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遭遇了合法性危机，而中国传统哲学却能克服其局限性

《孔子，人能弘道》是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倪培民全面介绍孔子的经典之作。杜维明、安乐哲、库普曼等学者都曾经推荐此书。

文 / 倪培民

西方哲学一贯以立法者的姿态出现，这里面有对其他文化的无知，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傲慢，但究其背后更深的原因，是启蒙理性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改变了世界，迫使所有非西方的本土文化在其威力面前俯首听命。它以自己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作为绝对真理和进步的象征，将其他一切都视为前现代的、落后过时的东西，进行无情地破坏和摧毁，其威力一度使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集体倒戈，成为反中国传统文化的勇士。

但是，正如黄万盛所指出的，一个令人深省的事实是，20世纪上半叶“真正到了西方，并在西方长期求学的人，几乎都没有加入这个（反戈的）阵营”。而西方知识分子中，不仅有马克思和尼采那样的对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激烈批判者，作为西方近代文化杰出代表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指出西方文明已经病入膏肓。而且这些病症，都与作为其基础的、近代启蒙理性主义哲学的价值观念有关！

西方哲学的内在困境，在1996年出版的《哲学之后——终结还是转化？》一书中得到了非常集中而且明确的表达。这本几乎囊括了当时欧美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的文集，正如其标题所示，反映了西方哲学对自身状况的思考：哲学是走到了尽头，还是面临着某种深刻的转化？该书的编者在序言里指出，随着科学的发展把哲学作为“自然之镜”的地位挤到了边缘，（西方）哲学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哲学本身的发展已经揭示，作为世界的客观反映的知识是个美丽的幻想，因为人们不可能面对没有经过任何主体框架过滤的、纯客观的认识材料。认识的主体不是站在世界之外的、脱离了任何背景的中立观察者，而是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构成部分的、有血有肉的人。不存在超然物外的理性主体。人的无意识、前概念、与身体密不可分的情感因素等非理性的各个方面，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等变量，都对理智和认识产生无法避免的影响。如果忽视了人的身体，就没法理解人的心灵，脱离了实践就没法理解理论，脱离了生活方式和语言系统就没法理解人这个主体。

编者指出，虽然这本书所选取的哲学家们各有自己的特殊观点，但他们都意识到，从康德以来的对普遍理性的信念必须让位于对各种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不可通约性的认识，让位于对各种真理、论证、合理性的概念都没法脱离地域性的特点的认识。他们也大都认为，必须用经验取代先验、用可错性取代确定性、用历史的和文化的可变性取代永恒、用多样取代统一。

20世纪中叶，不少西方哲学家们曾经认为，哲学的合适场所和功能是清理语义的本源，为思维提供一种严格清晰的理想语言。但是正如该书的编者指出的，语言哲学的兴起并没有给哲学提供天堂般的栖身之所。日常语言的复杂性、生活世界中的实践及约定俗成的背景等等，促使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作了诊疗式的告别和海德格尔的更加极端的超越。虽然这些哲学家对哲学的未来趋向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们都意识到，语言也必须在各种具体运用（包括政治的、文学的、论辩的运用）当中来进行理解。

基于这种基本认识，哈布马斯要求对哲学进行扬弃，将它变成一种社会批评的方式；伽达默尔和利科建议把哲学变成哲学释义学；戴维森和杜梅特主张将哲学变成关于语义的学问；麦金泰尔和布鲁门博格等则要求将哲学变成哲学历史学；罗蒂（Richard Rorty）和德里达干脆就提出要进入一个“后哲学的时代”，认为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已经超过了它的有效期。

虽然那本书有它的局限，因为它很少涉及西方主流哲学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所面临的困境，而且也完全没有包括任何来自非西方哲学的声音，但它集中探讨的语言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等，正是西方哲学的核心地带，而且这些地带也正是西方哲学里最保守和最难以突破的地带。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从根子上探讨了西方哲学所面临的困境。这种状况当然也意味着一个旧秩序的动摇所显示的真空。

西方后现代哲学对大写的“真理”的怀疑以及对真理的追求背后所隐藏着的权力较量的揭露（如尼采、福柯、列奥塔、德里达），对解构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神话和开拓对“他者”的承认，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同时，它也导致了后现代西方哲学“对任何一致、调解、和谐、总体性、全局性和统一的抱负的深度怀疑、抵触和讥讽”。它所导致的相对主义，引起了道德虚无主义的普遍流行。多元性正在变为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存在状况的描述，而且是取代对话的终止符号。将“他者”的原则推向绝对化的列奥塔自己也承认，它导致一种危险，即迅速扩展的信息网络的恐怖式的统治会把一切都纳入其可操作性原则之下。

另一方面，作为对虚无主义的反弹，宗教极端主义开始盛行。既然笛卡儿和休谟的怀疑论从原来的否定教条和盲目迷的积极力量，转变成了否定一切的消极因素，那么，它就反过来被用来证明盲目信仰的合理性。既然康德的绝对命令也从对人的理性主体价值的肯定，转变成了对多元性的压抑和理性的专制，那么反理性的宗教激进主义也可以打着拒斥康德的旗帜，为宗教极端主义张目。既然多元性是无法统一的，既然我们都不可避免地根植于自己的文化、信仰的背景之中，那么种族中心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中心主义也成了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了。

而对来自相对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两方面的威胁的回应，在缺乏其他资源的情况下，就往往表现为维护原有传统的惰性。前不久出现在网上的一篇美国鲁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的文章《哲学的危机》说道：现在“哲学家们关心的问题好像都老掉了牙，又矫揉造作。他们喋喋不休地争论的问题看上去与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威胁和解决方案脱了节。它那学究气的方法似乎专门设计出来为了让人望而生畏，而不是引人入胜的……哲学家们似乎与现实生活越来越远，成了旁观者，而且不是旁观生活，是旁观那个抽象的、与生活无关的大概念的世界”。

那么作者是不是提出应该让哲学关注现实，应该有所改变呢？恰恰相反。他说，目前哲学的这种状况丝毫没有问题。因为哲学本来就是对永恒的问题的纯思辨，不管这些问题和生活是否相关！不仅如此，作者还指责那些自以为可以成为与包括其他社会、文化、国家、宗教、性别和种族在内的“陌生的团体”沟通的人文学者对哲学不尊重！

这则网上的短文，出自美国顶尖的哲学系教授之手，确实反映了不少西方哲学学者的心态。一方面他们感觉到了自己所从事的教学与研究，无论从其关心的问题还是使用的方法，都陈旧了、与现实脱节了；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事业的合法性成了问题，有进行辩护的需要了。这是一种不安全感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们又习惯于传统的象牙塔所提供的那种封闭状态，看不到其他文化的哲学资源所能够带来的活力。在这一点上，他们远不如早年的罗素、杜威等等。这个现象很像库恩所描绘的科学范式变换之前一个旧范式的守护者在面临危机的时候的典型表现。

但是，正如中国哲学的危机实际上背后有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因素，西方哲学如果没有实际生活层面的危机的压力，哪怕其内部出现很多问题，它还依然会基本保持现状，依靠惯性生存下去。许许多多的人还会继续着这种“永恒的”游戏，继续培养着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对实际生活几乎没有积极的贡献。但实际生活层面已经有太多的现象引起人们的警觉。哲学真的与生活世界无关吗？我们哲学界真的有用不完的时间无休止地在那个框架里转悠吗？当今世界科技的高度发展与近代西方的哲学观念有关，这个世界的环境生态危机、金融危机、宗教冲突、高危流行病的出现，也同样都与近代西方的哲学观念有关。正是在近代西方哲学观念的影响下，自然界成了没有内在意义的、任人摆控的对象，人类的进步被等同于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权利的意识遮蔽了义务……

任何哲学的观念，都会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代世界的危机，有许多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究竟要再等多少个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再发生多少次伊拉克战争，再经历多少回全球金融风暴，才能开始真正对导致这些危机的哲学观念作认真的反省？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从容地在纯概念的世界里悠游？全球范围内拯救金融危机的解决办法，居然是各国政府饮鸩止渴式的补贴救市，一旦缓过一口气来，就接着高借贷、高消费，这样的恶性循环，能维持多久？

确实，尽管有后现代主义的挑战，现代主义还是在西方哲学界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中国哲学近年来在西方所获得的影响的扩展，还主要来自所谓“政治正确”运动，而不是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不是来自真诚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从中汲取新的资源来帮助西方现代主义摆脱困境的要求。正是因此，才有了前两年美国那个小范围的关于“中国哲学的危机”的讨论。但是，严格说来，这应该是西方哲学的危机。它反映的是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西方世界的“文化的困乏”（cultural exhaustion）！如葛兆光所说，“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傲慢，一方面是现代西方对于东方的强势话语的不自觉表现，一方面也是不自觉地为捍卫西方传统‘哲学’学科畛域画地为牢”。

在西方世界继续占据着物质上的强势的时候，这种画地为牢可以维持下去。但一旦外部的条件开始消失，其内在的困境就会日益显露。面对这种情况，西方哲学保持自己合法性的最好途径，就是通过与其他文化中的哲学资源和它自己源头上的资源进行对话，从而实现其自身的创造性的转化。西方后现代思潮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从理论的根本上动摇了近代启蒙理性的权威。这个工作是解构性的，是“破”。在建构方面，也就是在“立”的方面，它本身的资源很有限。在克服西方近代哲学的局限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和作为其思想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它非常核心的内容当中，正好包含了后现代的世界所需要的许多思想资源，而且这种资源还是非常系统的，包含着与西方近代理性非常不同的范式。

（本文为[美]倪培民所著《孔子，人能弘道》的内容，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授权发布）

非虚构 | 翻译好书

《孔子，人能弘道》

[美]倪培民 著 李子华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21年3月上市

倪培民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获哲学学士、硕士学位后出国深造，获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倪培民早年研究主攻西欧近代哲学，20世纪90年代开始转向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从“功夫”角度阐发儒家学说，并由此出发，开辟“功夫哲学”领域。

在这本书中，倪培民将孔子的功夫之道与西方主流的理智主义作比照，同时也将其与近现代西方的主流价值对话，如信仰、尊严、人权、正义、平等、自由、民主、科学等。

本书重点发掘了儒家思想在上述这些价值论域当中能够对西方观念提出哪些质疑，并着重揭示了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儒家思想如何能够成为这些价值升华的建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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