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政治家：托克维尔的“抑郁人生”

（托克维尔）

预备期（1805—1830）

由于已经有几部好的传记可用，我们不需要在此详述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人生。一篇传记的简述将有助于我们的目的。托克维尔（1805—1859）出生于一个根植于诺曼底的古老贵族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在政治上是坚定的保王派，在宗教上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个家族的某些成员在大革命期间被关入监狱并送上断头台，而托克维尔的亲生父母也被投入监狱，只是因为1794年恐怖政治的突然结束而避免了被砍头的厄运。他的母亲从未完全在肉体和精神上从监禁和失去那么多近亲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家人持续不断地提及大革命的暴力和过度以及挥之不去的悲痛，意味着托克维尔将总是对那段历史心怀警觉。

他的家族背景也为他提供了另一种较为积极的遗产。如果说他总是想到大革命中亲友可怕的离世，那么他也珍视其外曾祖父马尔泽尔布（Malesherbes）的重要历史角色所树立的榜样，后者曾是路易十六的顾问，并在1793年审判国王时仗义执言。这种劫数难逃的忠诚姿态导致了众多家族成员被捕，也导致了马尔泽尔布本人在1794年被砍头。在波旁复辟王朝期间，从1814年到1830年，托克维尔的父亲埃尔韦·德·托克维尔（Hervé de Tocqueville），拥有一段卓著的公职生涯，他曾先后担任过法国北部数省的省长。因此，托克维尔的背景为他提供的不仅是与生俱来的保守冲动和对革命极端主义的极力拒斥，同时还有对公共服务的深刻信奉和在政治世界获得高位的持久愿望。这种双重遗产将以许多形式烙印在托克维尔的人生与作品中。

到19世纪20年代末期，托克维尔的许多早期思想和信念发生了重大改变。1821年，当他与父亲居住在梅斯时，他阅读了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Rousseau）、伏尔泰（Voltaire）和其他启蒙作家的作品，并且经历了他后来所谓的思想地震，其青春期的笃定信念在这场地震中崩塌了，让他处于永久的怀疑状态之中。在完成中学学业后，托克维尔前往巴黎学习法律，在巴黎他开始对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理论产生兴趣，这些理论是19世纪20年代法国思想骚动的一部分，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予以讨论。托克维尔的法学训练影响了他在某些问题上的持续兴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分析方法。作为法学家的托克维尔贯穿于他的作品之中，尤其在《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草稿和正文中。

1827年，托克维尔开始了职业生涯，成为凡尔赛的见习法官。尽管法律并不真正适合他的脾气秉性，但是作为年轻法律工作者的托克维尔结下了几段重要的友谊，尤其是他与同事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的亲密关系。虽然两人性格迥异，但是托克维尔和博蒙有着相似的思想旨趣和政治抱负。后来，他们将会一起游历美洲、英国和爱尔兰，分享写作计划，并且除了19世纪40年代的某段短暂时光外，他们是终生的挚友。作为年轻的法律工作者，他们通过阅读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在1829年和1830年，他们参加了弗朗索瓦·基佐（Fran ois Guizot）在索邦（Sorbonne）开设的关于法国文明的某些课程。

托克维尔特别着迷于基佐在历史研究法中的视野。他关于基佐的某次讲座的笔记，预示着将社会、政治和文化兼容并包的处理方法，这种方法在《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均有体现：“文明史……应该……尝试同时囊括一切。人类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都要加以考察。历史必须在其行为、习俗、观念、法律及其智慧结晶中，遵循其思想发展进程。总而言之，须予以描绘的乃是在特定时期内的人类的一切。”

值得注意的是，到1829年，托克维尔已经具有研究文明发展的根本动机。他向博蒙宣布了目标：“我们必须让自己成为政治人（homme politique）。而要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必须研究人类历史。”投身公共生活的家庭传统并没有被遗忘。

《民主在美国》的形成（1830—1840）

1830年7月，托克维尔在法国见证了另一场革命。七月革命终结了波旁王朝，开启了宪政的七月王朝，以“法国人的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为元首。尽管托克维尔不喜欢新政权，但他同意应要求宣誓效忠。但是作为传统保王派家族的一员，他意识到自己的立场无论如何是不够充分的。因此，他和博蒙决定暂时离开法国的政治舞台。访问美利坚共和国的想法已经吸引托克维尔至少一年之久。因此，现在两位朋友构思计划，提议一项时长18个月的前往美国研究其监狱制度的官方任务，当时美国是监狱改革的最前线。隐藏在这个计划背后的是“看看一个伟大的共和国是怎样的”愿望，以及合写一部关于美国的作品的想法，这部作品将会让公众注意两位年轻作家，或许会带来更加光明的前途。

法国政府接受了他们的提议，两位朋友在1831年4月2日出发去往新世界，他们在那里待了9个月。虽然他们逗留的时间远远短于计划，但是他们在北美进行了广泛的游历。在纽约城待了一阵之后，他们穿过了纽约州，探索了五大湖地区，游览了当时在密歇根州的边界，在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度过了几天，再旅行至波士顿，然后去往费城和巴尔的摩，又西行至匹兹堡，沿俄亥俄河南下至辛辛那提和路易维尔，并经由陆地至孟菲斯，顺密西西比河至新奥尔良，快速地穿行过南部，在返回纽约前回退到华盛顿。他们在1832年2月20日起程回法国。他们的最后旅程，部分用于参观某些监狱，部分由冲动的决定、意外的事故、多变的天气以及政府缩短其任务周期而造成的压力所构成。

在美国的时候，托克维尔和博蒙制定了日常工作的方法：设计基本问题，与美国人交谈，进行现场笔录，在日记和信件里写满反思，阅读一些基本书籍，并且不断地互相交流他们的发现和洞见（之后，当一起旅行至英国和爱尔兰时，他们将会沿用同样的交流、思考和写作方式）。他们在美洲旅行几个月之后，托克维尔和博蒙决定书写各自的著作，但他们继续亲密合作，彼此成为他们日后著作的逐次草稿的优先读者和评论者。

在1832年3月返回法国后，托克维尔陷入一种难以改变的无精打采的状态，这迫使博蒙从3月到11月撰写他们关于美国监狱的所有官方报告。最后，托克维尔做了一些补充性的研究，并贡献了注释和附录，但博蒙是《论美国的监狱制度及其对法国的应用》的真正作者。这本书出版于1833年1月，受到了广泛好评，从法兰西学术院赢得了权威的蒙蒂永奖章。这两位年轻人开始引人注意。

1832年5月，托克维尔辞去了他的法官职位，以支持博蒙，后者因为拒绝卷入一场具有政治授意的诽谤案件而被去职。现在两位朋友可以双双自由地着手他们的其他美国作品。1833年8月3日—9月7日，托克维尔第一次游历英国，既希望看到美国的某些起源，也希望获得新世界所见事物的参照点。直到10月，他才最终在巴黎安定下来，开始认真地书写其美国作品。

托克维尔写得很快，保持严格的写作计划，奉行其所谓的“偏执”。除了使用他自己的旅行笔记和他按照关键词仔细编入索引的其他书面材料，他还依靠一份引人瞩目的官方文件清单和对“这个伟大共和国”的法学和史学研究。他的研究仍然令人印象深刻。他一边写作，一边请求父亲和两位哥哥爱德华（Edouard）和伊波利特（Hippolyte）阅读他的手稿并写下评论。他也跟博蒙和路易·德·凯尔戈莱（Louis de Kergorlay）——或许是他最亲密的发小——讨论其发展的思想，分享其逐次的草稿。这两个人是其“交谈的好工具”，是其正在撰写的作品的主要评判者。

反过来托克维尔也为博蒙提供这种服务，他仔细阅读并评论后者的美国作品《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这本书同样出版于1835年。尽管博蒙的著作被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掩盖了光芒，但也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仍然是关于美国人对种族的态度的开创性探索。

《民主在美国》的第一卷几乎立即被誉为杰作，其年轻的作者被誉为“孟德斯鸠再世”。在初版问世后，翻译、重印和重版很快就接踵而来。1838年，托克维尔受邀成为权威的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一员。在取得这样的成功后，托克维尔并未立即着手计划其美国作品的第二卷。1835年1月，他开始写作《论贫困》，这篇论文在4月发表于诺曼底当地的一份期刊上（1837年，他起草了部分续篇，但是从未发表）。这篇论文是对经济问题和社会改革事务的初步探讨，或许意在为该地区最终的政治努力打下基础。1833年，托克维尔短暂游历英国期间，曾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会面，这篇文章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此启发。但或许更有意义的是，托克维尔为了写这篇论文阅读了一部关于贫困问题的专著《基督教政治经济学》，其作者是阿尔班·德·维尔纽夫-巴尔热蒙（Alban de Villeneuve-Bargemont），这位法国理论家针对无限制的资本主义提出了深刻的道德批评。1840年出版的《民主在美国》中，将有好几章体现出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的分析。之后，从4月到8月，托克维尔再次在博蒙的陪伴下游历了英国和爱尔兰。我们将看到，这第二次英国之旅以某些重要的方式影响了托克维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思考。

其他事情也打断了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写作。1835年10月，不顾家族和挚友的反对，托克维尔迎娶了一位中产阶级女子玛丽·莫特利（Mary Mottley），这场结合无意中象征着他后来的观察结果，即民主社会鼓励跨阶级婚姻。1836年初，托克维尔忙于撰写他答应给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文《1789年前后法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这是托克维尔首次发表对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论文将会在1836年4月刊登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上。

1837年8月，托克维尔和博蒙在诺曼底一起度过了大段时光，为他们未来的书稿而工作，包括阅读和评论各自的草稿。博蒙将会在1839年出版《爱尔兰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而在1840年，托克维尔将会最终出版《民主在美国》的第二卷。但是那个夏天，他们的讨论和计划也转向了政治事务。托克维尔和博蒙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现在两位合作者各自决定着手1837年11月的众议院选举。为给竞选活动做准备，托克维尔写了两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重要论文。法国自1830年起征服并殖民阿尔及利亚，这激起了方兴未艾的激烈的政策争论，现在他也加入其中。托克维尔正逐渐指出他在政治生涯中将持续处理的三项主要的公共议题：监狱改革，贫困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以及阿尔及利亚（和殖民）。更多这类有吸引力的话题将很快出现。虽然托克维尔和博蒙的首次竞选都不成功，但是他们并未放弃自己的政治目标。

1839年初，托克维尔将精力投入第二次竞选活动，这次成功了。3月他成为了诺曼底的瓦洛涅选区的众议员，他将代表这一选区直到1852年政治生涯的结束。作为众议院新成员，他在1839年夏天花费大量时间准备废除奴隶制议案的讲稿，即他的《关于法国殖民地之奴隶制的报告》。废除奴隶制成为了频频出现在其公共生活中的另一项重要公共议题。

《民主在美国》终于在1840年出版。这部作品获得的反响比第一卷要复杂得多，许多读者认为该书过于哲学化，甚至思辨化。托克维尔本人也承认第二卷更偏理论性，他形容它更少关于美国，而更多关于民主。无论如何，他作为作家和理论家的声望，让他在1841年进入了法兰西学术院；才35岁出头的年纪，他就成了“四十名不朽者”之一——法兰西学术院成员的称谓。

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30年代仍然是托克维尔的准备期。在30岁的年纪，他已经写出了一部杰出的社会和政治理论著作，它为托克维尔带来的名望和声誉远比他自己想象的更持久，但是他在这10年中的大部分活动，尤其是其他写作和拓展人脉，或许应被视为争取重要政治生涯的手段。这位学问家仍然渴望成为政治家。

政治人：政治家托克维尔（1839—1852）

托克维尔作为政治人物的角色，告诉我们他努力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在《民主在美国》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托克维尔提出了一项非常具体的政治计划，以避免民主的危险，并在现代民主时代维护自由。作为一名政治家，他所采取的立场和追求的政策，都用以帮助阐明这项计划，并明确其社会和政治思考。

1839年刚当选众议员，托克维尔就开启了他充满期待的政治生涯。作为一个还不到35岁的人，他带着令人赞叹的声誉进入众议院。1840年8月，他与皮埃尔-保罗·鲁瓦耶-科拉尔（Pierre-Paul Royer-Collard）分享了他的希望，后者是复辟王朝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人物，一位年长的政治家，同样是众议员，也是托克维尔及其《民主在美国》的欣赏者。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第一卷中明确表示，他渴望一个以伟大原则为基础的政治世界。七月王朝的琐碎政治能否转到这个方向？“您是否相信，先生，有朝一日，对公共利益的热爱——可怜的人类天性所尽量能达到的无私——能够导致某种公共服务系统，并最终将正直诚实置于荣誉殿堂？像我这样的人能否最终得其所哉？”

尽管从一开始他就与中左翼反对派坐在一起，但是他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并未与任何政党或团体结盟。在《民主在美国》中，他呼吁诚实的灵魂一起支持一种新的自由主义，作为回应，他的长期策略是发展并领导一个由温和的志趣相投者组成的新联盟。这项计划从未实施过。众议院欣赏在讲台上的滔滔雄辩，但托克维尔的公共演讲技巧受限于他的嗓音，他天生的沉默寡言，以及如同写作那样让演讲负担过多细节的癖好。他似乎同样也无法以真正的热情和友好对待他的大部分同事；在私人层面上，他与那些不属于贵族阶级的人进行接触的能力仍然非常有限。这是摆架子还是害羞，抑或只是一种天生的冷漠？在任何情况下，他总是感到自己像是局外人，与他的同事隔离开来。他很快发现自己在众议院非常孤立——受人尊敬，但是无法建立任何紧密支持其观点和原则之人的队伍。

1841年末，托克维尔在另一封写给鲁瓦耶-科拉尔的信中，表达了对“我们这个悲惨的政治世界”的沮丧之情。他承认自己讨厌当时众议院中两位最有权势的政治领袖，路易-阿道夫·梯也尔（Louis-Adolphe Thiers）和弗朗索瓦·基佐。他抱怨自己被孤立和无权力，他写道：“我将自己比作一个飞快转动的轮子，但是因为失去了齿轮而做不了任何事也没有任何用。”但是，如同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夸大了自己的无用。

1839—1848年，作为众议员的托克维尔的主要活动——通过演讲、委员会工作、报告和论文——涉及已经提过的几项公共议题，包括监狱改革、贫困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及相关社会问题、阿尔及利亚和殖民以及废除奴隶制，还有其他的议题，比如外交政策和法国的世界地位、选举改革以及教育。1848年后，他也将与宪政改革紧密相连。

从1842年开始，托克维尔与以奥迪隆·巴罗（Odilon Barrot）为中心的圈子结成更加紧密的联盟，后者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是众议院中反对派的领袖。19世纪40年代，他越来越担心社会主义吸引力的扩大，渐增的对私有财产原则的攻击，以及不断增加的陷入另一场革命的危险。社会改革提案是他对激进主义抬头的担忧所做出的第一个回应。正如他向拉德诺勋爵（Lord Radnor）所解释的那样：“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和削弱这场革命，那就是尽一切可能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不是被迫这样做。”他开始提出一个具体的改革方案，与《民主在美国》中的一些社会和政治思想相呼应。1843年1月，他在《世纪报》上发表了六封有关法国政治形势的信件，谴责过度的物质主义，警告日益加剧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并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决办法。1844年和1845年发表在《商业报》上的一篇社论和一系列文章，再次倡导了一些具体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这份报纸曾在短期内为托克维尔和一小群朋友所有。1847年，在一份从未出版的宣言中，托克维尔详细阐述了帮助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某些措施。稍后我们将会更仔细地研究其中一些改革建议。

意识到社会和政治剧变的危险越来越大，他的第二个冲动是唤醒他的同事。1848年，他在众议院直率地预言了即将到来的剧变。不到一个月，他所害怕的革命爆发了。随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

1 七月王朝终结，（非官方）宣告第二共和国成立（1848年2月）

2 制宪议会召开（1848年5月）

3 六月起义，一场更为激进和暴力的人民起义，遭到军队的残酷镇压（1848年6月）

4 起草、讨论和批准新宪法（1848年5—11月）

5 选举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为共和国总统，任期4年（1848年12月）

6 立法议会第一次会议（1849年5月）

7 试图修改宪法，使路易-拿破仑连任总统，但未能成功（1851年5—8月）

8 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1851年12月）

9 第二帝国宣告成立（1852年12月）

托克维尔以多种重要的方式参与了这些事件。1848—1852年，他作为一名政治人物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也可予以简要地归类。1848年4月，他在家乡选区通过当时所谓的（成年男性）“普选制”入选制宪议会。1848年5月，在第一轮投票中，他被其议会同事们选中，进入宪法委员会，负责为第二共和国起草宪法。第二年5月，根据新宪法，他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他在立法议会中与中右翼坐在一起）。一个月后，奥迪隆·巴罗任命他为外交部部长，直到10月巴罗政府倒台，他才卸任。1851年5—8月，他积极参与修宪，于12月政变期间被逮捕，并被监禁三日。第二年，他拒绝宣誓效忠路易-拿破仑政府，退出了公共生活，甚至辞去了地方职务。

传统观点——甚至我们之前所叙述的托克维尔政治生涯的某些内容——强调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以及他看到自己杯水车薪而产生挫败感。但他的政治轨迹却截然不同。1839—1852年，在既有限又普遍的选举制下，既在七月王朝又在第二共和国，他以越来越大的优势一再当选地方和国家官员。他被同僚们推选为宪法委员会的成员，也被推选为负责修改宪法的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他受到广泛尊重，并被公认为有部长之才，他曾短暂担任外交部部长，并被考虑担任其他内阁职位。所有这些活动都在1851年的政变中结束了，尽管路易-拿破仑试图缓和托克维尔的情绪并争取他的支持，但是未能达成所愿。

或许，正如安德烈·雅尔丹（André Jardin）曾指出的那样，托克维尔最大的政治失败是其英年早逝。考虑到托克维尔对路易-拿破仑的行动和政权的坚决反对，他个人的正直声誉，以及他对自由民主制度的终生奉献，在第二帝国结束后，在19世纪70年代第三共和国建立初期，托克维尔本可在法国身居要职。一项重大的成功条目很可能加入他的政治履历中。雅尔丹的评论只是推测性的，但至少值得考虑。

为了面对1848年革命，尤其是六月起义的暴力，托克维尔决定坦率地记述这些事件和主要人物，但要私下进行。他写于1850年和1851年的记述，只打算在其死后出版。这就是其《回忆录》的方案，这部作品不同于托克维尔的其他主要作品，既因为表达出强烈的情感和不受约束的观点，也因为这部作品不打算面向广泛的读者，直到1893年托克维尔死后很久才出版。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形成（1850—1859）

托克维尔于1852年彻底退出政治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向公众致辞的活动就此结束。他的声音从政治演说和行动又回到了书本。19世纪40年代，托克维尔两次正式评论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溯及他在1836年关于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和政治状况的论文中所初次接触的主题。关于这场伟大革命的起因和影响的主题一直吸引着他。

早在1850年，甚至在路易-拿破仑夺取政权之前，托克维尔就已经开始筹划另一本书，最初构想为拿破仑一世及其帝国的历史。1852年和1853年，他继续推进，进行深入研究，他极大地转移了注意力，并构写书稿，即在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作品展现了惊人的原创性历史分析。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并非产生于革命及其余波，而是早于旧制度的崩溃。通过削弱有效的政治参与和破坏公民联系，中央集权事实上是革命的一个根本原因，而不是革命的结果。这本书因其新颖的观点而广受欢迎，托克维尔开始写第二卷，关注革命本身和帝国的到来。可惜的是，这部作品并未完成，只留下了部分草稿和大量笔记。

作为一名作家，托克维尔既没有放弃严肃研究的冲动，也没有放弃利用博蒙和凯尔戈莱，他们是其思想和新出文本的评判者。在起草《旧制度与大革命》期间，他全身心投入巴黎、伦敦和德国的档案材料中，尤其是在图尔，他在那里住了一年。事实上，他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方法仍然是这第二部杰作（指《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特点。但如果这种对档案的艰苦挖掘在当时并不寻常，那么在确定、收集和使用重要资料中的谨慎努力，就是重复了托克维尔在写《民主在美国》时的方法。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过程中，博蒙和凯尔戈莱再次成为了其手稿的读者和评论家。逐次的草稿再三地在他们耳目间传递。

《旧制度与大革命》也证明了托克维尔的习惯，即不断地反思其基本思想，赋予其新的解释，甚至在意想不到的方向上推进这些思想。譬如，在其1856年的著作中，他更少关注民主，而更多关注自由和革命。他从早先的个人主义概念转向他所谓的集体个人主义概念，即社会中的每个阶级或群体趋向于孤立、自我专注、互相敌对，且不参与任何公共生活。他更全面地探讨了观念对社会的影响。他更多地专注于分析贵族的性质，特别是区分正常的贵族阶级与无用的（甚至寄生的）贵族阶级。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区别，《旧制度与大革命》与《民主在美国》有着或明或暗的相似之处，尤其在这些主题上，比如中央集权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危险，公共参与和政治实践经验的重要性，民情的关键角色，社会和政治层面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托克维尔本人强调了这两部作品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他的核心目的：向读者展示如何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的民主社会。“我的生命和思想的统一，”他在1856年对其朋友让-雅克·安培（Jean-Jacques Ampère）说，“这是我需要在公众面前保持的最重要的东西；做人和做作家都应知行合一。”

托克维尔从来就不健壮。但是在1850年，在上述的混乱事件中，他第一次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几年内就被证明是致命的。他不得不向立法议会请了六个月的假，开始写作《回忆录》，让这段缺席时间得到了充分利用。整个19世纪50年代，他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经常生病。疾病的加剧只会让托克维尔对法国的政治前途更加失望，但他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找到了一种使命感；退出公共生活后，他把日渐衰退的精力投入那本书的写作上。

1858年夏天，托克维尔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地恶化了。在去法国南部过冬的建议下，他和他同样病重的妻子去了戛纳。托克维尔的家族成员和一些最亲密的朋友们——包括博蒙和凯尔戈莱——开始聚集，有些人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提供陪伴和支持。1859年3月4日，当他的忠实亲友们暂时散去时，托克维尔给博蒙写了一封急信。“我亲爱的朋友，没有什么比我将要对你说的话更让我悲伤的了：我请你过来。我们独自在这里……如果你能为我们做点什么，那就是现在……我的朋友，如果不是下面这句话，我还能对你说什么呢：来吧，来吧，尽快过来。只有你能让我们重返战场。”博蒙来了，待了约三个星期，但托克维尔再也未能恢复健康，他于1859年4月16日去世。他仅仅享年53岁。

一些传记体评论

在快速回顾了托克维尔的传记之后，我们需要强调他一生中几个永恒的主题。如前所述，托克维尔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渴望得到认可和尊重，并在公共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我的天性，”他在1841年写给鲁瓦耶-科拉尔的信中写道，“是积极主动的，而且我必须承认，是雄心勃勃的。”即便他真正地热爱思想的世界，他作为作家的目的之一也是开启有效的政治行动的大门。

关于托克维尔的两个常见假定需要修正。我们已经谈过第一个问题，指出他的政治生涯远非一个失败的故事。第二个假定涉及他的名声，即他相当冷漠，甚至令人反感。对后来的传记作者而言，他在《回忆录》中提供了一幅自毁的肖像，他这个人记不住那些普通或平庸的同事们的名字。但在他的一生中，他有一群亲密的朋友，其中有路易·德·凯尔戈莱、古斯塔夫·德·博蒙、欧仁·斯托菲尔（Eugène Stoffels）和夏尔·斯托菲尔（Charles Stoffels）两兄弟以及让-雅克·安培。他也许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习惯性冷漠的人，而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有着温暖而亲密友谊的人。

托克维尔有自知之明。他认识到自己持续不断的不安、焦虑和不满，在《民主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他更普遍地将之认定为民主时代的长期特征。1840年，他向哥哥爱德华描述道：“这种精神焦虑，这种毁灭性的焦躁……这种性格让我在某些时刻充满活力。但是更经常性的，它无缘无故地折磨人，毫无结果地煽动人……我常常莫名其妙地不高兴。”

1856年，在托克维尔去世前不久写给索菲·斯威特切尼夫人（Madame Sophie Swetchine）的一封信中，他也承认“我一生中都时常受到一种病态的悲伤的折磨”。安德烈·雅尔丹和其他传记作家提到过这种抑郁倾向。也许这种反复出现的忧郁，只是反映了浪漫主义时代的情感期望。但是托克维尔的周期性消沉和沮丧似乎不仅仅是一种时髦的情绪；其抑郁症的慢性发作与他母亲的疾病相似，似乎揭示了他的一些基本性格。

我们也需要认识托克维尔对绝对准则的拒绝和对可能性的偏好。正如我们已见到的，16岁的托克维尔，阅读了在其父亲藏书室中所发现的各位启蒙作家的作品之后，经历了一场著名而深刻的精神和思想革命。几年后，他向朋友夏尔·斯托菲尔描述了这段痛苦的经历：“当我第一次开始深思时，我相信这个世界充满了已被证明的真理……但当我想专心致志地去考虑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只感觉到无可避免的怀疑……我最终说服自己，寻求绝对的、可证明的真理……就是缘木求鱼。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某些真理值得人们完全相信，但是其数量肯定是很少的。考虑到我们需要知道的观点如此之多，我们几乎仅仅拥有或然性和可能性。”

这些性格特征都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了托克维尔的作品和行为。19世纪50年代，他一生的悲观主义倾向更为明显，并越来越为他的作品增色。在他1835年、1840年和1856年所写的三本书中，敏锐的读者总是会注意到阴郁的增多。19世纪50年代，在路易-拿破仑崛起之后，他时常深感沮丧，甚至愤怒和痛苦。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托克维尔从未对自由和健康的民主社会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希望。他总是能从绝望的边缘抽身回来。正如他在1835年对凯尔戈莱所说，“我不敢相信，几个世纪以来，上帝将两三百万人推向身份平等，最终只是为了把他们带到……专制统治之下”。

他从未放弃自由能够存在于民主时代的信念。直到1857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两年，托克维尔还在谴责阿蒂尔·德·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的悲观主义，提醒他的朋友，维护民主社会的自由虽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不，我不相信人类这个物种……会变成一个堕落的群体……除了把它交给一小群牧羊人之外，别无他法。请允许我对你的信心不如对善良而正义之上帝的信心。”

他对绝对准则的拒绝，对或然性和可能性的坚持，尤其影响到他作为社会和政治理论家的要旨。比如，这种个人思维方式促使他接受最初在孟德斯鸠处发现的一个观点。当他起草《民主在美国》第一卷时，他若有所思地说：“前言里的观点……我甚至不相信制度中有绝对的好。孟德斯鸠。”从美国写给父亲的信中，他更加直言不讳：“我观察这个国家越多，我越相信如下真理：事实上没有任何政治制度本身是完全的好或彻底的坏，所有制度都依赖于其所适用的人民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状况。”

最后，我们需要注意其他一些贯穿托克维尔一生的恒久之事。他从未与美国失去联系。他继续与美国的朋友们保持联系，并随时了解那里发生的事情。比如，随着警告越来越多，他关注着19世纪50年代日益恶化的美国南北关系，并认识到内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他也没有忘记英国以及英国通信者。他甚至在1857年夏天，第三次游历英国。

托克维尔的思想是不断演变的。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其思想继续发展，如同20年代和写作《民主在美国》的30年代那样。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托克维尔1840年之后的生活，可以视作他将《民主在美国》中所表达的某些思想和原则付诸实践的努力。他的活动，首先是作为其本人政治参与的实践，作为其本人对公民生活的承诺。其次，他的职业生涯提供了检验其思想的机会，并将其付诸实践，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而一旦政治的大门关闭，作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维尔转而致力于将其思想适用于另一个时代和国家。

总之，托克维尔的一生在两个角色间摇摆不定：作家和政治家。精神生活和公务生活都吸引着他，并激发了他崇高的抱负。我们需要永远记住，社会和政治理论家托克维尔既是一位文学人物，又是一位政治人物。

托克维尔的思想背景

在继续之前，我们需要简单介绍托克维尔一些主要的资料来源，并研究他的思想背景。这种陈述是托克维尔作为理论家之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资料来源很多，而且非常多样化。正如可用的参考文献所显示的那样，他为撰写《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查阅的著作之广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除了阅读各种类型、各种主题、跨越许多时代框架的著作外，他的资料来源包括在北美、英国、爱尔兰和德国的游历和一手观察；采访和对话，其中一些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几十年；档案研究；总是变成笔谈且维持数年的书信；当然还有从19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的地方、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政治经验。大体上理解，托克维尔的思想起点既包含了传统的和可预测的成分，也包含了更多非正式的和新颖的成分。

众所周知，托克维尔习惯不完全披露他的很多资料来源。在他的两本主要著作的草稿和手稿中所发现的参考文献，揭示了某些作品和作者的大量使用，远远超过其文本中所指出的那些；有时他的论文揭示了一些全新的、完全未被认识的参考依据。因此，以任何确信的方式认定托克维尔的资料来源仍然是困难的。此外，他的许多资料来源，不仅使他成为某些思想或主题的出发点或灵感来源，而且有时起着衬托作用，促进相反观点的思考和发展。例如，细心的读者已然发现，在《民主在美国》或《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隐藏着托克维尔与孟德斯鸠或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或弗朗索瓦·基佐的大量虚拟对话。

如果我们关注思想谱系，我们就可以肯定托克维尔非常熟悉古典世界的作家，尤其是柏拉图（Plato），他称赞柏拉图追求“不朽和无限”，并提出了“美与善的伟大原则”。托克维尔也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作家，尤其是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他认为马基雅维利很精明，但批评他根本没有道德。他对这两位人物以及其他人物的阅读，不是快速的，也不是肤浅的，而是“深思熟虑的”。他们的观点成了托克维尔整个思想背景的一部分。

然而，对托克维尔影响更大的是17世纪的法国作家，包括莫城主教雅克-贝尼涅·博絮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 Bishop of Meaux），尤其是帕斯卡尔（Pascal）。在以雄辩布道和宗教历史著作而闻名的博絮埃那里，托克维尔遇到了强力的观点，那就是历史是根据上帝的安排展开的。帕斯卡尔的作品似乎对托克维尔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托克维尔说，他几乎每天都读一点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作品。在自己的作品中，他明确地反思了帕斯卡尔对人类灵魂和精神的严正的道德期待和关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托克维尔关于人生目的和人类责任的最基本假设，反映了他从帕斯卡尔那里学到的东西。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两位伟大人物孟德斯鸠和卢梭，也深刻地塑造了托克维尔的思想和写作（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叙述托克维尔与其他一些18世纪作家的关联）。孟德斯鸠的文风促进了托克维尔清雅的散文创作。而孟德斯鸠的一些基本主题——如坚持中间团体的价值；赞扬权力的分离和平衡，包括独立的司法；承认自由和商业之间的联系——再次出现在托克维尔的作品中。托克维尔尤其欣赏先哲们作为理论家的方法和文风。托克维尔与孟德斯鸠在某些方面产生共鸣，如他对温和的偏爱，他的比较方法，他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的习惯，他对宽泛分析或所谓哲学史的喜爱，以及他对作为国家基本特征的精神 或普遍精神 的强调，这与托克维尔的民情 概念是相似的，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然而，与孟德斯鸠不同的是，托克维尔并没有把英国作为参照对象，而是把美利坚共和国作为参照对象。

卢梭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也更难定义。托克维尔复述了卢梭关于人类社会不平等起源的观点。而且他似乎分享了先贤关于人类性质或人类心理的普遍观点。然而，托克维尔至少含蓄地谴责了卢梭关于人民主权和公共意志之全能的观念。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他写道：“我认为，在政府事务中人民之多数有权做任何事情，这一准则是不敬且可憎的。”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一样，托克维尔把法国大革命的过度和暴力部分归咎于卢梭。

如前所述，法国在19世纪早期，特别是在19世纪20年代是一个在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地方。当时，面对分裂的革命历史和新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世界，许多重要作家都在寻找一个稳定、自由和繁荣社会的可能基础。这些理论家包括一些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之人，如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也包括其他那些以信条派 而知名的人，尤其是皮埃尔·保罗·鲁瓦耶-科拉尔、弗朗索瓦·基佐和夏尔·德·雷米萨（Charles de Rémusat）。这些作家共同塑造了托克维尔的思想背景，甚至比他阅读的早期作家影响更为直接。

贡斯当跟托克维尔一样批判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认为人民的意志并非是无限的；贡斯当与托克维尔同样认为，任何类型的绝对权力以及绝对权力落入任何人之手都是不可接受的。托克维尔也欣赏贡斯当对作为个人权利之自由的强调；但是，我们会发现，他拓宽了自由的概念，不仅坚持独立的个人，而且坚持公民参与和实践自由，以确保真正的自由。最后，两位作家都担心公共生活的衰落，因为私人事务在现代变得越来越重要。

被称为信条派 的政治改革家，提出了许多成为托克维尔思想核心的主题，比如民主的到来，从社会和政治两个层面理解民主，中产阶级的崛起，集中或无限权力的危险，追求对自由的最佳保护——包括基本权利、地方自由、结社、出版自由——寻求中间道路，或许最根本的是，努力结束革命，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他们所关注的主题，为托克维尔本人的关注点提供了某种备忘录。

鲁瓦耶-科拉尔，波旁复辟王朝期间的重要理论家和政治领袖，在19世纪30年代仍然很活跃，某种意义上是托克维尔的导师。他们的关系建立在相互钦佩的基础上。鲁瓦耶-科拉尔提倡地方自由和结社，尤其将之作为对抗中央集权的缓冲器，并主张出版自由是一种基本的自由。

基佐或许是信条派中最重要的一员。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讲演家，他对历史的广博见解，他对社会各方面是如何相互联系的看法以及他对推进文明的愿景，都吸引了托克维尔在19世纪20年代末的密切关注。基佐也成为了七月王朝的政治领袖之一，并曾短暂担任首席大臣。作为一名政治家，他遭到了托克维尔的谴责，后者指责他抛弃了自己的原则。作为一名理论家，基佐赞同权力分立、两院制、出版自由和陪审团审判，这些都与托克维尔产生了共鸣。然而，两位作家对中产阶级和政治民主的态度不同。对于基佐来说，中产阶级的崛起标志着历史发展的顶峰；相比之下，托克维尔怀疑中产阶级是否有能力治理国家，并超越自己的狭隘利益。对于基佐来说，政治 民主需要通过有限的选举权来限制；只有那些表现出统治的道德和物质能力之人（主要是社会和经济精英），才应该在代议制政府中获得政治发言权和一席之地。我们将会看到，托克维尔认为，要实现现代世界的稳定，社会民主必须与政治民主相匹配。基佐还将英国视为榜样；而托克维尔，至少在《民主在美国》中，主要着眼于美国。

更宽泛地说，托克维尔对民主之未来的看法，不如信条派尤其是基佐那么悲观。他认为，对民主最好的做法，即节制民主的方式，乃是提供更多的民主，而且政治民主可以通过促进而不是压制公众参与来降低危险。我们将看到，托克维尔在1840年出版的《民主在美国》一书中，也提出了一种新型民主专制的强力观点，这是信条派 无法想象的，他们担心更为传统形式的民主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