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内卷”，后有“流民”：又一个被滥用的学术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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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流民”和“游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最近发现，在社交软件和自媒体上，对学术名词的滥用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不管合适不合适，准确不准确，很多人听到一个时髦的词就开始想当然得到处引用。
前几天打假了“内卷”，今天我来说说另一个最近被频繁滥用的热词——“流民”。
“流民”这个概念原本是有的，顾名思义指的是大灾战乱之时，流离失所的人。但是很多人在使用和引用“流民”这个概念的时候，犯了和使用“内卷”时的同一种错误——其实他们是在表达另一个学术名词所指称的内涵。
这个学术名词叫“游民”。
别看“流民”和“游民”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实两个概念要表达的意思差别极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研究“游民文化”的泰斗级学者——王学泰教授在他的名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专门阐述了“流民”和“游民”的区别。我认为，一个稍微有点抽象能力和学术基础的人，都不会把这两者混为一谈，这实在是个低级错误。
那么，这两个概念具体有什么区别呢？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科普一下：
1、“流民”是被动流亡；“游民”是主动游荡。
流民是因为遭遇自然灾害、社会厄难或其他种种原因，为了避难、求生，从而背井离乡，流向他乡。这种流亡生活并非他们自愿，而是外部因素所迫，流亡只是他们为了生存不得已的无奈之选，一旦社会安定、有地耕种，他们就会立马重新成为农民。
被迫流亡的流民
而游民则完全不同，他们是主动选择了四处游荡或在市镇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即使社会安定下来，有机会从事固定职业或重新耕地，他们依然会选择成为“游民”。
游手好闲的游民
2、“流民”暂时脱序，但本质依然是农民；“游民”主动脱序，形成了新的集体意识和文化。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常典型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带有浓厚的农民意识。这里的“序”，就是指的古代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秩序——宗法秩序。
王学泰指出，“虽然流民是在流动，但这种流动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短暂阶段，绝大多数来自农民的流民，其思想意识很少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依然是农民的。”
而与流民“被裹挟”根本不同的是，游民已经形成了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思想意识，表现出“独特甚至令人惊诧的一面”。
可见，流民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农民，并没有形成所谓的“流民文化”或“流民社会”，其秉持的依然是属于宗法秩序之下的民间文化范畴，属于农民文化。
而游民阶层不同，他们已经脱离了宗法秩序，在不断演化中逐步形成了独立于主流的农民文化之外的新型文化，其组织形式和思想特点完全不同于宗法农民，这种新型的文化形式，王学泰教授就称之为“游民文化”。
这就是“游民文化”的来历，非常清晰明确。
所以，学术上从来就只有“游民文化”，哪里来的“流民文化”呢？凡是动辄拿根本不存在的“流民文化”说事儿的，大概率都是不懂装懂，不学无术之人。
3、流民是显性的，游民是隐性的。
“流”是一种状态，显而易见，是被主流社会看见并承认的状态。皇权再恶毒无耻，也不会无视或贬低流民。任何一个朝代，都会认真对待并试图解决流民问题，解决的好，则人人称道，皇权稳固；解决不好，则是官府失职，皇帝无道。
游民则不同，他们形成的游民组织和秩序具备相当浓厚的“反抗性”和“反社会性”，为主流社会所不容，一旦做大，就会成为官府镇压和消灭的对象。
所以，流民只是主流社会的异常呈现，依然属于主流社会的一部分；而游民社会则是和主流社会对立的隐形社会。
做个小结，在学术上，“流民”和“游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绝不应该加以混淆。
它们之间的核心区别可以总结为三条：
1、“流民”是被动流亡；“游民”是主动游荡；
2、“流民”暂时脱序，但本质依然是农民；“游民”主动脱序，形成了新的集体意识和文化；
3、“流民”是显性的，“游民”是隐性的。
02
“游民”是如何影响中国历史的？
当然，“流民”和“游民”这两个概念虽然差别巨大，但依然是由一定联系的。
显而易见的是，游民源于流民，如果没有历朝历代都普遍存在的、规模巨大的流民群体，是不可能分化演变形成游民阶层的。
正是流民中的强悍之人，率先习惯并主动选择了“浪荡江湖”的生活方式。在形成并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后，他们开始美化自身，并对于虚伪迂腐的儒家宗法和懦弱狡黠的小农意识，开启了嘲讽模式。
这在游民知识分子的文化作品里，得到了充分提现。
《水浒传》就是为大家公认的，游民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快意人生，不啻为游民阶层的生活理想。
在王学泰看来，游民阶层对于“才子佳人”的文艺作品毫无兴趣，那些凭着“朴刀杆棒”打遍天下，最终“发迹变泰”的故事最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如果说，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理想里，还有这些许的抽象意味，对“社会公义”还有着或多或少的追求，游民阶层则大多不会太在乎自身行为的是非对错，他们的思维里充满着浓厚的帮派团伙意识。
比如，对于梁山好汉来说，梁山就是正义，凡是对梁山好的，就是好的，反是和和梁山作对的，就是错的，就是可以千刀万剐的。
扈家明明都已经投降了，双方也达成了协议，但李逵依然把扈家老小杀了个遍，事后宋江也只是淡淡的说了声，“下不为例哈”。貌美如花的扈三娘全家被灭，被宋江安排给猥琐好色的王英做老婆，她还要感谢宋大哥的“义气深重”......
请允许我给施耐庵爆个粗：你这种写法，是准备彻底不要脸了吗？
所谓被贪官污吏“逼上梁山”，水浒传里的好汉的确有部分是被官府逼上梁山的，但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被这些所谓的“好兄弟”构陷迫害，被迫上山的。
在梁山“英雄”看来，不管用什么下三滥的手段，只要赚得你上山，就是对的，让你家破人亡跟“兄弟聚义”相比，根本不是个事儿。
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恐怕都不会明白，这到底算是哪门子的“义”？
不过，游民阶层不在乎，他们为什么不在乎？因为长期浪荡江湖，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让游民只对生存和发迹感兴趣，什么道德，什么对错，凡是稍微抽象点的伦理观念跟他离着十万八千里远，完全犯不着关心。
在他们眼里，除了兄弟之情，帮派之义，就只有眼前的物质利益。抢了钱财，就化财富为食量，除了大快朵颐就再无其他长期的想法。
《水浒传》的一大谜就是其貌不扬，也无武功傍身的宋黑三郎，到底是靠什么名扬江湖、令各地好汉闻声就拜服的？
思来想去，就只有一点，无非是宋江“仗义疏财”，这家伙“见人就给银子”，实在太讨游民欢喜了。
一个给的爽快，一个拿的爽快，双方都是爽快人。
这种对财富利益毫无掩饰的追求，在王学泰看来，是游民阶层迥异于中国主流社会的显著特点。在占据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士大夫看来，对财富利益如此急迫渴求，完全是寡廉鲜耻的小人之举。
而游民阶层不以为耻，反而非常高调自豪，他们看不惯儒家士大夫平日里装出一副“视钱财如粪土”的清高模样，其实背后又汲汲于钱财的虚伪姿态。
总之，和儒家的虚伪不同的是，游民阶层更加看重实利。
其最终的结果是，中国人无不“一体两面”，一面是信奉虚假道德观的“伪君子”，另一面是抛弃一切道德观念的“真小人”，原因就在于儒家文化与游民文化的短兵相接，在历史上常常处于此消彼长、相互压制的状态。
因为商业化生存方式的姗姗来迟，中国社会长期对除开农业社会的可能性缺乏充分的想象力，所有人的生存焦点都放在对权力的争夺上。
即使在商业繁荣的宋朝，其商业业态也主要呈现为给权贵阶层提供服务所造成的畸形虚假繁荣，其经济实体大多属于官方许可授权的垄断经营。
这样的商业模式，其核心依然是围绕权力的争夺。
游民阶层更不用说，他们通过造反上位成为皇帝，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普遍。因为理论基础的欠缺，游民阶层一旦上位，就不自觉的开始沿用儒家的理念治理国家，而“皇权不下县”的现实，让古代中国的基层组织依然是游民化的。
故而，古代中国历史之所以不断轮回，除开农业社会无法摆脱的周期性财政黑洞，底层游民化对社会的破坏性，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内卷化、游民化，古代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源于生存模式固化的社会困境，源于无法自我突破的文化困境。
无数历史事实都证明，一旦打破这种困境，中国社会就会摆脱轮回，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就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这是我们今天要认真讨论“游民”及“游民文化”的价值所在。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