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文学青年不是“滑稽废物”，一共需要几步？
著名作家余华在国内某知名教育培训机构举办的“中高考冲刺”上的演讲，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此事一出不少自媒体发出“文学已死”的高呼。
小北在前几天的推文也讨论了这一问题，但是今天要说的话题主要还是文学。什么是文学？文学就是写作文吗？很显然不是。
有人说文学只是“编造”出来的，仅仅是指虚构的小说，可是，基于历史记载或取自真实事件而展开的书写又怎么算呢？
有人说，凡是文学，都是在讲述故事，可是被我们视为文学但却没有叙事的文本数不胜数，比如抒情诗是文学，可是它就不讲故事……
还有人说，文学或许只是书写？这也不一定，比如，如果我们把诗人发出哭喊的噪音或表演一种姿态也纳入进来，或者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沉默在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还有一些“图像小说”，结合了文本和图画……
其实定义就意味着限制，但是文学似乎是没有限制、无穷无尽的。在文学身上，我们通常使用的分类方法就是行不通。
文学自诞生以来就面临着合法性危机，更别说现如今电影、电视和互联网早已取代书籍，成为大众文学的主要媒介，“文学青年” 也几乎沦为消费社会中某类滑稽废人的代名词。
那么文学到底重要吗？文学的出路在哪里？台湾著名作家蒋勋曾说，如果你关心的是结局，是答案，是目的，你就读哲学；但如果你觉得人生的过程可能比答案还要迷人，你就要读文学。
文学越来越没存在感？
自古以来，西方很少有哪一个人文领域，需要像文学这样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反复申辩。
锡德尼的《诗辩》强调诗可以像宗教一样实现教化，认为前者结合了历史的具体性和哲学的一般性；而雪莱的《诗辩》则为诗人在理性时代的核心地位滔滔雄辩，主张诗之浪漫可以成为困顿的现代心灵的解药。
在后工业社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当然早就盛景不再，锡德尼和雪莱这般自信的声音已成绝响。今时今日，严肃文学对资本主义文化产业而言无利可图。
文学在当下的危机是多重意义上的。一方面，信息时代以碎片化、智能化的即时内容推送，不断刺激受众的多巴胺分泌。算法的逻辑把普通读者训练成文化速食品的瘾君子，社交媒体的极化效应又让我们习惯于待在各自的信息茧房。
然而，伟大文学的生产和阅读原本是缓慢的技艺，需要恒久的耐心与专注，而且往往在不经意间刺痛我们固有的自我意识。某种意义上说，当移动互联网带来了时空压缩和过度联结，文学所寄居的书本注定无法与电子屏幕竞争。
菲利普·罗斯晚年曾悲观地预言，只需要不到二十五年，阅读小说就可能变成阅读拉丁语诗歌那样的小众爱好。在他看来，如果谁在两周之内读完一部小说，那就根本不是读小说。文学的荣光与悲哀在于，它所需要的那种审美能力，已在当代大众中间变得日益稀缺。
另一方面，文学的神庙也被人文学科从内部瓦解。对于过去的读者来说，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在正典化之后有着确凿无疑、不证自明的光环——荷马、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霍桑、乔伊斯这样的名字居于正典的中心，它们代表了书架上的神明和文学价值的永恒圭臬，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杰作在博物馆的地位一样不可撼动。
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却试图颠覆我们对于文学的传统定义，严肃文学与流行文学的天然界限被打破了，“文学性”的概念被弃之如敝履。
经典文学作品不再是当年“新批评”学者津津乐道的“精致的瓮”，而只是“文本”而已，和漫威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网络修仙小说或产品说明书并无本质区别。
当文学与非文学、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变得模糊，当谈论文学的审美标准已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研究文学与讲授文学自然也今非昔比，文学经典在学院内的自我解构中失去了往日的威仪。
论康拉德一定言必称帝国主义，评惠特曼一定斥其种族主义，而庞德则必然和反犹联系在一起……
研究和解读文学不再是为了丰富我们对作品本身的审美，而是为了反复证明文学是意识形态或文化历史的产物。
这种价值取向的后果之一，是导致西方大学的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成为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附庸。一言以蔽之，过度政治化的文学研究不再是关于文学本身，文学自身的重要性被稀释了，同时阅读的审美愉悦也消失了。
如何证明文学不是“废物”？
一类辩护者指出文学仅有“无用之用”。全然承认文学的无用性 , 并以此来挑战传统的价值定义，这或许是学术上行得通的理路，却恐怕无法说服广大普通读者——他们不懂福柯和海德格尔，文学只是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
对他们而言，如果读文学仅仅为了疏离和批判社会而存在，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以“无用之用”的理由来为文学布道，只会进一步加剧专业读者（即所谓“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割裂，让前者继续陷入阳春白雪的自说自话中。
另一类辩护者则效仿科学的实证模式，试图证明文学在当下有其确定的社会效用。以文学伦理学为例，一些学者认为，读者在小说家创造的虚构世界里，可以获得关于现实生活的“爱的知识”——阅读的过程就是让主体学会复杂的伦理判断，从而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生活。
随着当代脑科学的发展，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证明文学阅读可以激发脑内某种特殊物质，它有助于培养全球化时代各国公民的共情能力，或者成为辅助性的心理治疗方法。然而，这种认为文学一定可以调教出高级精神品质的理论不乏反证。纵观人类历史的那些至暗时刻，饱读文学作品的知识分子群体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面对暴力、强权或谎言，很多浸淫于伟大文学作品的人并未展露出超过常人的道德勇气或高贵气节，有些甚至还沦为邪恶一方的同谋或帮凶。文学一定能把我们塑造成更好的人吗？答案或许并不十分确定。
文学是一种鲜活的交谈
伊戈尔斯通在《文学为什么重要》中跳出本质主义认知陷阱，将文学视为一个主体间的动态过程。用他的话说，“文学更像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文学是行走，不是地图。”这些精妙的譬喻最后都指向一个整体性的文学认知模型，即“文学是一种鲜活的交谈”。
我们通常认为，交流只不过是数据从一点到另一点的传输，但这其中其实隐含着更多的内容。交流需要至少两个人（一只手伸过来，握住了你的手）、一种语言和一种媒介（书籍、符号、灯光、空气中声音的振动甚至还有表情）。
如果不清楚这些内容，我们甚至连“你好”都理解不了：正如每一片最微小的数据都能为我们提供关于它所由来的人群、社会和世界的大量信息一样，即使是文学中最小的一个碎片，它也依赖并以某种方式显映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你在与朋友聊天时，谈到任何东西都是可能的，同样，文学也可以关乎任何事物,这便是文学难以定义的原因之一。它可以是关于他人的讲述，把一个人鲜为人知的部分讲给你听；它也可以讲整个社会与世界。
我们之所以说“展开交谈”，是因为我们在展开和塑造自己所说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凭借的不仅是所选词汇的内容，还有，比如说，我们采用的语气：也就是形式。我们说“你好”时，可以愤怒地说、和蔼地说、亲切地说、讽刺地说，等等。在交谈中，我们如何说某事与我们说什么同样重要。
这一点之于文学尤为真切：形式与内容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形式具有意义：了解文学就是了解形式。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一首史诗，不论是《失乐园》还是《权力的游戏》，都要通过很长的长度来展现其重要性；相比之下，一首十四行诗则是通过它的简约性来展现其精妙性、控制力与风格。
与某人谈话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说到底，交谈就是一种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即兴创作。所以使用“作为一种鲜活交谈的文学”这一隐喻，意味着创造力不只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或者仅仅存在于一位知名作家的脑子里，也存在于我们，亦即读者之中。文学的创造力是共享的，就像一场谈话一样，你对于文学的创造性响应来自于你的思想、心灵、感觉，来自于你的过去和你对于未来的希望。
所以说，交谈当然不只存在于文学叙事内部，它更是作者和读者、读者和虚构人物、读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既然文学是发生在主体间的动态过程，那么一部文学作品的优劣就取决于它激发对话的能力，但最终的阅读效果则有赖于个体读者的参与。换言之，伟大的文学不是空谷幽兰，亦不是灵丹妙药，而是所谓“行动中的知识”，其意义永远处于一个社会化的生成中。
但是，你自然也会随着时间变化，而随着你的变化，与你交谈的文学也会变化。小说《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 1962）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佳作，这本小说的序言，是关于文学与阅读的最好表述之一：她在其中说道：“请你记住，在你二三十岁的时候，让你感到厌倦的书，等到你四五十岁的时候，将为你打开新的大门——反之亦然。不要在不合时宜的时候阅读一本书。”
作为一种鲜活的交谈，我们与一本书的关系是在变化的：阅读是一个过程。我们对一本书做出响应，一本书也会对我们做出响应。阅读和学习文学是某种“调和”，就像一种乐器塑造一段音乐，而一段音乐也塑造了那个乐器。
文学研究迥异于其他学科（甚至包括哲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它并不谋求共识，而是基于异识。或者更具体地说，文学研究在方法论和学科定义上并无统一的法则，批评家的文本阐释活动不是为了求同存异，而是去寻求持续性的差异。这样“鲜活的交谈”不寻求各方认可的结论，甚至不以目的为导向，每个人在文学阅读行动中，可以“挖掘、探索以及发展我们各自的自我和独异性”。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好的阅读会自动发生，正如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交谈也并非总是那么“鲜活”，无效或虚假的交际几乎伴随着我们的一生。文学阅读作为一种技艺，其对话的有效性一方面取决于作品自身的特质，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读者的“文化素养”。
读者能否积极地识别隐喻和象征，是否具有良好的审美习惯，是否能调用个体经验与文学创造的世界达到共鸣，是否拥有细读和创造性理解的能力……所有这些因素都有鲜明的个体差异，都将影响“交谈”的鲜活程度。
而如何提高文学阅读的文化素养，当然是文学教育工作者在课堂上要去解决的问题。一旦文学教师秉持“文学即交流”的信念，那么也必将致力于将课堂营造成交谈、论辩和共享的空间，而不是向学生提供“一系列供下载和剪切粘贴的事实”。
由此可见，文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与我们携手把公共与私人空间的交往、对话变成更好的样子，把教育变成更好的样子。在这个充满喧嚣、自大、偏见、仇恨的“后真相”时代，或许没有什么行动比通过文学重建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意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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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提供无限可能。文学是名词不是动词，是过程不是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