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道乐与泰州文化

泰州地处长江之尾、淮河之畔、黄海之滨，在历史上，长江、淮河、黄海越境而过，江、淮、海三水在这里汇聚，清、浑、咸三味在这里交融，吴、越、楚三国文化在这里沉积。岁月的流逝，带来了泰州地域地貌的沧桑巨变，却割不断地方文化的代代相传，遮掩不住泰州道乐魅力的神韵飞扬。在千年传承中，泰州道乐以其独特的魅力，完美展示了泰州宗教文化、盐税文化的质点，树起了一道旖旎的文化风景。

　　宗教文化：催生泰州道乐诞生

　　泰州曾是宗教盛行之地，历史上寺庙林立，“儒”“释”“道”三教并存互动，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文化。穿越时空，泰州道乐正是伴随着泰州宗教文化的诞生而产生，而泰州道乐深受泰州道教文化浸润，它是泰州道乐呼之欲出之根。泰州道教曾堪称江苏之最。道教自东汉后期形成后，海陵复为道教盛行地区。东晋时，泰州出现了著名的“海陵十仙”，传说他们都在泰州城内修炼功成而飞升成仙。随着道教的兴盛，泰州道教出现了繁荣局面。泰州道观众多，广泛开展诵经、打醮、祈福等教务活动。清初时，泰州道教活动盛极一时，几乎乡乡有道士，镇镇有道观。

　　泰州道教音乐继承了古代“巫以歌舞降神，捉以言辞祷神”的传说，在诵经文、做礼忏、行斋醮、放焰口时，乐师们都要运用曲笛、笙、箫、大小唢呐、磬、铙钹、云锣、铴锣、小锣、小提钹等传统演奏乐器来营造出一种庄重、神圣的宗教氛围。其音乐主要用于设坛、焚香、升坛、迎驾、诵经、赞颂等斋醮科仪中。音乐的组合随法事不同而发生相应变化，主要的音乐形式有独唱（通常由高功或法师担任）、齐唱、散板式吟唱和鼓乐、吹打以及合奏等。在器乐演奏中，根据主持醮仪的高功、法师在供香、绕坛、礼拜等宗教仪式中动作的需要，会采取坐乐和行乐的形式来演奏，以配合法师的动作。

　　自北宋以来，泰州道教音乐的正宗传统曲目有：《破阵子》《将军令》《到春来》《到秋来》《行街四合》等。不仅如此，泰州道教音乐还具有浓厚的宫廷雅乐风格，除继承了帝王庙堂仪典音乐、诗词音乐外，还保留了唐、宋、元、明历代宫廷音乐的部分乐曲，结构完整、旋律瑰丽，主要有笛曲、鼓段和两者连缀而成的套曲或曲牌。历史上泰州曾出过一位名人，叫徐神翁，他深得朝廷信任，宋哲宗亲赐紫服，授其“圆通大师”称号，宋徽宗三次召其入宫，以备问道。他不仅带去了民间的灵丹妙药，也将宫廷音乐带到民间。

　　盐税文化：助推泰州道乐繁荣

　　泰州自古产盐，“天下盐税海陵居半”。景祐二年（1035），因朝廷诏书全国，要求各地官员推荐通晓乐律之人，范仲淹首先想到了与他在文会堂唱和的胡瑗。胡瑗“长于音律，能晓古乐”，进京后受到了仁宗皇帝的接见，其考订的《周南》《召南》《小雅》等数十篇乐谱影响至今。到了清代，发迹的盐商为享受安闲舒适的士绅生活，将泰州道教音乐与“盐税文化”相融合，并与民间小调、民俗俚音、民间歌谣等相结合，促进了道教音乐逐渐变为动感怡情、娱群乐众的大众音乐。“盐税文化”的兴盛是泰州道乐惊艳繁荣之基。

　　一盐称盛，百业俱兴。道光年间，泰州地区有三位杨姓道情艺人，说唱水平很高，有“三阳（杨）开泰”之誉。泰州兴化人郑板桥创作的《道情》10首，更使道情曲在江苏风靡一时，也让泰州道情从“劝世文”发展成说唱艺术，进一步丰富了道乐的内容。演唱一般流动于街坊店铺、茶馆酒楼及内河客轮、过江轮渡之中，行话叫“踩街”；也有占街市一方空地演出的，俗称“地摊”。表演形式古老而简朴，多为一人持渔鼓、简板，身穿长袍站着说唱，无其他乐器伴奏。演唱时，左臂怀抱渔鼓并手执简板，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并拢打击渔鼓，两者配合击打出各种节奏作过门的弦律。泰州道情，曲调易学，演唱灵活，唱者甚多。

　　泰州盐商官僚，常以文以乐交友，以书以画会客。这种文化氛围，使得泰州道乐与盐商文化既交相辉映，又相得益彰，道乐自然走进了百姓的生活。不管盐商官僚，还是殷实家庭，凡生辰喜庆、烹茶饮酒、宴客消闲，都要邀请乐队集体开台或单独坐堂来为主家增色，主人和宾客可凭各自的喜爱提名点奏、合奏或独奏，形式多样。

　　纵观泰州的道乐文化，不难发现它记载的是泰州文化发展史，反映的是百姓喜怒哀乐，恪守的是“调不离俗（民俗）、韵不离歌（民歌）、歌不离曲、曲不离器”的传统，在广泛吸收、融合，不断与时俱进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它兼吴楚越之韵，汇江淮海之风，既有江南丝竹的婉约与细腻，又有北方吹打乐的彪悍与雄浑，其精华是它兼容并包、和而不同，让人百听不厌、流连忘返。

　　（高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