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王献之：为何父子名字中都有“之”字？居然和道教有关！

王羲之，字逸少，山东琅琊临沂人，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曾任右将军，故又称“王右军”。他的书法“翩若游鸿，宛若游龙”，其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献之，字子敬，也是东晋著名书法家、诗人、画家，王羲之第七子、晋简文帝司马昱之婿。在书法史上，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

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王羲之和王献之的名字都有一个“之”字？一般认为避讳在中国周代就有了，如《齐东野语》云：“至周始讳。”通常来说避讳是对君王或尊长表示尊敬的一种方法，为了避免使用帝王或尊长之名而以其他字眼或方式代替，名号不避讳在古代等级森严的礼法社会是很难想象的。

《说文解字》云：“讳，忌也。”因而避讳是忌讳在语言运用中的一种表现，不避讳，等于犯了大忌。《晋书》中《王羲之传附子王凝之传》还记载：王羲之有七个儿子，名字中都带有一个“之”字，例如王献之、王凝之、王微之等，不仅限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例子，如祖冲之和其祖父祖台之也是如此。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之”：天师道信仰的标志符号

也许我们会认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精神上最自由、个性上极解放的时代，特别是经过崇奉“清谈”的魏晋玄学，出现“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阮籍、嵇康等名士后更是如此，故王氏父子不避讳是此自由风气的表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作了解释。

陈先生在考察寇谦之家族的时候发现，“之”字在史料中的记载，有时候出现，有时候又不用。以前的史学家一般认为，少了“之”字，是记载的脱漏现象所致。但陈先生认为，“之”字并非脱漏。六朝天师道信徒以“之”字为名者甚多，“之”在名中代表其宗教信仰，与佛教的“昙”、“法”相类。

东汉六朝人取名都沿袭春秋公羊传中“讥二名，非礼也”的用法，严令大家起名都要起单名，影响甚至延及匈奴，王莽复古更是如此。所以在王莽之后的那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单名，如三国人物刘备、关羽、张飞、赵云、曹操、孙权等。六朝上族最重家讳，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不避“之”讳，而不以为嫌疑，表明此“之”字，是王氏家族信仰天师道的符号。

琅琊：两晋天师道的传播中心

其实南北朝很多家族都有天师道的信仰，他们的家族都是因为张鲁五斗米道被曹操打败之后，被迁到中原地带的。东汉末年的张鲁在汉中地区传播的五斗米道，即之后的天师道，发展出数十万众教徒。

三国时期道教势力很大，信徒众多。曹操就把张鲁和他的子孙统统带到了许昌，包括张鲁手下这些大将，这些家族统统分化到全国各地，如寇谦之家族被迁到河南，王羲之家族被迁到山东，祖冲之家族被迁到南阳，他们的祖先都是从汉中被曹操迁到全国各地的。

而到了西晋时期，道教已经深入了上层阶级，东晋时期的王羲之笃信天师道，究其原因，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指出这是王氏家族的“家世遗传”。陶弘景在《真诰·阐幽微》中云：“王逸少有事系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也能体现王羲之对天师道教虔诚的态度。而西晋琅琊处在东部滨海一带，在两晋时期已经成为天师道的一个传播中心。因此，琅琊王氏家族必定深受天师道教的影响。

书法：超然自逸的人生点画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臻于化境”的高度。从魏晋琅琊王氏家族崇奉天师道的“家世遗传”和王羲之书法强调书、道合一的艺术追求可以看出，王羲之自然秀美、不露雕饰的书法风格，与其信奉天师道有很大的关系。

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非常注重符箓的书写，因为道教的神符本身既是一种内习相传的法术，也是一种独特的书法艺术。许慎《说文》中说：“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历史上诸多道家学者多是有名的书画家，他们修身养性，既精通道法，又能挥毫泼墨，落笔成体。

对天师道教笃信的王羲之必定深谙此道，他在《白云先生书诀》中提到：“天台绿真谓予曰，子虽至矣，而未善也。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可见他将修道和书法艺术相互结合起来，使其书法相得益彰，因而产生了具大的艺术魅力。当时人们争相画符、写经，借此表达对道教的虔诚，世传王羲之就曾写过多部《黄庭经》等道教经文。

王羲之在书法艺术取得的极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道教素养。不仅如此，唐代的虞世南、李邕、张旭和宋代著名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书法艺术，也都从道教那里得到启发。他们将老庄哲学中领悟出的自然无为的精神，完美地融入了书法艺术之中，在点画之间自由地挥洒出超然物外的人生。

与此同时，我们也敬佩陈寅恪先生在习以为常的众多文献中，见人之所未能见，发人之所未能发，是百世所罕见的史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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