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他五年前谈到的写作计划终未完成

编者按：12月21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美国知名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于当地时间20日在马萨诸塞州的一间医院去世，享年90岁。哈佛大学日美关系项目负责人克里斯蒂娜·戴维斯（Christina Davis）对《朝日新闻》证实称，傅高义在接受外科手术后恢复不佳，于剑桥奥本山医院离世。

1930年，傅高义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傅高义是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中国研究专家。

2011年9月傅高义撰写的《邓小平》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热烈的评论。《纽约时报》评论说：“它已被誉为纪念碑式的邓小平传记，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但却崎岖的经济改革之路进行了最为全面的回顾。”2012年3月，这本被翻译为《邓小平时代》的作品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授予最佳英语外国事务非虚构著作。

今年11月26日，在线参加第十八届《财经》论坛时，傅高义表示，在商业合作领域，美中双方都应该有开放的政策，不管公司来自哪个国家，只要遵守当地规则，那么便应该获得对等的机会和待遇。他建议美中双方都应减少在投资等方面的限制，美中企业要在知识产权等领域了解彼此关切，找到更好的方式来进行合作。

12月1日晚间，傅高义在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他还表示，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历史的低谷，这对两个国家都是不利的。他认为，美国的一些政治家非常反华，但拜登为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个机会。“我认为我们需要在高层、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做出努力，尽快推动美中两国高层会晤、专业人士进行专业应对，工作层则在细节方面进行沟通。”傅高义也表示，美国不应该诋毁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所做的建设性努力，比如中国在节能减排、在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抗击疫情方面等做出的贡献，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2015年3月，傅高义在他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寓所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

他五年前谈到的写作计划终未完成

本刊记者/安然

原文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43期，以下为这次专访的节选

傅高义在介绍自己的写作计划的时候，他几乎是在描述一个奇迹：从现在开始，他打算用两三年时间写一本有关中日关系的书；然后，再花四年时间写胡耀邦。

傅高义85岁。他坐在一把老式扶手椅上，脸上一直带着若有所思的微笑；椅子置放在空旷的客厅中央；客厅属于一座有161年历史的小楼。傅高义家所在的萨姆纳路是剑桥镇上一条寂静的小道；一走出小道，寂静就被哈佛大学生动的气息穿透。

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从日本问题转向中国研究至今，傅高义曾两度担任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在哈佛，这位身材不高的犹太裔学者素有“中国先生”的称号。在他80多岁的时候，傅高义突然被很多中国人所熟悉，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退休以后历经11年完成的一本书——《邓小平时代》。

“没想到会写那么久，也没想到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傅高义的普通话好到能够不做作地发准绝大多数卷舌音，他还不时地用儿化音装饰自己的中国腔。“我听了很多人讲他的故事，慢慢地，我的确是崇拜他的。”有人认为，傅高义是带着崇拜的心理去写邓小平的，他并不否认这一点。

2013年初，《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发行，作为一本政治类的学术著作，首版50万册的印数是令人吃惊的。在畅销的同时，它也分别在中美两国引起一些质疑，而傅高义向来都平和地对待各方反应。

《纽约时报》曾经刊文暗示，傅高义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惜接受对该书英文版(原名《邓小平和中国的变革》)的删节，从而使之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随后，俄亥俄威斯理安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校长给该报写信说，此书在中国出版之前，傅高义就与该校签下协议，将中文版的全部版税捐赠给自己的母校。《纽约时报》后来刊登了这封来信。

“我是在俄亥俄州的小镇特拉华长大的，20多岁的时候，我从当地的这所大学毕业，这所大学很小，但是我对它很有感情。”迄今为止，傅高义已经把总数103.7万美元的版税捐给了俄亥俄威斯理安大学。“把钱捐给它，是有力量的。”他又指了指脚下说，“哈佛大学很有钱，从这里毕业的，有很多真正的有钱人，我把钱捐给哈佛就没什么必要了。”说完，他有几分顽皮地向后缩一下脖子，笑起来。

傅高义身上透着一种彻底的质朴，甚至至今还有一点“小镇青年”的影子。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一直对社会主义中国保持热情的原因。这种热情使得他在1969年就写成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一书。1989年，傅高义又完成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此书被视为第一本外国学者全面研究中国改革的专著。

1950年代，傅高义最初把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对象锁定日本。1979年，他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出版，该书不仅在美国社会有很大影响，而且在日本也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书。联想起《邓小平时代》近年在中国的热销，他说，“我在日本出了风头，在中国也出了风头。”

傅高义沿着陡直的螺旋式楼梯一步步探出身来，身后是他常年用于写作的地下空间。“我现在身体不算好，但也还过得去，有关节炎，胳膊会疼，但是主要脏器，比如心肺功能方面问题不大，记性也不如以前了。”他扶着楼梯扶手，脚步停顿下来，略带气喘地说，“我的医生说，问题都不大，但可能工作会做得慢一些。”

对于一个把工作日程已经安排到90岁以后的人来说，花费两个小时接受我们的一次采访，是足够慷慨的。

中国新闻周刊：《邓小平时代》中文版的销售很好，市场反馈很好，到目前为止，这本书在中美两国不同读者群里的反应如何?

傅高义：美国读者不太了解邓小平，连基本的都不了解，所以我写这本书本来的目的是让外国人多了解中国。依我看，中国的主流还是邓小平走的路，所以要理解中国发展的背景，就应该多了解邓小平。

美国读者对我的这本书有不同的反应，其中有一些是批评我的。比如，有人说，对于邓小平这样一个人，你为什么如此崇拜他呢?也许在中国有背后批评我的朋友，但是在公开讨论的时候，一般来说都认为这本书比较客观。我跟许多与邓小平接触过的人谈过话，包括一些外国人，例如李光耀、基辛格、卡特，这些人是普通中国学者没法接触到的。虽然说中国学者更了解邓小平，但是有一些故事他们可能没有听到过，所以我的书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在中国，比较完整、全面地介绍邓小平的书我没有看到过。当然，有一些书是学校用的材料，比如党史方面的、宣传方面的。但是我觉得，在书店里，如果一位读者来寻找有关于邓小平的书，他看到有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写的，我猜读者会喜欢看我写的(大笑)。

中国新闻周刊：据我们所知，你目前正在准备写胡耀邦的传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写胡耀邦的?

傅高义：大概是两三年前吧。2011年，邓小平传记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我的这项工作就算做完了，于是就考虑下面我要做什么。当时有一名记者问我：假如你接下来要写某个中国领导人，你会写谁?一开始我回答说：朱镕基。因为我也很佩服朱镕基，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很聪明、很能干。

但是，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为朱镕基做过翻译，我从他那里知道，关于朱镕基的书在美国已经有了。后来，有一些中国朋友建议我说，将来中国应该走什么路、需要考虑什么问题， 在这方面胡耀邦的意义更大。

我从很多中国朋友那里了解到，虽然也有人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还没有看到比较完整的关于胡耀邦的书。作为一名外国学者，我的责任，第一是要了解清楚事实，第二是要把正确无误的事情写出来，同时也要把那个时代更大的背景表现出来，这是我的目标。

中国新闻周刊：按照我的理解，胡耀邦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内的一股正气。现在的反腐实际上是在遏制邪气，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是，需要把党和全社会的正气树立起来。对于胡耀邦的现实意义是否可以做这样一种理解?

傅高义：我的看法和你完全一致。

中国新闻周刊：为了写胡耀邦，你已经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傅高义：去年夏天，我去浏阳县(现在是浏阳市)参观了胡耀邦故居，在那里听到一些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浏阳待了几天之后，我回到北京见了胡耀邦的一些亲属。今后我打算再去浏阳。

以前在研究邓小平的时候，我发现胡耀邦的作用很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了解了一些胡耀邦的事。我有目的地搜集和阅读胡耀邦的资料有一两年了，但是还没有开始集中研究和写作，还有很多材料要看，有很多人想见。

今年（指2015年——编者注）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去北京参加一些活动，不是为了发表意见，而是为了学习。大陆有很多机构邀请我。一般来说，我在北京会待在社科院当代所，那个地方从北海走过去不到15分钟，是北京的老城区，我很喜欢那里，很有中国的感觉。而且，我喜欢和当代所的几位教授在一起工作，他们也很欢迎我。此外，北大斯坦福中心也邀请我在今年的纪念活动期间在那里待一段时间。我现在也在考虑，在那里可能有机会见到各方面研究胡耀邦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资料，你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如何对待互联网上的材料?

傅高义：我自己基本上不直接使用网上的东西，假如我在网上看到有价值的东西，我会问中国的朋友。我很佩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人，他们也许并不专长于写有趣的文章，但是他们能保证正确性。有一些问题，他们可以直接回答我，所以我尽可能跟他们接触，因为我相信他们的判断力。我去了那里好几次。对一件事情，他们会有好几个人和我交流，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基本上会尊重他们的意见——正确不正确，可靠不可靠，他们有判断能力，他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

中国新闻周刊：胡耀邦在中国的政治人物里面似乎有更多的复杂性，你在写作的时候如何把握这些?你用英文写出来的东西和翻译成中文的版本会有什么不同吗?

傅高义：写胡耀邦当然会更复杂一些。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要考虑的是，不希望在措辞上惹麻烦，但是又要正确。你知道，正确的写法可以有好多种。这里面是有技巧的。当然，我并不是想骗人，但我不想激怒什么人，所以用的词要合适、正确，又不让人反感。

英语写作也是同样的做法。现在我发现，我写的英文不仅美国人看，中国人也有人看，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所以，不能(在不同的版本里)说不同的话。把我写的英文直接翻译出来，也应该是同样没问题的。不仅是写作，讲话也是如此，同样一句话，我在哈佛这样讲，在其他地方讲的意思也应该一样，因为我在哈佛讲的时候，也有中国人在听、日本人在听。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写邓小平的时候，比较注意使用很简单的语言，在写作上追求通俗易懂，让一般人都读得懂。今后对胡耀邦这本书的写作是否会坚持这样的一种风格?

傅高义：当然，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一些理论性的东西也要写。虽然事情本身具有复杂性，但是你写出来应该简单易懂。

我在家乡的小镇上学的时候，一位老教授告诉我，你写东西的时候，应该学会讲故事，不管内容有多复杂，都要写成普通人能够读懂、同时有知识的人也会有兴趣的故事。那时候我很年轻，但这些话我记得很清楚。后来我在大学读了社会学、心理学，学了很多老百姓不用的字儿、不熟悉的理论，这些东西记在脑子里，但是写作的时候我就不用这些字儿了，我希望写老百姓能够理解的书，写我的那个小镇的知识分子能够理解的东西。那里有我的很多朋友，他们算得上是知识分子，我写书的时候，我总是会考虑：那个人会不会理解?写好以后，我会寄给他们看。我把那么厚的书送给小学的朋友看，他写信对我说，“你写得太长了!”

中国新闻周刊：胡耀邦的传记将来是否会让读者觉得更好看?因为胡耀邦性格鲜明、活泼，他胆子大，重感情，敢于讲话。他的故事是不是会更多一些?

傅高义：对，我同意你的想法。胡耀邦的确是有故事的。我不知道是否有好的办法能够挖掘出来。胡耀邦去过很多地方做调查，有人说，他去过全中国大多数的县，所以我也有一个想法，我可不可以选其中的一些地方，去听听当地人讲他的故事，是否会有途径让我这样去做?也许有可能。

中国新闻周刊：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人帮助你?或者比从前增加一些人手?

傅高义：我在写邓小平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老朋友帮助我，今后他可能还会再来。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广东，当时，广东省经委给我派了一个干部做助手，这个人后来就变成了我的朋友。他叫窦新元，今年刚刚60岁，他有好奇心，而且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能把复杂的事情解释成简单的中文，让我这个外国人能够搞得懂。他来过美国，但基本上只能使用中文。英文的资料我自己看。

我自己当然希望看更多中文的原始资料，但在我看之前，小窦，他是很老的“小窦”了，我比他大，所以还是叫他“小窦”(大笑)会替我筛选。他要看很多书，然后告诉我“这本书非常重要”“那本书偏见太大，你不要看”。窦新元有这个判断能力。

在哈佛的中国学生里面，也有人愿意参与我的工作，但是我不够熟悉他们。做一件事情信任感很重要，参与者要了解我的想法。当然，我的确在考虑增加新的助手，合适的人以后可能会有，但是现在还没有。

中国新闻周刊：胡耀邦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好像非常密切?原因是什么?

傅高义：胡耀邦的确和知识分子很亲近。他从小很喜欢念书，花很多时间读书，包括读马列的书，所以他很佩服知识分子。他15岁离开湖南去江西，那个时候他是没办法念书的，我猜想，他本来想考进大学，他是很合适上大学的，但是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他的确特别尊重知识分子。

中国新闻周刊：胡耀邦在外交方面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非常重视和近邻日本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当时强调中日关系是处于怎样的考虑?

傅高义：胡耀邦在湖南一所学校上中学的时候，校长是留日的，但是这位校长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打死了。胡耀邦从很早就了解日本新的、现代化的做法。此外，他参加革命以后就做政治工作，有一次因病被送到北平治疗，当时还是一名日本医生救了他，他个人和日本有这样一些渊源。

在对日关系问题上，我认为，他是接受了邓小平的看法，那就是：向前看，过去的就过去了，中国的前途需要一条和平的发展道路，和邻国紧张的局面没什么好处。中国需要在经济上、技术得到西方和日本的帮助。我认为这是他和邓小平一致的看法，当然，这只是我的假设，这个假设还需要更多的材料去证实。

中国新闻周刊：虽然是一种假设，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对中日关系的态度，你也同意他们的这样一种思想，是这样吗?

傅高义：是的。所以我正在准备写一本有关中日关系的书，目标就是让中日两国互相多了解。从当前的世界局势和中日之间紧张的关系来看，我感觉这本书非常重要，这是我的一个迫切任务。所以看来这本书我需要先写，今年之内我可能会写一点，接下来会加快一些，希望两三年之内它能够出版。

到现在为止，我写书的目的都是让美国人多了解中国，但是现在我突然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计划，因为我觉得中国和日本两国都能够接受我，这样我就有了一种“特权”，我觉得自己应该充分利用这个“特权”，为中日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做一些事情。

我也知道，这样一本书，要让中国人说它比较客观，同时日本人也能够接受，这只是我的一种愿望。虽然现在中国人比较接受我，但是如果我的书里面说了日本的好处，他们是不是一样欢迎我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不完全同意我的想法，但是我仍然想写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