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之后，何以《有生》？

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曦）作家胡学文潜心八年完成的56万字长篇小说《有生》，2020年在《鍾山》杂志发表之后，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短短一个月迅速在多项文学重磅评选中胜出，占据“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扬子江文学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榜首和“长篇小说年度金榜”榜眼位置，并入选“《南方周末》2020年度十大好书”。

△《有生》2020年发表于《鍾山》杂志

1月30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鍾山》杂志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联合承办的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李敬泽、吴义勤、毕飞宇、汪兴国、丁帆、孟繁华、王彬彬、张清华、张新颖、郜元宝、贾梦玮、何平、张光芒、谢有顺、王春林、杨庆祥等30多位重量级作家、文学批评家就这部长篇巨制，从语言、结构、叙事、文学史坐标、乡土传统、女性主义等方面展开了多维度的讨论。江苏作协主席毕飞宇做总结发言。

△研讨会现场

△毕飞宇、汪兴国、丁帆、王彬彬

“巍峨雄伟”之作

《有生》起始于接“生”的故事，它以接生了一万两千余人的祖奶为主干，以被祖奶接引到人世的众生为枝叶，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壮阔而又浩瀚的文学世界。小说叙事时间跨越一百余年，从晚清至当下，被浓缩在祖奶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的讲述中。作者用了足够的耐心向我们讲述百年人生的庞大和细小，写出了大地上活人的难处，写出了一方土地上众人的生命本相。

与会专家们对《有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吴义勤说：“《有生》是2020年读到的最重量级的一部作品，无论内涵、思想或是对人性各方面的深入都是最厚重的一部，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表现百年乡土中国的小说。” 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丁帆提到：“我把《有生》定为可以传世的乡土文学，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胡学文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乡土小说写作的绝唱者，他用蒙太奇式的叙事手法进行不断闪回，看书的时候，就像是电影画面在眼前切换。”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认为，《有生》在结构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每叙述完一个视角人物后都要回到祖奶的章节再重新出发，仿佛祖奶已经成为一个叙事的参照系、一个相对稳定的原点，小说之所以能够做到既厚重又空灵，就在于这样一种“伞装结构”的运用，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反复穿梭。

△吴义勤、李敬泽等外地专家线上参与研讨

研讨中，专家们普遍认为这是一部可以对标文学史上诸多经典的作品。小说中“祖奶”这样一个接生了上万人的乡土图腾形象，不免让人想起莫言《丰乳肥臀》中的生育了九个儿女的上官鲁氏；其接生婆的职业则可比对《蛙》中的“姑姑”；而祖奶经历了十几次至亲之人的离去却依然坚强活着，类似的境遇也发生在《活着》主人公福贵的身上。

著名批评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用“巍峨、雄伟”形容他对这部小说的总体印象，同时他也指出，面对这样一部大规模的作品，要对它做出估价的时候，不得不回答一些根本的、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有生》诚然体现了生命的坚韧、生命的力量，但如果仅仅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看《活着》？《有生》和《活着》的区别在哪？“祖奶”这样一个从大地之母、女神角度进行的书写，和莫言笔下的人物传统有着什么关系？在乡土小说的传统里面，《有生》做了什么？从长河小说的角度看，小说相比《白鹿原》《古船》又做了什么？“所以我倾向说这部作品是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回避不了，只有非常精确地回答它和以往书写的关系，回答这座山和它前后左右这些山的关系，我们才可能准确地认识《有生》意味着什么。”李敬泽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胡学文确实选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这是因为他处理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反复处理过的一些主题、意象。

《活着》的苦难哲学是承受，《有生》则是反抗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认为，如果说《活着》的苦难哲学是承受，那么《有生》的苦难哲学则是反抗，这是两部小说很重要的一个差异。“主人公乔大梅的一生就是苦难的历史，十岁逃荒时母亲流产去世，父亲被流匪杀害，自己被抢，前后三任丈夫死亡，女儿自杀，情节上和《活着》确实有值得比较的地方。《活着》强调中国人几千年以来，面对苦难的方式就是逆来顺受、沉默地接受现实，但《有生》没有止步于此，乔大梅在苦难面前，就是通过不断地接生、不断地创造新的生命，顽强不舍地进行反抗。乔大梅成为一名接生婆不是偶然的，是因为她童年时候目睹了母亲难产而死，于是说服黄师傅收自己为徒，她把接生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而且昼夜不息，只要是有人上门，无论何时何地，她都奋不顾身；无论贫富，无论是请她去的还是绑着去的，无论给的喜费多还是少，她都一视同仁。也就是说，这种反抗苦难和死亡，成了乔大梅活着的动力。当然反抗并不一定能消解掉苦难，小说几乎所有人的故事都是无疾而终，这就是胡学文所理解的生活。也许陈述苦难、反抗苦难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作家也有意在小说中张扬了这种生命的态度。”

△研讨会现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认为，所有的文学书写都有重复的特征，《有生》无论在主题、人物，还是在长时段、多维度表达社会历史的变迁等方面，确实可以和《白鹿原》《丰乳肥臀》《蛙》《平凡的世界》等作品进行对比，这些作品都具有民族志书写的特点，《有生》在民族志书写谱系的延长线上有所更新，它关于中国人生命状态的书写，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和哲学上的展示。“无论莫言的《丰乳肥臀》《蛙》还是余华的《活着》，都是个人与环境都是对抗性的关系，遭受很多的苦难。这样一种生命状态是不是普遍的、永恒的？古人是这种生命状态吗？现在再过十年二十年，还是这种紧张、对抗、极端的生命状态吗？这需要历史地、发展地来看。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生命状态也在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关于乡土、关于中国社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写，还会有很多被扩展的面向，胡学文的写作已经作出了非常重要和努力的尝试。”

一种“去大历史”的史诗模型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认为，《有生》在处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特别是乡村社会的历史方面，采用了一种“去主流历史、去大历史的史诗模型”，给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样本，也给人以感官上的惊艳。他认为，好多所谓的长河小说，或者是有史诗性诉求的小说，处理远的历史，相对处理得比较好，处理当下历史往往处理得不够，这是因为有一个习惯性的历史认知，张清华称其为“大历史模式”，即把二十世纪以来的很多历史事件作为描写对象，然后设计一些故事、人物、命运去一一对应。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难题绕不过去。《有生》使用了一种去主流历史、返回民间社会和日常生活、深入到个人情感世界的方法，主流社会历史变得模糊或虚化，而个体生命的样态在小说中变得空前丰富。“我在小说当中注意到有十几、二十个非常鲜明的人物，这些人物充分呈现出以往历史叙事当中被压抑的褶皱的部分，这一切人物的生活，汇总在一起也形成了一种史诗性，可以看出一种壮观的生存风景。这就使得小说总体构造核心部分更接近于土地，接近于生存，接近于原始的乡村，而不是被现代历史的具体性绑架。”在他看来，小说虽然有乡土式的雄厚，但是没有概念化，而是保持了细部的精微和美。譬如如花的丈夫钱玉死了以后，因为矿难压在泥层里面化成一只乌鸦，这是象征主义和超现实的一种意象，但处理得余味悠长。就此来说，《有生》是胡学文捍卫自己作家尊严的一部作品。

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亦有同感。他表示，很怕看百年中国人的历史，特别是百年中国乡土的历史，因为这样的叙述往往是单调的、无趣的，可是在《有生》里看到了很多过去书写中被压抑、被忽视的部分。“'天地有大德曰生'这句话很抽象，但是《有生》把我们老祖宗说的很抽象的东西，化成了一个个具体的生命，这个东西写出来了，小说就成立了，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回答了“乡土文学还能写什么”

“我们的乡村文学，到底剩下什么还是值得写的？”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认为，乡土小说中必备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这类元素，在《有生》中是很模糊的，不像《白鹿原》《创业史》《平凡的世界》，山川形貌都在眼前。《有生》这部长篇翻来覆去所讲的无非就是一些乡村人物的痴情，欧阳修讲“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但小说大部分都是风与月，比如说如花痴于丈夫钱玉，麦香痴于村支书，花丰收痴于不忠于他甚至要把他杀掉的妻子，毛根痴于打猎又痴于邻居宋慧。小说写了十几位痴人。最大的痴是乔大梅，她痴于接生，一旦听到脚步声有人喊她，她是风雨无阻，就跟接到命令一样。这部小说进入了个人的微历史，是个人的情感的历史。这就是《有生》所回答的“乡土文学到底还要写什么”。而这也是100年来中国文学、中国作家们一直在追求的，就是如何写出中国人的感情世界。这是小说最大的成功。不过，郜元宝表示，他也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如果在一个更加高明的长篇小说作家的笔下，是不是非要写这么多人物不可？有些人物是不是可以叠加重合一下？三四个人变成一个人，因为有很多的感情方式可以放在一个人身上。

暨南大学教授申霞艳从女性主义视角对《有生》加以了肯定：“生育在一定程度上是女性绕不过去的一个苦难，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些这方面的描写，比如《骆驼祥子》中的虎妞死于难产，《生死场》写到金枝未婚先孕，《丰乳肥臀》里上官鲁氏在生产，那边日本人打进来……但还是太少，胡学文抓住女性生产来写，对于细节的把握非常难能可贵，这个需要男性作家以一种特别敏锐的、强大的同情，去体察女性的苦难和困境。”

△研讨会部分参与者合影

出版方代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在健表示，一部长篇小说的出版，能够吸引到如此众多顶尖的学者和评论家加入讨论，足以说明，在目前这个快餐文化流行、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大行其道、娱乐内容与方式层出不穷的时刻，文学创作的核心之一，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依然会受到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