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陵铜车马，是中国造还是外国产？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秦始皇陵西侧发现了两辆用青铜制作，以四匹马拉的战车，大小为真车马的二分之一。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铜铸车马，对研究中国古代车马制度、雕刻艺术和冶炼技术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编号为1号的战车是立车、单辕双轮，车厢为横长方形，车门在车厢的后面，车上有圆形的铜伞，伞下站着御官，双手驭车，前驾四匹马。编号为2号的为安车，也是单辕双轮。车厢为前后两室，二者之间有窗，上车的门在后面，上有椭圆形车盖。车体上绘有彩色纹样。车马均有大量金银装饰。这两铜车马都是事先铸造而成，后又经过细部加工的，工艺水平非常之高。铜马身上缨络和链条用的铜丝直径仅半个毫米左右，有的则更细。据推测，铜车马坑当是秦始皇陵陪葬坑组成的一部分。

西安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二号车，乃可坐着驾驶的安车，又叫辒辌车。

秦始皇陵铜车马出土后，对于中国马车究竟如何发展出来的？中国的马车是中国造还是外国产的争论一直不断。

中国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战车的形制与系驾法截然不同，故中国可以进行车战，西式马车却不行、只能用来当作运载工具，从而论证中国战车的起源绝非外来。

但在西方，人们习惯将马与马车的使用都归功于西亚地区，认定中国必是在彼方的影响下，通过民族交流的文化传播而习得驾驭马匹和马车的方法。所以西方人认为马车的发源地是高加索，然后西传到美索不达米亚，东传到中国，其形制在传播过程中稍有改变……中国马车和高加索马车非常相似，所以不能仅凭中国马车和美索不达米亚马车的差异就断定中国马车的独有性。

中国马车的起源被西方人认为是来自西亚，此为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乘马车之雪花石膏浮雕。

真相如何？难道春秋战国以前的中国马车真的是舶来品吗？

经过考古发现，在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我们就发现了车辙遗迹，虽尚不清楚当时到底有无使用马车，但至少能确信彼时的中国古人对车子并非一无所悉。

而且目前可见的最早马车文物源自商朝，制造技术与型制都与西方有所不同，譬如西方习惯使用四轮马车，但商周以后中国却罕用之；西方马车的车舆大都在车轴前，尔后才慢慢后移，而商周马车的车舆却一直位于车轴上；且西方早期马车的轴距小、辐条数少，商周马车的轮径却往往在1.5米以上，辐条数18条以上，显示了更优越的载重能力，因此显然中西马车的技术起源有别。

通过考究马匹的系驾法，也能看出中西马车的起源绝对不同。先秦时代是通过“轭靷式系驾法”来驾驭马匹，马匹颈部的轭受力，将跑动时的能量藉由胸前的靷传递给车辆，令马的颈部气管不致遭压迫而无法使出全力，故马车性能更优越、也能从事车战。但古埃及、希腊、罗马等地区却直接将缰绳套在马颈上，造成马跑得愈快、呼吸愈困难，直到8世纪后西方才逐渐像中国般改采胸系式善待马匹，但此时中国已改为胸套式系驾法，最后在13世纪又改良成鞍套式。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周原遗址出土的一套西周晚期的青铜轮牙马车。

当然，也有许多一些中外专家学者采用融合的态度看待此事。他们认为中国马车的结构和出现时间与西方契合，两方的车轭、辕、轮和用途都相似，因此应有关联，在中亚、蒙古与中国西部发现的许多古代壁画，都有形制类似的马车内容，似乎是东西方交流后的产物。

无论结论是什么，今天的我们都不能轻易对中国本土是否拥有发展出兴盛文明的足够能力的怀疑，更不能完全认可所谓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观点，因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