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在莫高窟的年轻人：不是我留在敦煌，而是敦煌留住了我

11月2日，敦煌研究院助理馆员付祥波在莫高窟264窟里临摹一尊塑身。他凑近观察原塑身，接着用粉笔在自己临摹塑像上做着修改记号。临摹涉及到后续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

这原本是个冷门的行当，近年来却不断受到关注。从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给今年考上北大考古系的留守女孩祝福，到4万人报名故宫文物修复师，从豆瓣评分9.4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到热播两季的《国家宝藏》，一个接一个文化现象背后，是社会对文物和考古相关事业的认同。

与北京、西安等地不同，距离上海3100千米的敦煌远处塞北，地理环境不如人意。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了几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年轻人，探寻那里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留在敦煌的理由。

【初见敦煌】

2017年12月12日，付祥波所乘坐的飞机对准敦煌机场跑道降落。他望向舷窗外，满眼看到的都是黄沙。

山东汉子付祥波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的是中国传统雕塑。他2017年毕业来到敦煌研究院，工作之一是临摹窟中塑身，以进行保存和研究等。兴趣使然、专业贴合，他来对了地方。

出机场，西行数百米，向南拐入一条僻静的公路，两旁仅能看见骆驼草和延伸到远处的电线杆。路尽头是一处小小的“绿洲”就是莫高窟，也是敦煌研究院的所在地。公元366年，一位叫乐僔的和尚在这里首开石窟。自此，能工巧匠开窟之举绵延千年，历经北凉、隋、唐、宋、元等10个朝代，丝路咽喉重镇敦煌盛极一时。莫高窟的壁画、塑身多集中在南区，区内现存洞窟492个、塑身2000余尊、壁画4.5万平方米等。

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外景。郑子愚摄

敦煌莫高窟除了集纳极高艺术价值的塑身壁画以外，中原以及西域等文化、科技和宗教等汇聚、碰撞、交融，在中华历史长河中留下瑰丽，是一处戈壁沙漠中的文化殿堂。明朝以后，莫高窟趋于沉寂。人们更耳熟能详的，是离此地不远的阳关、玉门关。

眼下，若非工作、旅游，莫高窟附近人迹罕至。付祥波看着空无一物的戈壁，说：“专注做点东西，至少对得起光阴岁月。其他，就留给时间去说吧。”

25岁的熊业腾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摄影专业。大二时，他到过敦煌，让他震撼的不仅是文物，还有莫高窟的科技感——“数字化保护”的壁画拍摄现场。毕业那年，熊业腾报考敦煌研究院，就冲着“数字化”去的。

熊业腾是西安人，故乡距敦煌约1700千米，一路西行，熊业腾觉得像是去戍守边防，既豪迈又不免怅惘。

与两位90后不同，1980年出生、来自河南的壁画修复师乔兆广刚到敦煌时，对壁画修复还不甚了解。

2000年前后，乔兆广在报纸上看到敦煌研究院的招聘启事。当时，乔兆广还不知道壁画修复是做什么，只是谋一份工作。他给时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王旭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情况。

不久之后，乔兆广得到“来了再说”的答复。

【无意理会“去留”】

莫高窟海拔高出敦煌市区300米，与敦煌文物作伴的人，把进到窟区称为上山。莫高窟的年轻人们在山上找到了榜样，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莫高窟艺术绵延千年，每个时期的审美和技巧都印着时代的痕迹。即便是同一朝代，如唐朝，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气韵也不尽相同，气韵演变背后是历史长河的涓涓细流。琢磨各个历史阶段的艺术特点是莫高人的必修课。付祥波说：“临摹古人作品，差之毫厘就会被懂行的人看笑话。”

在临摹塑身前，付祥波走遍了莫高窟的大小洞窟，记录每个窟的特点和细节。描摹中国传统雕塑不同于西洋绘画的速写，只有借助毛笔粗细变化的线条，才能还原古人在造像时对力度、空间、结构的把握。

2018年春节，付祥波没有回老家，而是在山上静心临摹塑身。2月20日，正月初五，雪霁。在院里小巷转角处，他看见一位身型瘦小、穿着朴素的老太太正在扫雪。

他认出老太太就是樊锦诗。研究院里的年轻人称她为樊奶奶。攀谈几句后，樊锦诗向付祥波提出要求：“你要有更高的追求，不仅要达到前几任先生的水平，还要超过他们。后来人当然要比前人做得好，不然还有什么意思？”付祥波把樊奶奶的话记在心里。最近的一次见到樊奶奶是今年国庆前一天。和往常一样，她拄着拐杖，穿着朴素的深色外套、黑裤子，脚踩一双运动鞋走进雕塑工作室。付祥波向樊奶奶介绍自己的手头工作。他看到樊奶奶脸上浮现一个淡淡微笑。

工作室里，孙纪元老前辈临摹的塑身就安放在靠墙位置，工作和出入时都能看见。付祥波以此提醒自己，“以前辈为榜样，不要让自己过得太安逸”。桌上有一本日历本。每过一天，他就会在上面打一个叉。打叉并非数着日子熬过去，相反，付祥波以此警醒自己：“度年如日。”

如果说，付祥波的工作是复刻从前，那么熊业腾的“数字化敦煌”就是留住当下。

熊业腾加入团队后才了解到，闪光灯直接对着壁画闪烁的危害要远远超过阳光直射，所以，每一块反光板都是根据每个洞窟结构特制。为最大程度还原洞窟内壁画、藻井等，几平方米墙壁通常都需要拍摄数千张照片，再通过后期人工拼接，以使图像严丝合缝。

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主任吴健是熊业腾摄影业务上的偶像。初到敦煌研究院，吴健就告诉熊业腾，莫高窟壁画是有温度和肌理的。只要吴健有新作品，熊业腾都会研究照片背后的拍摄角度、用光等技法，想着早点追上他。与熊业腾一起毕业的同学，已有很多不再从事摄影相关工作。熊业腾觉得，是敦煌延续自己的摄影梦想。

敦煌雪后。熊业腾一早从市区上山。天微微亮，莫高窟九层楼映着晨曦，圆月当空。“仿佛就是一瞬间过了一千多年，莫高窟还是老样子，只不过是人变了。”这是熊业腾当时心里活动。而这或许也就是“温度”的释义——历史的积淀，而肌理则是文物内核美感。

乔兆广的工作是在和时间赛跑。

天长日久，不少壁画已经模糊、变色，有的像鱼鳞似的一片片翘起来，有的甚至还剥落了。修复师们的工作就是通过除尘、填垫、粘结、按压……让壁画能与时间的侵蚀抗衡。

乔兆广现年40岁，在部门还算年轻主力。学习壁画修复，要由前辈们“传帮带”，合格壁画修复师“出师”通常得要5到6年，也只有真正有经验，熟练掌握各种技术时，才会被指派修复国宝级壁画。

乔兆广在洞窟里修复壁画。敦煌研究院提供

“时间”，让乔兆广很矛盾。他希望时间快一些，因为壁画修复经验随时间积累；他也希望时间慢一些，壁画修复急不得。

多年前，一处由“大国工匠”李云鹤老前辈修的壁画，时至今日也和当初修复时一样，可谓毫无瑕疵。乔兆广就像是一名给壁画看病的医生。“壁画是有生命的，有生老病死。”乔兆广说。壁画不可再生，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所谓壁画修复，更像是为壁画延续寿命，让瑰宝能留存时间长一些。乔兆广记得李老的一句话：“肉还能长出来，壁画是不可能再长出来。所以千万不能让壁画掉下来，不然就是罪人。”

11月初，敦煌气温骤降，为了保护壁画，修复工作即将“冬休”。11月4日，乔兆广趁着最后一小段窗口期进到洞窟，先为一处比小指甲盖还小的起甲壁画背面除尘，接着把配制好的粘结剂通过专门工具注射到壁画背面，最后将一小片壁画贴回墙体。进入状态，乔兆广很快就忘却时间，能抓紧做一点是一点。

有意思的是，乔兆广刚进洞窟打下手那会儿，到饭点就会停下手中工作，等着前辈们出来吃饭。可是他发现，前辈们左等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眼瞅着饭点就要过了，他等不及走进洞窟里去提醒，这才发现前辈们早就忘记时间。

如今，乔兆广也成了容易忘记时间的人。

【是敦煌留住了我】

今年，敦煌研究院文保类职位报名录用比为4:1。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觉得，敦煌之所以能吸引和留住年轻人，敦煌魅力是其中一部分，而一小部分原因是文保工作催不得，相当于给年轻人很大自由度。

院里不催，可这群年轻人好像仍旧被什么催着往前奔跑。

今年11月2日，付祥波把工作室里其中一尊塑身搬进窟里，实地对比原塑身。一比之下，付祥波立刻愁容满面。原来，由于一开始是通过照片临摹，塑身头部倾角与原塑身有些许差距；二来，只有身临其境，把自己放在和古人同一位置，才能深刻体会到古人艺术造诣之高。

付祥波在洞窟里临摹雕塑。敦煌研究院提供

之后几天，付祥波每天都在窟里泡很久，修改塑身。“专注做点事”，就是当下最幸福的事情。“待久了，会不由自主地有责任感，会觉得有担子要递给我们。”付祥波说。

乔兆广在修复壁画前有个仪式，要平心静气，会在精力最旺盛时做最重要的修复。这是对工作的尊重也是对文物的敬畏。

修复壁画是个精细活，手可不能抖。为让自己有一双像外科医生的手，乔兆广找到练习方法，就是修复住所附近起甲的建筑。长此以往，手就不抖了，功夫也熟练了。

对于一些修复要求较高的壁画，每天只能修20平方厘米左右，相当于一个巴掌大小。大多数修复师就是“面壁”一坐一整天。“不会觉得枯燥，反而是很有成就感。”乔兆广说。

窟里工作条件艰苦。多年以前，前辈们只能用镜子把日光反射进一片漆黑的洞窟，再利用白纸漫反射，把洞窟“照”亮。因为阳光直射，明火烟熏都会对敦煌文物造成不可逆的破坏。直到莫高窟通电，情况才有所缓解。乔兆广说，现在条件好了很多。

20年前，与乔兆广一同到敦煌的年轻人里，已经有几位同事陆续离开。乔兆广在这里成了家，从此扎根敦煌，也慢慢理解了王旭东那句“来了再说”背后的辛酸。

熊业腾到敦煌后还轮岗当过洞窟讲解员。正值年中旅游旺季，每天要带多批游客，每批游客都要在1.5小时内完成8个开放洞窟的讲解。讲解词说多了口干舌燥，每天喝个七八瓶矿泉水都是常有的事。

一次，熊业腾带游客进入到一个洞窟，猛然感觉洞窟里扑面而来的湿润感。他才体会到培训时讲到的，壁画塑身的劲敌是洞窟开放时带入的水汽和二氧化碳。经过一次又一次讲解，熊业腾懂得了莫高窟在开放和保护之间的微妙平衡。

熊业腾在洞窟数字化现场工作。敦煌研究院提供

回到摄影岗后，他对于文物数字化的感悟又加深了。趁着今年疫情，莫高窟暂不开放，熊业腾所在团队“窃喜”，终于能完成第148号洞窟的“数字化”工作。最近，熊业腾申报了一个课题：记录莫高窟周边环境四季变化以及突发情况，希望为保护莫高窟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西安到敦煌，会有心理落差吗？毕竟，同为旅游城市，西安“大唐不夜城”花灯如昼；敦煌到淡季，很安静。

“当时，常书鸿前辈可是从法国巴黎依然决然回到一无所有的敦煌工作。”熊业腾答。

1935年，在法国已小有名气的中国画家常书鸿从旧书摊上看到一部《敦煌图录》画册，被敦煌深深吸引。从法国巴黎塞纳河畔投身不见人烟的大漠戈壁。常书鸿之后，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成为敦煌守护人。

敦煌研究院里，伫立着一座名为“青春”的雕像，雕像里的少女身背草帽，拿着工具昂扬大步，一席齐耳短发，随着微风飘起。这是孙纪元老前辈以刚刚来到敦煌的樊锦诗为蓝本创作的。

为什么愿意留在敦煌？“不是我留在敦煌，而是敦煌留住了我。”熊业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