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传书是古老、浪漫、可以在心里梦一梦的事

世界在一个一面随时代向前走、一面扭头回望的人的感觉里，总显得太急，它一抬手拂袖，便是片纸不留。

我就是那时不时地扭头回望的人，在这春雨绵绵的周日，想起书信，如今我还有几个互通书简的朋友呢。两三个吧，他们中的多数已七十开外了。发送电邮的熟人呢，不是公事公办的电邮，而是交流心得的，则不过三四人。其余的亲朋好友都微信化了。

曾和爱文学的小虹不约而同地说，我们写信吧！遂兴致勃勃互传电邮，又心照不宣地停止——微信上天天见、随时聊，再写信倒不自然了。

某一日，微信工作群里邀来一位老前辈，人们“蜂拥而上”和她招呼，我沉默未语。我珍惜这位前辈的电子邮件，她也多次表示很喜欢我的电邮。我所写的总是在不经意间打开某个按钮，让她想起往事，四十年前的细节陡然苏醒，这样的回忆叫她愉悦。于是娓娓道来、洋洋洒洒，假如落在纸上，说得上字迹密密麻麻了。我特别爱读这些鲜活的邮件，不愿难得的交流被微信斩断。

就这样又是半载，前辈发来一封电邮，末尾添了她的微信地址：“你有微信吗？如不反对，我们加微信吧，我年纪大了，有些事语音交流会方便很多。”我当然不反对，完全理解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打字是不容易的事。可我其实很可惜那些本可能诞生的信，那是鲜活的记忆里值得记录的宝藏啊。

这躲避快捷联系的态度，倒让我自己终于理解了一位老邻居。十五年前，她是六十岁上下，这个小康人家的独生女儿中学毕业后没正经上过几天班，只在宠爱她的父母膝下承欢。慢慢地，父母老了，照顾老人成了她唯一的使命。她白白净净，衣服不外乎黑、灰、白色，多着裙装，戴珍珠耳环和银项链，是乡间好人家女儿规规矩矩的装束。她爱阅读，书信成了她往外伸出的触角。

我家信箱里出现了她的信。信封紫罗兰色，信笺带铃兰花暗纹，字迹娟秀。说起来我在十六至二十三岁期间也热衷过类似的事，会搜罗全城最别致的信封和信笺，尽量写得端正。一度迷上“纸短情长”四个字，放在“就此搁笔”前，给所有人的信尾都不假思索地用上。对这句戏剧化的陈词滥调，亲朋好友里当年少不得有笑痛肚皮的吧。

那位斯莫兰省的老邻居，在信笺上书写森林里春天的银莲花、夏天的覆盆子和秋天的鸡油菌，以及其他零零碎碎的心得。我当然回信。不过有那么一次，话题回应起来还挺啰唆，而电话机就在手边，便从电话簿上找到号码、拨过去——没人接。我自然没有多想，人总有出门的时候。几日后路上遇见，她竟露出慌乱神色，不说“你好”，而是语无伦次：“我做了不好的事，我是故意没接你的电话，因为我要的是回信。”

虽然写信对于她这个辈分的人来说是一种习惯，如此依存信件则接近于更早岁月里人的状态了。买下提尔达的小屋后，翻看阁楼上的旧东西是我乐此不疲的家务。比如阅读提尔达的女儿艾琳和朋友的信。艾琳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一名私生女，和母亲提尔达相依为命住在森林里、湖泊边。艾琳的信里并没有她命中注定的暗淡颜色，相反言语积极、满是感恩，总像一道光，时有雀跃的欢快。就比如收信时吧，通信的她十六七岁，笔友是夏天来度假的一位德国姑娘。艾琳写《圣经》的教诲、林子里自然的变化、冬天做的手工以及圣诞季邻居送的猪肉肠。除了德国女友的信，阁楼上为何留下不少艾琳自己的信呢？我猜艾琳的书写频率超过了社交礼仪约定俗成的邮递频率，有些信是她遵从内心写下了却不曾寄出的。

艾琳书信里的积极态度很像我认识的那位老姑娘。这份积极可能是她们成长的时代熏陶出的礼节：有些话不能说，对自然的礼赞却始终是合适的话题——就成了抒发情感的唯一通道。在这些信里，读不出埋怨和挣扎，那些近乎童话的画面和近乎赞美诗的舒缓，像是自我催眠。可也听到一声喊叫，那是对交流的极度渴望。

书写信件，无论纸质的还是电子的，都需要空间上的距离感，距离感催化思绪。写信得敞开内心，哪怕是面对自己，这不是谁都能轻易做到的事。所以写信人要凝神静听自己的声音，继而将它收集、录于纸端，再发送给可托之人——一个愿意接收，珍惜这声音并懂得反馈的人。

事实是，信件越来越少。瑞典邮政的马尔默分局甚至在2021年开始启用新制度，不少地段从原先的每日递送改为隔日递送，说是信少了。这举措里有省钱的嫌疑，可邮局的理由也不是纯粹的托词，毕竟人人都有切身体会，私人信件的确少了，就连公事公办的账单也电子化了呀。

瑞塔是为数不多的那几个做许多事都能几十年如一日的人。她在各个节日写信，对仲夏节和圣诞节尤为重视。这个早年的农校专科生除了善于把枯萎的花救活，也爱写写画画。她写猫头鹰农庄春意浓了，坐在树下进早餐时，看见对面墙缝那儿几只鹪鹩叽叽喳喳地进进出出。她写秋天苹果的收获。她写试出的一道新甜点，适合季节，遂列出配方且附上手绘图片。

前记者史蒂格多写旅行见闻。七十五岁的他回忆太多，无论在巴黎还是布拉格的街角，他都恍惚看见几十年前同一路段的往事，并且写在明信片上。前年夏末我给他家致电问候，无人接听。几小时后我发现信箱里躺着一张明信片，是史蒂格夫妇从维也纳寄来的。正牵挂他们时，他们的问候速递到我面前，真是神奇的人间温暖。

明信片称得上是一种传统和一道执念。我每次回中国，瑞典熟人里总有几个关照要给他们寄明信片。这么小的事，我满口答应下来，实际做起来却比想象中的麻烦。国内城市和我这些年住惯的瑞典城乡比，个个都巨大而崭新，我有些晕头转向。在这样的大地方，对哪里有明信片销售我完全心中无数。邮局不是抬腿就走得到的，也要找一找，甚至坐车去。手忙脚乱地，有一回就不曾寄，并且心里有底，我备下了礼物。返回瑞典后，我给一位老太太送上丝绸围巾，老天太却眼巴巴地看着我：“明信片还在路上吧？”也对，这是常有的事，有时人从旅途返还，比明信片还快些。

我其实也爱给自己寄明信片。曾在一个慵懒的细雨的午后，猝不及防地于邮箱里发现有自己的笔迹、自己是收件人的明信片，体会半秒的愕然，体会羞于示人的偷偷的惊喜。旅行者的我写旅途见闻，给分身为收信人的家里的我。

几天前，我被一则新闻吸引：因自然环境改善，越来越多的西伯利亚红嘴鸥在每年十一月抵达我的故乡扬州，于次年三月再往北方飞去。

红嘴鸥我可太熟了，离住处几步之遥的国王公园里就盘旋着红嘴鸥。马尔默这个池塘众多的城市里，红嘴鸥满天飞且四季不断。因为生活环境不像西伯利亚那么严峻吧，马尔默的红嘴鸥看起来不是非要做迁徙鸟的。不过，冬春里红嘴鸥的数目似乎略有变化，目测起来却实在看不清哪些飞走了，其后哪些又飞了回来。

因为那则新闻，我真希望马尔默的红嘴鸥里也有往南飞的，那么从理论上说，国王公园里时而飞到我眼面前的红嘴鸥就能飞到扬州瘦西湖去，飞到我父母的眼前。若用上脚环，万里传书也做得到。在邮差不再每日必来而书信匮乏的新时代里，这是古老的事、浪漫的事，可以在心里梦一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