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川大原祖杰：中国学术为何走不出去？国内学术文章大多重展示、轻对话

原祖杰：学术交流是研究型文章的旨趣所在

作者：原祖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中国历史学前沿》（Frontiers of History inChina）联合主编

来源：本文节选自《交流与对话：学术期刊一个被忽视的基本功能》一文，为该文的第二部分；原文刊发于《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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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出现以后，随着其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作为一个发表平台，其展示的功能很快超越了其交流的功能。与彼此交流相比，学者们更注重如何展示他们的学术发现。学术期刊的展示功能不断得以强化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首先，将发表作为一种发明“注册”，宣示知识产权的占有，本来就是学术期刊出现之初肩负的两个重要使命之一。其次，随着18世纪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大学等学术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科学和思想的发明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仅科学家本人需要发明的专利和荣誉，科学家们所在的学术机构也将学术发表视为其存在价值的证明而持之不懈地予以追求。因此，作为成果展示的学术发表，不仅成了个人学术追求的目标，而且成了岗位竞争、职务晋升乃至学院和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当然，不可否认，展示本身也是一种交流。现代社会的几乎任何发现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和探索基础之上的，对新发现的展示不能忽略对别人成果的借鉴，正因为如此，学术引证才成为学术发表的基本规范。一篇优秀的学术文章不应该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研究团队的自说自话，而应该是在充分参考已有相关研究基础上的新发现和新建树。

一份好的学术期刊是需要好的学术文章来支撑的。专家学者和学术期刊编辑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很多学者对于如何进行学术论文写作、如何写出好文章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任继愈在《谈学术文章写作》一文中重点强调了文章的学术性。他写道：

学术文章，先有“学术”，再谈“文章”，因为文章的支柱是它的学术内容，而不是词藻、结构、章法。旧社会所谓“桐城义法”写不出学术论文，用“马列义法”装点的文章多短命，有的文章连一两年的寿命也没有维持下来，一点也不奇怪，理应如此，因为文章缺少科学性。

文章的学术性或科学性应该是对一篇文章的总体评价，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任先生在那篇原发于《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日的随笔中并没有给出详细说明。对于这一问题，期刊界比较一致的回答是好选题、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以及严密的逻辑论证。从笔者经常收到的学术期刊外审意见书中也可以看出，各家学术期刊对论文质量的关注不外乎以上几点。例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外审意见书所列各项分别为：选题价值、学术创见、研究方法、分析论证、文献征引、语言表述和总体评价。《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效仿《中国社会科学》采用了同样的评价指标。《美国研究》的评审标准则简化为四项：创新性、逻辑性、学术规范和文献基础。另一家大学学报的评审意见书也开列了四项评价标准：创新性、学术性、规范性和可读性。而笔者联合主编的英文刊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国历史学前沿》）向评审人征询的问题则包括：（1）您如何评价作品的重要性?（2）文章是否包含新的或鲜为人知的材料?（3）文章是否对相关话题有新的理解?（4）文章体现的学术性（scholarship）如何（优、良、中、差）?可以看出，国内外学术期刊对于研究型文章的评价标准基本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国内学术发表广受诟病，难以走出去?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以笔者的观察，至少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国内学术文章大多重展示、轻对话，不能充分参考所选课题的已有成果，因而对学术界关注的研究难以做出有针对性的贡献，其重要性也就很容易被低估。下面将结合上述各期刊关心的一些评价标准，就中国学术如何走出去，与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形成对话略抒管见。

首先是选题和创见问题。中国学术界对于学术文章和学术专著选题的评价经常受到现实问题的影响，除了学术价值外还要看选题的现实意义。这一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课题申报中对选题应用价值论证的影响。由于当前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中课题文章占据了多数，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也成了期刊的一大特色。以至于很多文章在写作风格上出现八股式的雷同：开篇即强调选题对于国家与社会的重大意义；正文却往往与开头强调的问题没有多少关系；结尾则又回到开头的现实关怀。看似形成呼应，其实却像一个身体瘦小的人头戴大帽子脚穿大鞋子，破坏了文章的整体结构。这一套路或轻或重地表现在众多学术文章中，让一些国外学者为之费解。另一方面，笔者也听到国内部分学者对于过去二三十年欧美学术影响下的中国学术研究碎片化的批评，认为造成这种碎片化的根本原因是当下学术研究缺少对历史和现实的整体关怀。由此可见，彼此间存在着认知误差的中外学术群体很难形成顺畅的学术交流。

那么，是不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没有社会关怀?笔者并不这样认为。欧美历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讨论的许多有关帝制晚期中国的话题都或多或少地带有现实关怀和学术政治的影子：从对西方中心论和“冲击—反应模式”的批判、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反思，到中国社会中是否存在公共领域和民间社会的讨论，再到新清史关注的清朝的治理和清代的疆域等热门话题，背后都隐含着某种政治倾向，只不过这些现实关怀或者政治考量一般不会赤裸裸地表现在论文中，不然就影响到学术的严谨性。

中外学术界普遍认同的选题策略是通过一个较为具体的研究回应一个大的问题，即所谓问题意识。李剑鸣在讨论历史写作时，系统阐释了选题策略中的“以大观小”、“小题大作”和“因小见大”：

“以大观小”，是指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小问题”，找到“小问题”在大历史中的确切位置，明了“小问题”对理解“大历史”的意义。……“小题大作”，就是下最大的功夫来研究“小问题”，用全部的学力和详尽的材料来探讨“小问题”。……“因小见大”，意思是要将“小问题”与本领域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为解答这些基本问题提供知识或思路，并通过若干“小问题”的连缀，最终能够看出“大历史”的一斑。

而要做到以上三点，则需要深厚的学养积累、敏锐的学术洞察和热情的人文关怀。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即便对“大历史”有所领悟，却也很难创立前无古人的万世之作，更多的学术发表是通过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来切入一个较大的话题，尤其是已经在当前国际学术界成为“时尚”的话题。这就需要对世界范围的研究动态有及时、准确的把握，然后才能参与讨论。总之，合理的选题应该是能够通过具体研究参与正在流行的宏观讨论的问题。

其次，是分析论证和文献征引问题。一篇论证紧凑的文章，一定是围绕一个主题而展开的。这个主题就是英文写作中的“thesis”，是整篇文章一直关注的核心问题。李剑鸣指出：“一项研究总是从提出问题开始，通过回答问题而展开，最后以解决问题而告完成。无论是一篇论文，还是一部巨著，都应当有一个中心问题，否则主题就不明确。”前文已经提到，主题的选择是建立在对相关研究的洞察和把握基础之上的。对相关问题研究现状的精确了解，是开启研究、展开论证的前提。一项课题的申报往往会要求申请人描述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这一做法也被一些学术期刊采用，要求作者在文章开头提供一个学术综述，并将之纳入必须遵守的学术规范。2000年《历史研究》等7家学术期刊联合发表了《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声明中提出：“学术研究必须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凡专题研究论文，应就主要的研究内容，概略说明或介绍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或研究状况；此种说明或介绍，可以列入正文，亦可采用注释的方式；完全没有此种说明或介绍的来稿，各刊编辑部将不予受理。”翌年《史学月刊》等期刊编辑部也纷纷效仿，作出声明：“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凡研究性论文，均应有学术史的回顾，在文中或注释中简要说明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目前的研究状况。完全没有此类文字的稿件，本刊不予受理。”一批权威性期刊将学术综述作为提交论文的前提条件，学者们即使不情愿也不得不做出让步。于是，我们就经常看到很多文章在引语部分罗列出数篇与主题相关的研究文章和专著，这一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式学术文章的特色。应该说，这一要求在中国的特殊学术环境下是不无道理的，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已有的研究和遗留的问题。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不能仅限于文章开头的文献罗列，而是要在论证过程中与已有的研究形成对话，甚至不限于对同一课题的研究的对话，对话的范围经常要包括论证中涉及的某些边缘性问题，尤其是著名学者对这些问题提出的重要见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欧美学者撰写的研究型文章总是旁征博引、资料丰富的缘故。一篇翔实的研究型文章（solid study），通常要罗列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参考文献。珍贵可靠的原始文献固然重要，二手文献的阅读和梳理同样能帮助作者强化问题意识，提炼学术创见。

总之，学术发表的目的除了展示作者的学术发现和见解之外，更应该注重其学术交流作用。现代学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很多学科门类都形成了较为严密的体系，每一步学术进展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即使对某一问题的初始发现和独立见解也往往是得益于前人对其他问题研究的启发。有意无意地忽视别人有价值的研究，不仅不符合公认的学术规范，也是学风上的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