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又要来抢我们的“传统帽子”了吗？

撰文丨严麔驎

编辑丨吴酉仁

这几天，中韩两国网友，为着一项关于帽子的传统文化的归属，又大吵了一架。

起因是一位中国的漫画作者在某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组自己手绘的题为“古风混搭”的漫画（图一），结果引来一些韩国网友吐槽，说画中人物的服饰——主要是指帽子，其实是“韩服”而非“汉服”，希望作者能够注明这一点（图二）。还有人颇具挑衅意味地贴出不少清代人物图或清宫剧剧照，说那种服装和帽子才是“汉服”该有的模样（图三）。

这些言论，很自然地被解读成了“韩国人又来抢中国的传统文化”。论战于是一发不可收拾。韩国网民嘲笑中国漫画作者抄袭韩国的传统帽子；中国网民则称韩国的传统帽子其实是从中国抄袭过去的。

图一

图二

图三

此番论战的结局，是中国网友大获全胜。因为确实有比较充足的史料可以证明，那种广泛流行于当代韩国古装剧中的“韩国传统帽子”，也曾广泛流行于古代中国，且时间上比韩国要早一些。比如，在明代的《三才图会》里，可以找到这样一张叫做“大帽”的图片：

图四

这种“大帽”并非明朝独创，而是对元代流行冠帽的一种继承。明代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说，元代时“王公贵人俱戴大帽，视其顶之花样为等威”，大家都喜欢戴一种在帽子顶部玩出各种花样的“大帽”。图五是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一种钹笠帽，直径35厘米，以棕为胎，外裹黑纱，帽子顶部镶有金玉。很可能就是沈德符所谓的元代“大帽”。

图五

这种元代直檐大帽，进入明代后仍颇为流行，且样式有了一些变化。主要是皇帝与官员等上层人士使用。明成祖去世后，他的遗物里就有一顶黑毡直檐帽。图六是一张佚名画师绘制的明代人画像，现藏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图中的直檐大帽，与当代韩剧中的“韩国传统帽子”，已无多少区别。

图六

直檐大帽在明代的流行，有许多文字与图片为证。明代小说《禅真逸史》里说，“我们道教去嫖，任从装饰，头上戴一顶儒巾，就是相公；换了一个大帽，即称员外”。《金瓶梅》里，西门庆为了彰显身份，戴的也是“缠棕大帽”。冯梦龙《古今谭概》记载了一个明朝官场笑话，说的是王化去浙江做按察使，有一举人头戴大帽前来拜见。王化很不高兴，觉得这举人太过僭越，身份与帽子不配。于是问他：“举人戴大帽，始自何年？”举人回答道：“始于老大人乘轿之年”（明朝制度，京官三品以上才能乘轿，意在讽刺当时京官不分大小普遍越制乘轿）。图七出自明末文人创作出版的《剿闯小说》，红圈中的官员头戴的，正是直檐大帽。

图七

也就是说，直檐大帽这种样式，大约发端于元代（有人说宋代的范阳笠也与直檐大帽存在承续关系，但还需更多材料来证明），流行于明代的上层社会。后因明代频繁对李氏朝鲜“赐服”，又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并在那里发展出了一些新的特征，演变成了今天韩剧里常见的“朝鲜笠”（见图八）。

图八

这场论战本身的是非，并不复杂。引人深思的，是论战背后潜藏的那种“韩国人又要来抢中国传统文化了”的危机感。这也是“帽子论战”能从海外吵到国内，变成新闻热点的核心原因——事实上，海外的争吵规模并不大，不过数百条社交平台讯息而已，也没有什么专家学者介入。事情传回国内之后，却迅速发酵，成了社交平台的热点事件。

这种危机感，部分来自一些没有得到正确解读的新闻事件。比如韩国的“江陵端午节申遗”与中文互联网热传的“韩国人声称自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江陵端午节申遗”是韩国人不顾廉耻，在抢夺中国文化；但在韩国人看来，虽然端午祭最初是从中国引入的，但那已是一千多年以前的事情了。这一千多年来，端午祭融入了许多韩国特有的民族元素，早已完成了韩国化，风俗已大不同于中国端午节的吃粽子与划龙舟。所以韩国人并不认为“江陵端午节申遗”是在与中国抢夺端午节。

至于“韩国人声称自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则纯属误解。事实上，韩国的历史教科书承认活字印刷术是由中国发明的；他们所强调的是韩国人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术。韩国金星出版社高中《世界史》（2010年第三次印刷）里是这样写的：

“在宋代取得巨大发展的印刷术不仅大大改变了宋代文化的性质，而且对周边国家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早在隋代就开始使用的雕版印刷术在宋代也非常盛行……对知识的普及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在宋代较之西方早400年发明了利用活字的活版印刷术。但是在此后的中国，雕版印刷术继续得到发展，而活版印刷术却未能进一步得到发展，其命脉在中途被断绝。活版印刷术传入韩国之后得到普及，并在世界上首次造出金属活字。”

至于金属活字是不是最早由韩国人发明，这是另一个学术问题——中国学者亦分为两派，一派认同该说法；另一派则认为早在宋元时期，中国人就利用泥、木、铜、锡等进行了活字印刷的探索和实验。

此外，该教科书还承认，韩国的历史文化深受中国影响，且肯定中国文化对韩国的历史发展有很大的正面作用。比如书中写道：

“儒家成为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学问，对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火药、指南针、活版印刷术、与汉代的造纸术一同被称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中国铁器文化的传播使得韩半岛取得了飞跃性发展，以此为基础，韩半岛进入了三国时代。”

在这一基础之上，该教科书也强调，韩国人学习中国文化时，融入了许多本国元素，将之改造成了韩国人自己的东西：

“高丽从中国引进了官僚制和科举制，留下金属活字印刷术、大藏经、青瓷等优秀的遗产，韩民族参与了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以旺盛的创造力维持并发展了文化的主体性……”

这是一种很容易理解的论述。一者，文化是在交融中不断翻新的东西，中国文化如此，欧美文化如此，韩国文化自然也不例外。二者，交融的过程中，必然会增入许多本民族的东西，教科书在讲述本国历史时，重点突出本国文化元素的“主体性”，在各国都是极常见的事情。

此外，该教科书对“中韩朝贡史”，也有相似的表述。一方面，书中肯定了中国作为“宗主国”，曾给予朝鲜半岛一定的安全庇护，承认“通过朝贡关系，中国可以对周边国家行使其影响力，周边国家也可以谋取王权的确立和国家的稳定”，教科书还讲述了中朝两国共同抵御日本侵略的历史。另一方面，书中在讲述历史纠纷时，也会批评中国“以大欺小”。比如对于袁世凯，书中几乎没有任何好感，如此写道（见图九）：

“袁世凯来到朝鲜之后，逐渐将手伸向朝鲜王室和政府，最后事事均要干涉，甚至对朝鲜发行的硬币上刻有的国号也要横加干涉。他认为清朝是大国而朝鲜是小国，作为小国的朝鲜不能使用‘大朝鲜’这种称号，不允许朝鲜发行的硬币使用‘大朝鲜’的国号。于是，在开国501年（1892年）铸造的五两银币和五分铜钱上刻有‘大朝鲜’字样，而经袁世凯干涉之后铸造的开国502年（1893）以后的硬币上都去掉了‘大’字，只刻有‘朝鲜’字样。”

图九

中文世界的“韩国人又要来抢中国传统文化了”的危机感，还有一部分来源，可能是本国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严重缺乏存在感。

比如，在韩国“江陵端午节申遗”事件曝出之前，端午节在许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只是一个例行公事式的日子（甚至连买买买的内涵都没有）。此次的“帽子风波”似乎也是如此。在绝对不能算多的一些韩国网友跑出来说中国漫画作者抄袭了韩国传统帽子之前，“宽檐大帽”这种流行于元、明两朝的传统服饰，只是静静地躺在史料之中，并不为多数中国人所知，影视剧里也见不到它的踪影，只有小部分历史爱好者了解它的存在和样式。

所以，“韩国人要来抢夺我们的传统帽子”，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需要担忧的事情。因为历史是无法被改变的；能被改变的，是历史与当下的连接。

参见网文：《疯了！韩国网友怒骂中国汉服抄袭：“这些都是我们的！但没有证据！”》，2020年11月7日。（明）王圻，王思羲编集：《三才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南雕漆”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俄军主编：《汪世显家族墓出土文物研究》，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285-286页。（明）懒道人：《剿闯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插图。《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元蒙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页。董向荣等：《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题图来自韩剧《王国》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