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西西 “我城”的启示

本刊记者 孙凌宇 实习记者 林澜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在香港街头，要是路过一位身形矮小，斜挎布包，着装范式还停留在上个世纪——黑鞋白袜、衣裤呈现不同灰度的老太太，即便她头戴一顶红帽，想必也不会吸引你从人群里多看一眼。

天气好的时候，她也爱去公园，或是逛商场，但买玩具不是为了奖励孙子孙女，而是哄她自己。几十年来她都住在九龙土瓜湾一带，不外出旅行的日子，最常出没于图书馆，没有人知道身边这个看似不苟言笑的短发老人是写了三十多本书的作家西西——这也正合她意，“我喜欢不要烦我，让我自己过自己宁静的生活。”她说。

天气要是不好呢，就窝在家里，看书、写作、踩单车锻炼身体。早些年她患了一场病，对生命毫无把握，以为要死了，藏书扔掉整整一半。剩下一千来本，均匀放于五架书橱，两橱外国文学，两橱中国作品，一橱杂书。

乳腺癌确诊后的那些日子很难过，天天看病，电疗时全身画满地图，焦心着不知何时康复，或是复发。摆脱病魔后又遇上新的挑战，因早期接受放射治疗而误伤神经的右手日渐失灵，拧毛巾都没了力气，得借助一根筷子，包饺子一般，每天清早压住毛巾，配合左手在狭小的脸盆前翻转。与她通过信的人记得当年田字纸上流畅的龙飞凤舞，如今左手握笔，越写越大，很不自然。

为了训练手，她开始在偶然走进的商店学习缝制毛熊玩偶。老板娘是她的老师，同时也是香港熊会的主席，见她年纪一把，白发稀疏，衣衫朴素，学费就只收半价，购买安哥拉羊毛等原材料时，也给她折扣。五年内，西西一只手穿针引线，做了100只熊，努力程度让老师自叹不如。后者自豪地对人津津乐道第一次因为学生的作品开心到失眠，尤其是那只熊臂下夹着鸡的偷鸡贼时迁，一副被当场发现做了坏事的无辜表情，帮助西西初次参赛就获得了泰迪熊艺术家第一名。

古典小说和古代人物可谓丰富的题材库，曹雪芹、浪子燕青、卓文君和司马相如、荆轲和高渐离……她在庄子的左耳缝上两只蝴蝶，头垫娃娃枕，一袭纯白麻衣，细看之下疏密、长短不完全一致的黑线表示胡须，托好友拍摄作品时将之放在树篱的顶端，想象他正做着人类最柔软甜美的梦。

在传统文化里打完了转，西西又缝了些参加化装舞会的外国熊，以及肚里藏着音箱的会发声、会摇头的杂技小子，她尝试自己设计熊的纸样（不同于平日的可爱讨俏，比如脖子被拉得长长的女子，或是顶着颗斑马线鼻子的男子），脸上都透着一股像是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后的木讷的惆怅。一次，送了一只给痖弦，诗人大概充满诗的不确定，问道：这是熊吗？怎么不像其他的熊？

最受宠的，是一只名为“黄飞熊（粤语中‘熊’与‘鸿’同音）”的小熊，西西带着它坐了许多次飞机，最远去到阿姆斯特丹。她时常挂心于熊濒临绝种、树林快被砍光的现状，惦念着蜜蜂少了，有的被大黄蜂吃了，花粉传播便受影响。《缝熊志》出版后，一向不喜采访的她密集参加了一批签售、采访活动，尤其是毛绒熊的个人展览，哪怕不在香港本地，也欣然前往捧场。

这之后，她又关注到同样生存艰辛的猿猴，创作了一批形态各异的玩偶并写下《猿猴志》，接下来，精力似乎永不枯竭的老太太正在做第三种动物，具体是什么，还不能说。西西全职教书近20年，香港一度教师太多，学生减少，教育署（现为教育局）建议教员提早退休并转职到邮政局，或者到公园去收票，她都没有兴趣。在回复采访的邮件中，她透露若不以教书为生，其实想做野生动物园的管理员（无奈香港不像新加坡，没有那样的场所），忙于管理长臂猿、金丝猴、环尾狐猴也不错。

老友们知道这些年她有很多事情要做，且常常就靠一只左手，便自觉少拨电话打搅，心里自是敬佩她的意志力，同时又不免感到心疼与惋惜。其中一位腹部动过手术的朋友，痊愈后也时常穿着西西为她量身定制的不会勒到伤口的宽身裤，从中感受到西西的“香港精神”，认为她总能克服困难，甚至很有创意地将困难转变成另外一样东西。西西自己对此倒达观得多，没有那么多感慨，只是简单地觉得，“一只手不行，我还有另一只手”；近些年她一直埋头转换新的趣味，并努力将它们发展成艺术品，对于旁人说她疏于写作的议论并不太放在心上，“他们以为创作就是写字，但画画、雕塑、演戏都是创作，写作和做公仔（玩偶）一样，都是用很轻薄的料做成很出色的东西。”

“不是在这就是在那的啦”

人们在年轻时就喜欢西西。台湾作家、音乐电台节目主持人马世芳参加完大学联考后的第五天，在今日书局瞥到了《我城》的封面，好奇翻开，看到开头就被迷住了——“我对她们点我的头，是的，除了向她们点我的头，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颠倒、拼贴、重塑，在马世芳的印象里，这小说既不苦大仇深，又不浅薄，虽然是1970年代的作品，但语言的新鲜感仍像是制作非常厉害的流行音乐，毫不过时。

《我城》里的主人公阿果，是以西西（本名张彦）的弟弟张尧为原型，她借用青年的眼光和语言，描述香港彼时的公园、越南难民船、经受的水荒水灾、社会治安等问题以及这位铺电话线工人的个人生活。书里写道，当他被录用后，他高兴极了：“哦，那个老太阳照在我的头顶上，那个18世纪、15世纪、27世纪、39世纪的老太阳。从明天起，我可以自家请自家吃饭了，我可以请我娘秀秀吃饭了。我很高兴，我一直高兴到第二天早上还没有高兴完。”

语言散发出的鲜活颜色与气味，吸引着马世芳反复阅读，读的作品多了之后，他惊讶地发现其每一本书的语言策略都不一样。但最开始他对西西还一无所知，连这名字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他在书店读了三页便决定带它回家，如魔怔般整夜没睡，一口气读完，从此成为粉丝。

多年后他习惯在麦克风前用温柔的台语热情洋溢地介绍台湾民谣，谈及喜爱的作家，依然是毫无保留地抒情赞美，“西西博学而绝无学究气，才气纵横而绝无傲气。她从师范毕业便专任教职，那些孩子的故事也被屡屡写进了小说。我记得《雪发》：男孩甫从江南来到香港，不懂粤语，频遭歧视，被老师目为顽劣不堪。一日他爬上了校园高高的树梢，惊动了消防队。众人惊诧仰视，一整棵鱼木树的白花落在男孩头上身上，周身染满了树枝树叶的绿色……大学时在夕阳西照的课室读着这篇，西西的笔情景交融，糅合了天真与世故，美得令我屏息。”

1950年，西西如笔下的男孩一样，跟随家人从上海来香港读初中，影院里的武打片、课堂上的广东话，为她开启了新世界。在上海读小学时，西西每日跟着哥哥去上学，哥哥只觉这个妹妹平凡无奇，说什么她都点头，傻愣愣的。下午3点半放学后，是她一个人的时间，她爱在街上溜达，仿佛自带放大镜，出神地浏览街两旁的各式店铺，如同欣赏大马戏团做种种表演，必须要把每一间店铺都仔细看一遍才回家。烘烧饼、擀面条、做花生糖的详细过程几十年后依然在她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候鸟》（2020年在内地出版）里得以清晰呈现。路本不远，但经过这般“检视”，往往回到家已差不多5点。

到香港后，亲戚告诉西西，家附近有间学校招生，于是她独自穿过田间小路，攀上斜坡，去报名投考。放学时站在斜路上眺望学校对面的小学，心想，如果自己成为那里的教师就好了。两年后中学毕业，真的进入师范，后来派到这间学校，一教17年。每日经过土瓜湾农圃道，目睹了九龙城拆迁，农田变成小教堂，后又建了游泳池。跟随她前去拍摄的纪录片导演感叹说，“哇，那你岂不是整个青春都在这教书”，镜头里的老人没有任何停顿，用一口市井粤语回应道：是啊，不是在这就是在那的啦。

九龙城最初是一座海心岛，后来填海，庙也搬到了岸上。西西对这片浮土了如指掌，牛棚书院里住着许多艺术工作者，木厂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盲人们在那里学习手工艺，教书时她常跟学生说，不要浪费粉笔啊，那都是是盲人做的。汽车修理业聚集的十三街对面伫立着两座煤气鼓，鼓本身并不特别，但周围的气管、圆柱、烟囱，在西西看来就像星球大战，她希望它不要被拆，毕竟“这么好玩”。

“我高兴”

和如今深居简出的形象不同，来港后不久她便成了热心活跃的文艺女青年。上世纪60年代在右派报纸通篇政治文字中常常能看到西西的影评，她和好友最爱去大会堂的第一影室看外国电影，用孩童的语调去讲电影知识；她还拿着在“丽的电视台”（亚洲电视前身）工作的哥哥不要的胶卷剪辑过实验短片，帮邵氏采访电影明星、写剧本。在其中一部名为《窗》的电影里，女主角萧芳芳饰演盲人，问男主角谢贤世界到底是怎样的，谢贤回答她，“天是蓝色的，树有很多种，树叶是绿色的。”电影院里观众一听便哄笑，人群中的西西却笑不出来，只蓦然感到文艺腔在电影里行不通。

西西翻看自己的作品《画/话本》

导演们喜欢和她合作，认为她写得快，文学根基好，人又好相处，但她写了几部便放弃了，“我不是一个适合写剧本的人，写剧本有很多对白，我最不擅长，我不懂说话，见到人也没什么话，不幽默，不搞笑，还是写小说比较好。”

与她相交不深的香港导演陈果曾为她拍摄纪录片，留下的印象是，“西西好沉静，是孤独的，不太跟人讲话。但她有时挺活泼幽默，讲很多冷笑话。”而在熟知她的朋友眼里，她似乎也很少随性玩乐。一次西西与共同创办《素叶文学》月刊的朋友们聚会，众人酒酣耳热，争着拿毛笔洋洋洒洒地书写诗词，唯独她工整地留下了三个字：我高兴。

《素叶文学》的编辑之一何福仁与西西相识超过40年。在他的记忆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整整数十年，香港报章的副刊百花齐放，曾是他每天的精神食粮。在报纸上西西绝少激昂慷慨，谈什么救国救民，她甚至不用感叹号。

文章常与之刊登在一起的痖弦，脑海里的西西则是她年轻时常去台湾拜访喜爱的作家的背包客装扮。她还帮台湾的洪范书店编过一套《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小说选》，一共四本，将20位当时看来还相当新锐的中国小说家引进到繁体中文世界，包括莫言、李锐、韩少功、贾平凹等。

上图：西西研究

下图：2020年11月7日，南京万象书店《候鸟》放映会

写过《结缘两地：台港文坛琐忆》的郑树森（现任印刻出版社社长）对那段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历程非常熟悉。据他回忆，当时西西要做的，不仅仅是编辑这么简单，还得帮忙开稿费，到相关单位登记、审查、批准、盖印，做些行政的琐碎工作，甚至需要亲自拿着港币或者美金，去大陆给莫言等人送版税。

每次见面，西西都主动请他们吃饭，莫言当时曾受惠于她的慷慨做派，许多年后才得知原来她生活艰苦，写作环境比自己更差——和母亲、妹妹一家三口挤在30平米的一层小楼，睡的是两张双层床，平日在厨房或卫生间里支开一张小摺台，一屁股卡在另一张小凳子上就开始写小说。

狭窄的空间还需匀给樟木箱子、冰箱、落地风扇、唱机、盆栽，她在美利大厦住了起码10年，巅峰时期坚持在这里塞进八只书橱。妹妹没处摆放梳妆台；母亲和亲友周末搓麻将要缩在门角；弟弟每次来总说，你快要被这些书本和花草赶到屋子外面去了。

她固然羡慕哲学大家牟宗三的书房，窗前是一张大的木头写字桌，有许多抽屉。但面对不尽如人意的环境，她也毫无怨言。少年经历过战时流离，一家七八口刚到香港后全赖父亲一个人工作维持，因此自少养成节俭朴素的生活习惯。住在机场附近，常幻想会不会目睹机翼从窗外伸进来，她倒也自得其乐。

年至耄耋，她率性地总结，“我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写作，没有书房，我在厨房写；右手不能写，可以左手写。”她在厨房的小凳上写了《我城》《哨鹿》《美丽大厦》等小说。在莫言看来，这种适应环境的能力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莫言说她写的是“弱女子的大文学”，“西西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香港作家，她有个性。”

“贴地”

小说家中，西西最推崇福楼拜和南美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她把“吓人一跳”作为自己喜欢的作家与书籍的标准（略萨正是玩结构的高手），同时也下意识地以此要求自己。她曾多次放话，“写小说，一是新内容，一是新手法，两样都没有，我就不写了。”

30年前她在罹患乳癌后写《哀悼乳房》，就让人眼前一亮地读到“你如果不喜欢这一段，可以跳去另一段”或是“啊呀，你睡着了？睡眠也是很重要的，还是不要再打扰你了”这类语句。精通文学理论的郑树森常把西西的小说创作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来评价，曾指出她的作品变化瑰奇，每一部的题材和取材范畴都不同，呈现的手法更绝不重复，走在世界的前列。

何福仁对此深表认同。问他最喜欢西西哪部作品，他一阵犯难，“我喜欢的有许多本，尤其是短篇小说集，逐本看，留神她怎么写，会发觉每一本写法都不相同，各有创新，而又互相关涉。勉强说最喜欢的，我想是她新近完成的长篇《钦天监》。背景放在十七八世纪康熙一朝，写一个进入钦天监学习的少年由幼至长的故事。西西一向不太重视情节，这小说却有相当吸引人的情节，写亲情、爱情、人情以及世情，视野不凡，天地人都在其中了。她曾为这小说重访北京，80岁高龄还走上古天文台。”

西西与蝉文学奖奖杯合影

与尚未出版的《钦天监》形成互涉的，是她近40年前写就的《哨鹿》（内地版于2020年7月出版），背景同样放在古代，讲述乾隆到热河木兰围场猎鹿的故事。故事架构严谨，虚构和史诗的重整平行铺叙，开启了一种知识型小说的新式趣味阅读。如通俗的宣传语所说，在阅读一个故事之余，你同时可以读到：一本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知识大全、一部东北游牧民族风土志、一部故宫器物鉴赏宝典、一册清朝皇室礼仪科普……

无从考究西西为了弄清这些几百年前发生的事情花了多少功夫，但起码从她一篇名为“从一帧剧照看《赤壁》的室内设计”的文章就足以窥见，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曾和西西去苏州旅行的同伴回忆说，西西会提前查好资料，把要去的园林（包括一些偏远、不知名的）通通记在脑海中。跟着西西，她知道了苏州最小的园林是残粒园，但不对外开放。开放的最小园林，是五峰园。在她看来，西西是个很活的人，会寻找自己想看的，包括后来写中国文化，也不是为了严肃研究，而是纯粹觉得自己喜欢，想要创造一个愉快的生活。

因此，也有人从《我城》在报上连载时开始，就批评西西一直躲在自我的世界，不关心社会。何福仁对这一说法十分不满，随后编了一本西西小说选《浮城1.2.3》，说明她的小说一直紧贴世事的转变，比其他人都要“贴地”。

《小说香港》的作者赵稀方曾精确指出西西小说里体现的香港意识。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师徐霞博士提供了更具体的论据，她认为写于70 年代后期的《我城》与香港的发展相辅相成: “自1971 年港督麦理浩上任以来，香港福利、城市建设等各方面都快速发展，香港人开始意识到‘我城’的存在，本土意识愈趋明显，而西西同一时期也开始了新题材新手法的试验。”

这部分学者都主张，接触西西就等于接触了香港，其所有的城市小说都是凝聚在“港岛吾爱”这一题目中的大故事。过去的半个多世纪，西西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广涉小说、诗歌、散文、图文集、电影剧本等，但这其中少有谈及爱情。她曾解释，有时觉得小说里的爱情太过夸张，比如《魔山》的男主角去探望朋友，结果喜欢上了一个女子，发疯似的收集她的东西，碰过的茶杯、甚至肺部的X光片也要偷，“这在现实中是没有的。”

在“肥沙嘴”围坐麻将桌打透明软糖

她为数不多的一篇爱情小说，是有感于一位给死者化妆的远方亲戚的真实经历。小说的题目《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当年迅速走红，人们纷纷沿袭她的句式，写下“像我这样的小公务员”、“像我这样的母亲”……马世芳从中读到灵动的诗意，他说西西的文类界线模糊，是诗的小说，也是小说的诗。也有人看完故事后，被内核的共性打动，小说结尾，女子的男友前来送花，但在她看来，这一举动恰恰是诀别的意思——爱情的真谛，命运和选择，工作的意义，每个人都会思考。2018年捷克现代歌剧团将这个故事改编后在欧洲出演，虽然跨越了时空和语言，但并不妨碍当地人被故事感染。

几年前，美国爱荷华大学的费正华(Jennifer Feeley)教授把西西的诗集《不是文字》翻译成英文 Not written words ，其中的一篇代表作 why not say 充分传达了西西文字的敏锐与趣味，“可不可以说，一床纸张，一矛芦笋，一方加菲猫，一单剪刀，一捅烈酒，一碗挣饭钱的人，一学海的鱼，一窘狮子，一消夜莺，一声喇叭裤……”

80岁时，她获得了2019年瑞典蝉文学奖，此奖旨在肯定东亚杰出诗人的创作成就，她是继台湾诗人杨牧、内地诗人西川之后第三位得奖的华人。不久前，她亦夺得2019年美国纽曼华语文学（诗歌）奖，之前得奖的有莫言、王安忆等人，而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获奖者。

西西的提名者、香港浸会大学的何丽明博士在提名词中写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香港文学都被视为是次要的，甚至有人认为这个城市不能出产重要的文学作品或著名作家。香港诗歌或许在很多人眼中是个更抽象和虚妄的概念。西西或谐或庄的诗歌道出了这个城市及其居民的品格。她的诗歌也证明了一个城市的故事不必是宏大的叙述，而可以是表面琐碎的絮语、寓言或者童话。西西的诗歌阴柔、纤细、机智、敏锐、动人心弦，无可辩驳地宣示着香港诗歌的存在感。”

西西剪辑的实验短片《银河系》

为了与一般的写实作品作区别，很多人更愿意将西西的创作说成是“童话写实”，虽然也写社会暴动、饥饿贫穷，但西西不愿以冷酷的社会现实为批判内核，“当悲剧太多，而且都这样写，我就想写得快乐些。”她在《我城》里将尖沙咀写成肥沙嘴，四人围坐麻将桌，打的却是透明软糖。

西西最初写这个小说，是因为在晴朗的季节，看见穿着一条牛仔裤的人穿了一件舒服的布衫、一双运动鞋，背了一个轻便的布袋去远足，头发上都是阳光的颜色。忽然就觉得，现在的人的生活，和以前不一样了呵。她不求深明大义，只想好好写写香港这群青年人，活泼，充满朝气，弹着吉他唱Bob Dylan的歌，“他们做的不过是卑微的工作: 看守公园，修理电话，没有什么了不起，但难得的是相当明白事理，有藏于内心的正义感，对生活的要求很踏实，很朴素……生活环境困难重重，可都努力去做，而且做得快快乐乐。”

这同样是何福仁在为西西拍摄的纪录片《候鸟》里尝试贯穿的主题，“我以为那是西西一辈子的生活态度：遇上困难、挫折──她遇到不少，可不要怕，勇敢地解决它们。这是西西故事对年轻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