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政以德”，看古代致治理念

《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 梁治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论语·为政》首章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此句极简，含义却十分丰富。我们不妨说，“为政”的思虑与论述，其实贯穿于《论语》，贯穿于孔子乃至儒家思想，甚至贯穿于先秦诸子学以及历代圣贤思想。

孔子言政，有广狭二义。有人问孔子为何不为政事（“子奚不为政”，今人多译为“从事政治”），孔子引《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作答，说践行孝、友就是为政。这即是说，伦理与政治无别，家事与国事同样重要，修身也不只关乎个人私德。《大学》之“三纲八目”，从明明德到亲民到止于至善，由修身进至齐家、治国、平天下，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视野宏大的政治观。

为政以德——自然，先秦诸子百家，持这种伦理政治观的主要是儒家，法家诸子论政，除了早期的管子，皆不屑于仁义之说、道德之教，而是以法律政令威势权谋为务，后者当然也属于“政”。孔子言政，并不排斥政刑之类狭义的“政”，只不过要把它放在一种从属的位置上，故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而在“孔子之治术”（萧公权语）中，德礼政刑，缺一不可。

德之观念兴起于周，为周人最重要的政治观念之一。在天命流转、民心向背、政权鼎革的过程中，作为统治者品性的德，被认为是关键性的因素。一方面，“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另一方面，王者惟有敬天保民，不坏其德，方能维续天命。中国早期思想中这些关于统治正当性的观念，在诸子时代被发展成一套围绕天、天命、天下、王者、生民及其相互关系展开的政治学说，影响深远。此外，德的观念后来又与阴阳五行观念相结合，或用以证明王朝的合法性（如“五德终始” 说），或用来为国家制度提供形而上基础（如谓“阳为德，阴为刑”）。梁启超认为，强调德礼，因德见仁，以仁说礼，正是孔子对中国古代思想的一大贡献。故孔子之后，“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

以上由《论语·为政》首章入手，对古人为政思想稍加分疏，由“政”“德”“礼”“刑”“孝”“友”诸概念，引出“仁”“义”“治”“正”“天”“君”“王”“民”“公”“天下”“君子”“无为”“阴阳”等概念，或可帮助读者一窥中国古代为政思想与致治之道的门径。其观念范畴，除前述种种，尚有许多为我们耳熟能详。如论政道，有天道、天命、禅让、革命、继替、正统、变统等；论社会理想，有大同、小康之说，王道、霸道之分；论基本制度，有家、国、天下，封建与郡县，华夏与夷狄，礼法、纲纪、朝贡、百官等；论修身，有敬、慎、诚、信、勇、让、恤、耻等；论治道，则有治人治法、养民教民、民为邦本、天理、人情、治乱、贤愚、正名、义利、公私、均平、宽猛、羁縻、选举、和、术、势、中等。且古之政治观具有所谓有机自然主义特征，大至山川星宿、细如绳墨斗斛等概念也与之相关。这些观念范畴彼此相连，构成一种多层交织的概念/意义之网。其中，有些范畴更居于网结之上，不但统帅诸词，自成群落，而且连接其他观念群，为古人表达和今人认识其政治理念所必需，可以称之为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乃至中国文化中的“大观念”。本书择取的五种观念：天下、为公、民本、家国、礼法，即属于此类“大观念”。

关于本书诸条目时间上的起止范围，我采取的办法是，大体由一观念初现，一直讲到清末民初。这样处理是因为，作为中国历史一大转折的帝制解体就发生在这一时期，隐匿于这一大事件背后而更具深刻意义的，则是文明秩序瓦解的大事变。近代中国文明的解体与传统的断裂诚为一事实，但只是指出这一点又是不够的。因为思想和生活世界极为复杂，其变与不变，在不同层面有不同表现，不同时代有不同样态。吾人深入历史之地，发掘古代观念，梳理古人思想，发现其改变之兆，寻绎其变化之几，便可以深切感受到，历史就活在当下。许多历史上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传统，即使遭遇了文明解体之厄，仍然存活于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和思想之中，并深深渗入现实生活。

比如，我们会发现，一些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如“天下为公”，其实也是对现代中国具有深刻影响的支配性主题，只不过，在经历了历史巨变之后，这个支配性主题分散地隐藏或混合于各式各样的现代话语之中，不易辨识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近百年的衰落和毁坏之后，“传统文化”如今又焕发新生，在思想、学术、文化、社会乃至政治方面被赋予新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历史”重新成为思想的焦点，各种当代“天下”论述也竞相登场。众声喧哗之中，新话语开始显露，新意识形态的轮廓也隐约可见。我相信，人类生活自有其演化机制，层层相因，代代相续。我们若放宽视界，展望过去、现在与未来，则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之间的界线就不再那么分明，未来也会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这便是为什么，以古观今和以今视古，都可能成为一种影响当下、塑造未来的创造性活动。也因为如此，我深信，真正严肃的思想史研究，必定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