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泽民：平凡的前提是自由呼吸

插画/阳光

平凡的前提是自由呼吸

文/余泽民

“隔离”应该是过去一年里的关键词——当然有可能在未来一年里它依旧是。尤其在欧洲，大小诸国各自为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紧时那个松，隔离-隔离-再隔离，成了生活的主旋律。新冠病毒不仅迫使地球上的所有人习惯了孤独，也让所有人感觉到平等：总统也好，乞丐也罢，病毒不看你的权柄和身价，你不过是一个脏腑俱全、吃喝拉撒的凡人。鼠年里，人类一夜坠入了深渊，能够平凡地活着竟成奢望。尽管马斯克还在研究脑机接口，波士顿动力机器人学会萌萌地舞蹈，但更多人则反思人类扩张的边界，唤醒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现在读波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的《糜骨之壤》，会更理解作者的本意。

这场疫情无异于“世界大战”，全球撕裂，人各一方，有无数的家庭生离死别。在我熟悉的人中第一位被新冠夺命的是诗人政治家苏契·盖佐，我跟他相识二十多年，并且译过他的诗集。苏契在匈牙利影响很大，当过文化部长和总理首席顾问，被欧尔班总理敬为“智者、导师和将军”。或许正因如此，当我得知他住院后，虽然担心，但并没真往坏处想。那时特朗普声称能让所有中招的美国人都能像他一样享受“鸡尾酒疗法”，我想匈牙利政府怎么也能搞到偏方救苏契脱险……可事实是，苏契上呼吸机不出五天就不幸辞世，他纵有许多抱负、计划和想写的书，都随肉身灰飞烟灭。随后，我曾经的一位匈牙利同事也死于新冠，她是位退休的家庭妇女，从出现症状到咽气也是一周。可见人在病毒面前是平等的，人们在活着的时候喜欢说“精神的存在比肉体的重要”，但并不去想肉体的存在是精神存在的前提。我们只有当跨在生死的门槛时，才会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毕竟“皮囊”是精神的容器。所以致平凡，首先致我们脆弱、易腐且神奇的肉身。

回想三十多年前我报考北医时，决定下得十分盲目，只因向往“白衣天使”的神气和神圣，对于生命并无真切的概念。第一次接触死人是在大一的解剖课上，每组同学分到一具尸体，男生女生各坐一边。我们组分到的是一具壮年男尸，没有肚腩，萎蔫的阳具比中指长。因怕捐献者的相貌被人认出，所以割掉了眼皮、嘴唇和鼻翼的肉，死者的样子相当可怕，不过由于福尔马林刺鼻的味道和泡得毫无弹性的胶皮感，我们再怎么反胃地切割，剥离，都只把它当做一件教具，并不跟生命挂钩。只是有一次，解剖老师带我们去看储尸池，我屏息静气，在水波轻轻的拍打声中听到老师说：“这里还有解放前的……”我突然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他们是谁？说不定有清朝遗老或敌特分子……大三的一天，我们临时被从宿舍叫到病理楼，那是第一次看病理解剖，颇受刺激。水泥台上躺着一位跟我年龄相仿的男生，据说他是在隔壁大学运动会上突然栽倒在跑道上的，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生无常，我与他的区别只在于喘气。

十年之后，我父亲身患胃癌，在最后濒死的几日，每一刻都为呼吸挣扎。有一天夜里，我伏在病床边打盹，父亲像魔鬼附体似的挥动拳头打我的头，我惊愕地看到他在身上拼命撕扯，求我帮他撕开缠裹在身上的塑料膜。我知道他是因胸水憋得喘不上气，黑暗中我攥住他的腕流泪，真想替他呼吸，真想把氧气管直接插进他的肺脏里。父亲是戴着氧气罩走的，面容像溺水一样痛苦，跟他吸不进的那口气相比，一生的荣辱、坎坷都不值一提。

呼吸，对我们活着的人来说平常得几乎都意识不到，但对于全球200多万因新冠而去世的不幸者来说，炎症风暴导致的肺纤维化、肺水肿和将小气道和肺泡填满的黏液，最终使呼吸成了令人绝望的奢侈。据说现在地球上每9秒钟就有一人死于新冠，在毒魔的攻击下，人类将希望的底线降低到“活着”，只要活下来就好，无论活得多么平凡。前两天听一位朋友说他的嗅觉感觉不太灵敏，我的心顿时提到嗓子眼，之后每天都等他报平安，问他“能不能憋气十秒钟”？即使我明知这个“自检”招数并不很科学，但至少能够换取立竿见影的安慰。在人类尚未度过此劫之前，致平凡——具体地说是致呼吸，因为自由的呼吸是平凡存生的前提。

《自由呼吸》，这是我2020年交的第一部译稿，是匈牙利作家纳道什·彼特《平行故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50万字，相当于前两部的总和。当我点击“发送”之后，如释重负地做了一次深呼吸！一是因自己为这套书付出了五年时光，终于大功告成；二是作家用百万字篇幅刻画了欧洲悲凉、窒闷的20世纪，最终通过一场飙车让读者得以自由呼吸；三是当时武汉尚未封城，我对鼠年还抱着无猜的憧憬……谁知道随后发生的一切令人猝不及防。我在布达佩斯，先为国内的疫情揪心，很快欧洲也开始漫长的隔离，“封国”“停摆”“宵禁”“网课”“居家办公”“社交隔离”……种种被动的防御措施都将人们的生活控制到最小的空间、最孤独的状态和最基本的水平。即使住在城市，也如隐居荒野，似乎所有的同类都一夜间变成了危险体。难怪许多人担心这种离群索居的独处不仅会导致心理疾病、社交障碍，甚至能缩小大脑海马体上的齿状回！不过，对像我这样习惯了独自伏案的译者和写作者而言，“隔离”本身并没有那么可怕，想来独处是我的生活常态；行政令减少了所有不必须的出门，反而增加了更多读写译的时间。

盘点过去的一年，我翻译了《自由呼吸》《尤若夫·阿蒂拉诗选》、桑托短篇小说集《1945》和马洛伊的《我本想沉默》，还完成了裴特尔斐两本书的译稿《裴多菲街5号》和《熊猫的拥抱》，并为五年前出版的马洛伊自传《一个市民的自白》进行了补译，还原了1935年未删节版的首版原貌；另外还写了十几篇报刊专栏，校订了吉狄马加和梅尔的两本匈语版诗集，并着手翻译布克奖作家克拉斯诺霍尔的另一部大作《抵抗的忧郁》……因此，隔离期虽漫长，我并不觉得空虚，几乎将孤独的每分每秒都转换成文字存留了下来，我视之为抗疫的个体记录。具体到我个人来说，致平凡是致文学，致译者和写作者心无羁绊、伏案游天的平凡，或者说文学是精神上的自由呼吸。

文学是一种信仰和生活方式，至少对我来讲。黑色的鼠年还告诉许多人：文学还可以是拯救和疗伤。你还记得在武汉一家“方舱”里被记者拍到的那位“读书哥”吧？那张照片讲述的是书籍带给人的从容和勇气，据说作者福山知道后，特意寄给他一版签名本，这故事是对读书人的精神鼓励。3月下旬，布达佩斯第一次停摆，在西火车站对面的亚力山大书店门口贴出一张《致读者信》，信中说：“我们相信：在这段艰难的时期里，书籍会给您带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快乐和享受，想来，精神的健康至少跟身体的健康同样重要。不要忘记：尽管您现在不能走向世界，但世界能够走向你……”我在给北二外匈语专业的同学们上第一堂网课时，内容就是在“禁足令”生效前一天我在老城中疾走并拍下的一系列告示文本，有商店有银行有药店有超市，我觉得这个写得最好。若在平时，我很可能会把它看做“鸡汤广告”，但在瘟疫围城的关头，它传达了读书的意义和精神力量。虽然病毒叫停了全世界的书展，封了所有书店的店门，但它夺不走你手中的书和笔，无法叫停你的思考。我听多位朋友发出感慨，说这一年里补读了许多过去买后塞到书架上没空读的书。致平凡，还要致读书，读书能使平凡变得丰沛辽阔，让我们平凡却不平庸，想来我理解的平凡是还个体之本真，是在健康的皮囊里装有趣的灵魂。

我住在布达佩斯的安德拉什大道旁，街口就是李斯特故居。从圣诞节的前一周开始，安德拉什大街和大小环路就已彩灯缠树。冬季里，不到下午五点夜色就已降临，多瑙河两岸的市区如水晶城剔透，车身披挂彩灯的“圣诞电车”在街上穿梭。我若想散步，必须在六点前出门，八点前返回，因为政府下的“宵禁令”，如果违反，每人将受罚两万福林！每次，我沿着流光溢彩的老街朝河边走，要么穿过链子桥去渔人堡，要么过伊丽莎白桥上圣盖莱尔特山，总之要登上布达一侧的某个制高点，从那里俯瞰汤汤的冰河与万家灯火，终于能够摘下口罩自由呼吸，像站在“柏林上空的苍穹”中的大天使，孤独、悲悯并享受地用力呼吸。这种时候，常看到有航拍器嗡嗡地在高处盘旋，因为拍摄空城已成了时尚，空寂的风景确实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历史感的悲壮美丽。但我此刻更喜欢人流如织，车水马龙，生活能够恢复平常。

在我的邻居中有一位九旬老伯，他说这辈子经历过三次宵禁：第一次在“二战”末，从1944年圣诞开始的围城战，空袭警报不绝于耳，他惊恐地躲在地下室里；另一次是1956年秋天苏军入侵，巷战激烈，大地在坦克的履带下塌陷。没想到现在又遇到一次，布达佩斯虽然没有变成废墟，但是没了生气。每次在悬廊上跟老人寒暄，都自觉地保持几米远的距离，而且让我更想念远在北京的母亲，因疫情阻隔，我已经一年不能回国见她了。这两年，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病越来越重，不仅记不得自己拿过手术刀，甚至弄不清自己的年岁，情绪也简单得像个孩子。好在音乐是一种拯救，她仍可背谱弹琴，跟我在网上唱歌，当然还会突然问我：“你在哪儿呢？”“我看你怎么这么眼熟？”“你大还是我大？”“你什么时候能来看我？”……现在鼠去牛来，新春将至，我真心祈愿疫情快结束，世界早日恢复秩序，能自由地旅行；我还祈愿人类学到了什么，比如敬畏自然，珍惜平凡，健康、家庭和自由很重要。此刻，我坐在中欧古城的一扇窗口，致平凡，致亲情，致远方的国和思念的家。希望能早日回乡探母，希望母亲还能够认出我来，即使认不出是她儿子，也能把我当成她的哥哥、弟弟或久别的丈夫。

（作者系旅匈作家，翻译家，北二外欧洲学院特聘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