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自西祭，鱼知我意——古人感动中华之轶事

商人把野生动物的爱恨化为各式如饕餮一样的图纹，并铸印在祭祀的青铜器上，他们认为以此可沟通人神，加上六乐九变的复杂仪式，即可感天动地，获得庇佑。

新冠病毒的可疑中间宿主，也就是蝙蝠和穿山甲，让人们意识到野生动物该被禁止入药了。无疑，野生动物入药的观念，即对其力量的崇拜，从三千六百年前的商朝穿越而来，也早该风化为石，位列于馆了。在商朝，已发明了捕猎工具的祖先们，在面对凶猛动物的环境时，依然感到势单力薄，有甲骨文记载：“王梦白牛，隹忧”（商王梦见白牛，担心有坏事发生）。于是，商人把野生动物的爱恨化为各式如饕餮一样的图纹，并铸印在祭祀的青铜器上，他们认为以此可沟通人神，加上六乐九变的复杂仪式，即可感天动地，获得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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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祭祀，感熊动地

先秦时代的祖先对动物洪荒之力的崇拜，在传说里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史记》记：五帝之一的帝喾，其有才能的后代名为“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伯仲叔季为老大至老四之意），连黄帝都号为“有熊”氏；《左传》记：春秋战国时姓狐的有“狐突” “狐偃”，姓狼的有“狼瞫”……这时候古人企图撷取动物的力量，还没有走到“以形补形”的粗暴阶段，依然怀抱原始朴素的“人能感动动物”的观念。

《左传》记载：“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三代祀之”。大禹的父亲鲧，治水失败被舜帝诛杀后，却被夏、商、周三代拜祀。虽是典型的父凭子贵，但古人却坚信一遇风便化“熊”，化为奇异的“熊”之后，就有了不同于治水失败时的神奇力量。

春秋诸侯争霸时，晋国得势，晋平公却久病不愈。卿大夫韩宣子表示不解：“该祭祀的山川都祭祀过了，国君的病情却不见好。这两天他又梦见黄熊，是什么恶鬼呢？”来访的客人回答说：“今国君英明，大臣贤良，哪会有恶鬼？你们拜祭了山川，但没有祭祀大禹的父亲黄熊吧？”晋国人恍然大悟，虔诚祭祀后，似乎真的感动了“黄熊”，晋平公的病竟然痊愈了。

熊形席镇西汉 青銅鎏金，高15.5cm，长20.6cm 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祭祀神灵”这一行为在蒙昧时代得以发生的直接原因：讨好先灵，祈求庇佑，避免惩罚。《左传》记载这样一件事：宣公四年，楚国一个叫尹子良（若敖氏）的儿子长相凶恶异常，子良的哥哥子文担心侄子长大后会冒犯神灵，招致灭族之祸，居然叫弟弟杀死儿子，子良没有依从。等到子文临死时，都还担心灭族之祸，说：“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意思是说若敖氏断了后，没有人祭祀，祖先的鬼魂都要挨饿了。

从中似乎可见，古人信奉《孟子》所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本意要保证有后人来供伺祖先的在天之灵，否则先灵就会挨饿，以致不能保佑家族繁荣兴盛，还会惩罚不肖子孙，使其夜不能寐。而“人丁兴旺”的本意也就是希望更多的人给先祖祭祀上香，祖宗自然就衣食无忧。

越敬畏，自然也就越虔诚。从已出土的十万片甲骨文可以看出，古人祭祀强调牺牲的纯色与祭祀仪式的精确。例如花园庄东地出土的甲骨有记：“甲寅岁祖甲白豭一鬯一登自西祭”（大意为甲寅年，在为先灵献上美酒让他品尝后，再献祭白公猪，而且要注意从西方举起）。

祈求的避祸趋福应验与否，又会让先秦人总结反思自己的仪式。到了周朝，这个总结就成了《周易》。周人不仅相信自己能够感动庇佑万物的“黄熊”，甚至相信自己能够感动卑贱难及的“豚鱼”。《周易》：“豚鱼吉，信及豚鱼也”，“豚鱼”，指小猪小鱼这些微贱之物。《周易注》解读说：“微隐之物，信皆及之”。也就是说，只要人的诚信是百分之一千，那么多出来的诚信，就会连小鱼都会被感动了，这样还有什么祸不能避之，什么福不能趋之呢？

这个角度看，晋平公之所以会忘记祭祀黄熊，大致是因为到了春秋时期，夏、商、周虔诚祭祀已一去不复返，加上东周的礼崩乐坏，追逐九鼎总比祭祀祖先来得功利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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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智礼义，孝感天地

东周时期，礼崩乐坏。诸子百家开始通过不同的迂回方式对世人进行劝诫。《吕氏春秋》利用的是动物界的“反哺”现象：“燕雀争善处于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乐也”。也就是说，燕雀尚且知道反哺，人类怎么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呢？荀子则给出“仁义”的方案，说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就是要靠“礼义”的施行，也只有当礼义得道时，人才能“胜物”，“六畜”才能“皆得其长”。

到了秦汉，这套礼义协同孔孟的理论被董仲舒发展成为更为完整的儒家理论基础，即“仁、义、礼、智、信”。汉武帝本人究竟是不是“仁、义、礼、智、信”乃至“信及豚鱼”的信徒不得而知，但是董仲舒后面写的《春秋繁露》，却把自己的巫师本质暴露无遗。

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借阴阳之说意图行自己理解的王道，说阳的德不行，就要辅以阴的刑，阳的教不行，就要辅以阴的杀……又说上天是万物的主宰，人有三百六十节，只因这个数字才能和“天数”相符……

董仲舒概括出的“仁、义、礼、智、信”，最终只是为了自己笃信的“阴阳五行”服务。他赋木以仁，予火以礼，施土以信，置金以义，加水以智。当世间万物都有了与人类相同的感知后，“天”与“人”便得以“感应”，“信”与“义”便不单止能够感动“豚鱼”，甚至可以感动“蝼蚁” “屎溺”。反过来讲，当它们没有被人间感动，那就肯定是人间礼义沦丧了。

《汉书》曾记载了民间发生了“鼷鼠吃牛”的事情。这本史书把动物分为三六九等：“鼠，小虫，性盗窃。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也就是说，鼷鼠是比老鼠还要卑鄙的偷盗之徒，牛则是神圣的祭品六畜，“鼷鼠吃牛”，那是“灾异之象”了。董仲舒得知，顿感天之将倾，说：“鼷鼠食郊牛，皆养牲不谨也。”稍后的京房则对这一现象评论说：“祭天不慎，厥妖鼷鼠啮郊牛角”，又说：“子不子，鼠食其郊牛”。

后来史书又间有“雄鸡为雌”（汉宣帝、唐宣宗）、“有狗生角”（汉文帝）、“雌鸡为雄”（唐武则天），都是“子不子”之故吧。

站在道德高地的董仲舒，喜欢说全中国都没能感动鼷鼠，可是，他最终也没能感动汉武帝。

《史记》记载：有一次，高帝庙着了火，董仲舒这时刚写完《灾异之记》。妒忌他得君行道的主父偃偷走了这本书，然后交给皇帝，皇帝召集儒生讨论，董仲舒的学生不知道这是老师的文章，大批“愚蠢荒谬”，汉武帝下令处死董仲舒。因言获罪，后得赦免死，董仲舒再不瞎扯孝感天地、信及豚鱼了。

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后，封建中国再没能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人人按部就班，不越雷池时，儒教中却出现贪赃禄蠹，男盗女娼之事。清朝的《笑得好》总结说：“予见世间不读书的，还有行仁义道德，偏偏是读书人，行起事来，说起话来，专一瞒心昧己，歪著肚肠，同人混赖，所以叫吃屎的蛆为相公，就是此义。说之不改,变蛆无疑。”

“孝感天地”的集大成者，则是比《春秋繁露》稍晚的《孝子传》。其记：“李陶，交阯人。母终，陶居于墓侧，躬自治墓。不受邻人助，群乌衔块，助成坟。”——当孝感天动地时，乌鸦也会帮孝子衔土砌坟。自此，“三足乌”变成了孝的信使。《魏书》记：北魏太和七年（483），“青州献三足乌。王者慈孝天地则至”。此后，至东魏武定元年（543），不间断有“三足乌”的进献，亦即皇帝的孝感动三足乌鸦，竟然连绵半个世纪。

汉代壁画中的三足乌

唐代欧阳修更是把它理论化：“乌在日中，从天，以昭孝也”。认为乌从太阳而来，阳是天地之正，而且乌鸦有反哺的行为，所以它必是被人间之孝感动而孝的“孝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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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儿鱼儿，你知我意

唐朝感动中华的第一动物当为：猫。

中后唐，猫成为被驯化的家畜。《通典》记：“太宗谓其使曰：‘高昌数年来朝贡脱略。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快耶！’”再加上唐代三教（儒、道、佛）的影响，新奇的“喵星人”瞪着大眼睛，便能让唐人相信它被感动了。

唐代的仕女图中，也经常出现猫，可见猫在唐宫中已属平常。

《朝野佥载》记载：武则天有一次让猫儿跟鹦鹉放在同一笼子里养，让御史看好，等到猫儿不咬鹦鹉了，那就是武皇帝感动了它，然后就可以“遍示百官”并公示天下，好好感动教化百姓一番。不料“传看未遍，猫儿饥，遂咬杀鹦鹉以餐之”。武则天的“感动猫儿”表演翻了车。

武则天之所以想表演她的感天动地，本质是想借猫儿天性的转变，来昭告天下其帝位受命于天，名正言顺。在儒家的教义里，女子当相夫教子，莫问男子政事，武皇帝的即位始终不被接受。皇帝即位，有一个仪式，叫“践祚”，踩踏祚阶之意。这个“践祚”的“祚”通“文武胙”的“胙”，指的是周王祭祀文王与武王时用的祭肉。能够得授文武胙，代表权威的赐予。刘邦出身平民当上皇帝，没有授“胙”，那怎么使自己的帝位合法化呢？《史记》说他头顶有龙，挥剑斩白蛇而起义。所以武则天的即位在儒家的教义显得不合法，那就需要像“挥剑斩蛇”版的“感动猫儿”。

猫儿的感动又见《旧唐书》：大历十三年(778)，“陇州将赵贵家猫鼠同乳，诏示于朝。崔祐甫上言，代宗嘉之。”赵贵家中将猫和鼠在一起生养,小猫小鼠能互不相侵害——一个外朝将士家中的“琐事”能带入内廷作天下大事讨论，这是皇恩浩荡、福泽万物之故也。

在唐代，感动中华的第一大家无疑是韩愈了。

韩愈作为抵抗夷教（佛教）入侵，捍卫儒教纯洁的卫道士，自然也是相信人能感动猫儿的。他写《猫相乳说》：“在北平王马燧家里，有两只母猫在同一天产子，一只母猫断了气，但它的两只小猫仍在吃奶，因为母猫断气后分泌不出奶，小猫便哭叫起来。另一只也正在哺乳的母猫，听到小猫的哀叫声，就跑过去喂养它们，随后又把它们叼回自己窝里喂养。”

韩愈最后评论道：“猫是人养的动物，本性固不知仁义，母猫能幼吾幼以及猫之幼，难道不是被人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感召的结果吗？难道不是北平王马燧处理地方事务得当，国家大事决断明恰，家道得以推行，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结果吗？”

马燧曾对韩愈有知遇之恩，韩愈也实在是一个爱财的文字大家。按《墓碑举例》，韩愈写过的碑文多达六十六篇，他甚至还为一位十几岁英年早逝的小孩歌功颂德。为什么呢？相传为了赚钱。刘禹锡《祭韩愈文》说：“（韩愈写碑文）一字之价，辇金如山。” 韩愈的朋友刘乂因为眼红他一字千金，顺手牵羊拿了几斤金银走了，说:“拍死人马屁，倒不如为活着的人做寿。”韩愈的爱财大抵来源于他凄惨的童年，他三岁即丧失双亲，加上寒窗苦读后，又多次科举失败，再中进士也没被重用的经历。

从现在动物学的研究看，韩愈的《猫相乳说》纯属虚构，但也肯定是在人们熟知了猫的脾性后才有的有趣虚构。

韩愈的“感动中华第一大家”之名号靠的固然不仅是猫儿，连鳄鱼，他都要把它感动。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写了篇《谏迎佛骨表》，劝阻唐宪宗亲迎佛骨，理由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因为佛教说不能杀生）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也就是说，梁武帝如此虔诚的佛教徒，一天只吃一顿斋菜，足以感天动地、猫儿都互相喂养了，最后却没能感动佛祖，落得个被活活饿死的下场，足可见佛祖的铁石心肠，不可信托。可是韩愈又说信佛的皇帝都短命，皇帝怒了，把他贬到潮州。到了穷乡僻壤后，韩愈立刻感受到“圣恩宽大，天地莫量”，自己都被皇恩浩荡感动得涕泪交零，鳄鱼难道可以无动于衷吗？于是，他要和鳄鱼讲讲道理：“我奉天子之命来和你鳄鱼辩论是非对错……鳄鱼有知，你就听听我的劝，快走吧这里不适合你，三天不行五天，五天不行就七天，七天我就不客气了”。

最后，韩愈当然没有感动鳄鱼，激扬文字却十足感动了唐宪宗，被流放不到一年，韩愈重返长安。

韩愈的文章实在太令人感动了，绵延千年，至清朝纪昀也效仿他写了《长生猪》，讲述猪被老翁感动的故事。蒲松龄则本着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地在《聊斋志异》中记了两篇《义犬》，来传颂“汪星人”的感动中国。

参考资料：《左传》、《史记》、《甲骨文读本》、《孝子传》、《旧唐书》、《荀子》、《春秋繁露》、《墓碑举例》、《韩愈集》、《聊斋志异》、《管锥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