帝御书曰：‘帝箓’，窃疑其不伦，后见昭陵他刻，正用此印，其字曰，盖古文‘笔’字也，出《义云章》，始知师道误以为‘箓’字尔。”

此条论南宋文学家楼钥文集，陈师道误认“笔”为“箓”，是不知古文“笔”字耶？江端礼祖父江休复曾修仁宗起居注，对仁宗御书想必是熟悉的。江端礼所藏仁宗皇帝御书，不知是江休复得仁宗所赐，还是因修起居注得其便收藏。仁宗书法造诣较好，电视剧《清平乐》中对其飞白体有展示，只是不知江端礼所收藏的御书，是否仁宗最拿手的飞白体呢，颇让人神往！

北宋宰相夏竦画像

夏竦议谥之争

《容安馆札记》第512条：夏竦《文庄集》三十六卷。《四部》辑本中较审慎者。劳季言《读书杂识》卷十二谓当删去《知饶州乐平县杨简除国子博士制》，见《止斋集》卷十七。郑公表、启之作，典赡而未精丽，然尚是唐格，非宋人四六。诗多应制之什，其抒写自心者，亦晚唐绮靡之体，不如胡文恭之组绘、晏元献之风致。七言绝句较清峭，《渑水燕谈录》卷一谓：“仁宗赐谥‘文正’。刘原父判考功，上疏言：‘谥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应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司马温公知礼院，上书云：‘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可当？’遂改谥‘文献’。知制诰王原叔曰：‘此僖祖皇帝谥也。’于太常更谥‘文庄’。”《老学庵笔记》卷七云：“初谥‘文正’，刘原父持不可，曰：‘天下谓竦邪，而陛下谥之正。’遂改今谥。宋子京作祭文，乃曰：‘惟公温厚粹深，天与之正。’盖谓夏公之正，天与而人不与也。”可资谈助。《东轩笔录》卷九记：“英公谮于仁宗曰：‘石介不死，北走胡矣。’寻有旨发介棺以验虚实，吕夷简执不可。及英公死，仁宗将往浇奠，吴奎言于上曰：‘夏竦多诈，今亦死矣。’仁宗怃然，至其家浇奠毕，踌躇久之，命大阉去面幕而视之，世谓报应”云云，是仁宗亦知其不正也。

此条论及夏竦死后的谥号之争。在电视剧《清平乐》中，夏竦是以奸邪之臣的反派形象而存在的，但实际历史中，夏竦不仅是一位能臣，也是一位正臣。

公元1051年，夏竦去世，围绕着这个一品大员的谥号问题，礼官和朝中大臣发生了争执。仁宗出于对老师的感念，赐夏竦“文正”谥号，但被负责起草谥号的考功司等大臣“怼”了回去。直集贤院、判尚书考功的刘敞说，起草谥号是我们的本职工作，皇上你就不要插手了吧！司马光直接跳出来说：“文正”这个谥号，是所有谥号中最好的，夏竦当得起这个谥号吗？（注：终有宋一朝，得“文正”谥号的，只有范仲淹一人而已）于是又改“文献”，最后定于“文庄”，仁宗虽心有不甘，也只能认可。

民国石碑中关于夏竦的记载

有关夏竦议谥之争的全过程和细节，读者诸君可参看宋史研究者吴钩《一场令人难以理解的议谥之争》一文。（《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

《容安馆札记》第523条：“酒酣辄诵无名诗云：‘五风十雨太平时，北倭南峦守四陲。青天白日浑无事，清明夏至一题诗。’叹曰：‘此诗当如周公制作。或云吴履中作，恐履中未必及此。’”参观《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九引《复斋漫钞》载无名氏题寝宫诗：“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东风吹泪洒昭陵。”王恽《秋涧大全集》卷二十七《过仁宗陵》：“道出黑石渡，同宣慰陈庆甫游仁宗陵。后宋人曾有诗云：‘干戈销弭岁年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三年那忍说，暗垂双泪过昭陵。’见朱晦翁《语录》。

此条论顾景星《白茅堂集》四十六卷、顾昌《耳提录》一卷。上引段落，关涉后人对仁宗垂拱而治的评价及对仁宗42年盛治岁月的追念。

对大多数身处仁宗朝的人而言，那42年盛治，确乎是好梦一场，所以，游仁宗陵的时候，安得不暗垂双泪？钱锺书引此，或也有穿越仁宗治下的梦想吧？

《容安馆札记》第626条：凡所言“西土”皆指中国，亦犹欧洲人以印度为东土，而中国则以欧洲与印度并称“二西”（见《昭代丛书》甲集《西方要纪·小引》又《鲒埼亭诗集》卷八《二西诗》），所谓《论衡·四讳》、《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仁宗语）：“西家之东即东家之西”也。

此条考辩“中西之谓”。邵博踵其父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而撰《邵氏闻见后录》，其中所引仁宗语“西家之东即东家之西”可为采信。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编盖续其父书，故曰《后录》。其中论复孟后诸条，亦有与《前录》重出者。然伯温所记多朝廷大政，可裨史传。仁宗所语，倒并不一定实指中西之谓，而可能来自于民间谜语。“西家之东，东家之西”打一人名，正是孟子的弟子屋庐连。北宋灯谜、人名谜盛行，或许“西家之东，东家之西”的谜语已经市井通传，也未可知也。

美髯公蔡襄

蔡襄美髯轶事

《容安馆札记》第626条：东坡《书焦山纶长老壁》云：“我来辄问法，法师了无语。法师非无语，不知所答故。君看头与足，本自安冠屦。譬如长鬣人，不以长为苦。一旦或人问，每睡安所措。归来被上下，一夜着无处。”妙喻也！《铁围山丛谈》卷三云：“君谟伯父美髯须，仁宗一日偶问曰：‘卿髯甚美，长夜覆之于衾下乎？将置之于外乎？’君谟无以对。暮就寝，思圣语，以髯置之内外悉不安，一夕不能寝”云云，窃疑依傍坡诗，无中生有。

此段文字讲有关蔡襄大胡子的轶事。蔡襄美髯，仁宗皇帝有一天就问，蔡卿晚上睡觉，是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还是被子里面呢？蔡襄不知道怎么回答。回到家中，想起仁宗问他的话，把大胡子一会放被子外面，一会放被子里面，一晚上都没睡安稳。这个轶事，传递出仁宗和近臣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为君上偶尔的玩笑、甚至调侃，是在紧张忙碌的政务之余的一种调和剂，此事如果真有，可见出仁宗深得张弛之道。

不过，蔡绦在《铁围山丛谈》里主动跳出来，说“蔡襄因安顿美髯而一夜不得安寝”的轶事，可能是依傍东坡《书焦山纶长老壁》诗意而无中生有。蔡襄是蔡绦的伯父，一家人说两家话，小蔡通过笔记为老蔡的轶事作纠正，个中缘由，颇值玩味。

苏轼也是美髯，不知他在听到前朝仁宗皇帝调侃蔡襄美髯这段轶事时，对自己夜间放置美髯是否生了选择困难症。

《容安馆札记》第724条：按周亮工《同书》卷四以魏征事，与《能改斋漫录》记宋仁宗闻二近侍争贵贱在命抑在至尊，与《金史》记海陵闻护卫二人争富贵在天抑由君所赐合为一条。宋仁宗事亦见《独醒杂志》卷二。实皆本之佛典《大庄严论经》卷十五之七十二云：“忧悦伽王于昼睡眠，有二内官，一在头前，一在脚底，持扇捉拂，共作论议。一则自称‘是我业力’，一则自称‘我因王力，由是之故，奉给于王。’王闻彼二人诤理，心不悦，即向彼称业力者说偈言：‘依于我国住，自称是业力，我今试看汝，为是谁力耶？’往夫人所，言：‘今当遣人来到汝边，汝好庄严如帝释幢。’以蒲萄浆与彼依王活者，送与夫人。思：‘称业力者，今应当悔。’作是念已未久，彼业力者，着好衣服，来至王边，王大生怪：‘汝恃业力，我故不遣，汝云何得？’彼人说：‘此人奉使出门，卒尔鼻衄，即以此浆，与我使送。’”《杂宝藏经》卷三之二十六波斯匿王及二内官事亦同。

关于仁宗之仁，其身后评价可见一斑。有关他善待乃至宠溺近侍的故事，宋人笔记里也有很多记载，诸如“忍渴而不忍近侍受责”、“忍饥而不忍麻烦近侍半夜杀羊”等等，都见出仁宗体下宽柔的天性和超于常人的自律意识。《能改斋漫录》成书于南宋绍兴年间，后因“涉及讪谤”而被禁毁，不久又重刊。此书中记载的史事，保存了不少已佚文献，历来为后世文史研究者所重视，其记录的二近侍争贵贱事，可能也只是风闻。但同一时期的《独醒杂志》也有记录，即便出于人们对仁宗的感念而编撰，也是依托于仁宗仁厚的天性本底，换作其他帝王，未必就能成为谈资了。

只是两著对仁宗是否回应二近侍的论争、如何回应论争未作记录。“我命由我不由天”。以仁宗天性，或许会勉励近侍恭谨从事、自我争取，而非靠他这个官家恩赐，真是与哪吒的想法如出一辙呢，一笑！

仁宗唾面自干

《容安馆札记》第729条：《考古质疑》卷五谓：“容斋谓杜淹所作《世家》，年岁抵牾疎畧，复为增广。然容斋谓是阮逸伪作《中说》，则无。逸乃我宋仁宗朝人，而《唐书·艺文志》、刘禹锡《王华卿墓铭》、《李翱、刘蕡、皮日休传》皆及此书。然《中说》有可疑处，如《王道篇》《礼乐篇》皆及李德林见文中子。按德林死于开皇十年，时文中子方七岁耳。”

阮逸是仁宗天圣五年进士，是音乐家，精通经学，擅长词赋。与大儒胡瑗共同校定钟律，受到仁宗的接见，后被任命为典乐，掌管宫廷音乐事务。

苏舜钦画像

值得一提的是，阮逸是仁宗朝少有的以诗得罪的大臣，受到了和苏舜钦一样的“除名勒停”的严厉处罚。和阮逸同时期，还有理学名臣石介诗案、藏书家李淑诗案，他们都是因诗文受到牵连和政治打击。尤其是李淑诗案，在仁宗朝影响甚大。据宋人笔记《渑水燕谈录》所记，其诗案起源和过程是这样的：

李淑守郑州，题周少主陵曰：弄耜牵车晚催鼓，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垅才三尺，刚道房陵半仗来。时陈文惠薨，淑奉诏为墓志。淑言尧佐“好为小诗，间有奇句”。陈之诸子请易之，淑不从，乃言其诗谤太祖。落淑侍读学士。

李淑不肯改陈尧佐墓志铭上的文字，乃被陈家诸子拿诗中“倒戈”做文章，诽谤李淑借诗讽太祖得位不正。太祖陈桥驿“黄袍加身”虽然以和平方式取得天下，但将士“倒戈”拥赵却是兵变成功的关键。“倒戈”一词被陈家诸子拿来做文章，李淑的侍读学士因而被免。

李淑后来对“倒戈”的本意有过抗辩，但朝廷并不认可他的解释。从石介诗案到李淑诗案，再到阮逸诗案，说仁宗一朝没有一位大臣因诗歌文字而获罪，这显然不是事实。不刻意美化，不选择性回避，这是我们对仁宗这个历史人物的客观态度，也是对风雅宋也存在王朝制度中通常性的问题的一个事实认知。

《容安馆札记》第760条：《曲洧旧闻》：“仁宗退谓后曰：‘汝止要宣徽使、宣徽使，中丞直唾我面。’”

《曲洧旧闻》是南宋人朱弁撰写的一部文言小说集。仁宗唾面自干的故事，首见于此。仁宗迫于温成皇后张氏的耳边风，准备封张氏的叔父张尧佐为宣徽使，结果在廷议的时候，受到了群臣的反对。包拯作为台谏官，反对仁宗这项任命。和仁宗争论时，或许因为离得太近，或许是因为包拯情绪激动，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仁宗忍气吞声，让口水自己干了。回内宫后，仁宗向温成皇后抱怨，你只晓得要宣徽使，御史中丞包拯的口水喷了我一脸。最后这项任命因前朝大臣的反对而作罢，这个唾面自干的故事却传了下来，以此彰显仁宗的高怀雅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