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恩利 我们要寻找自己的脉络
“我这个人不机灵,比别人慢,不是慢一拍,是慢好几拍。当代艺术是有捷径的,我不喜欢走捷径。”
文/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上海
图/受访者提供
跟画面上那些参差、斑驳、烟火水渍的人居痕迹比起来,张恩利的工作室整洁得过分。四层小楼里到处四白落地,简直不像一个画油画的人待的地方。油画工作室里常见的那些混乱:泼溅的颜料滴、团成一团的纸巾或抹布、东一张西一张的视觉图片资料、散发着古怪气味的媒介剂罐头、隔夜的酒瓶或满满一缸烟蒂……在他这儿,没有。
“我喜欢干净。”他有几个工人,每天收拾,让工作室始终呈现出一种清洁有序的状态。存放作品和物料的仓库,像海关码头一样,严格按尺寸码放得整整齐齐,外包装都是统一颜色。就连最不好控制的区域——画家挥毫作画的大幅画板前方,那里总免不了要滴落颜料的——地上也垫好了纸板。把纸板抽掉,那里就会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干净。就像一个在雪地里倒退着行走的人,一边走一边擦掉自己的脚印。
工作室里唯一一处可以肆意留下脚印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开间,地上铺满了他的画,画面上全是赭红色的线条,他允许人们穿着鞋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因为这批作品上他正好需要一些痕迹。
在这个开间的隔壁,一间小小的玻璃房子,是他的健身房。只有一件健身工具:杠铃。撸铁不是为了身材,他抓起来,一组一组地举。在他看来,这是画家的基本功。画大画的,力量很重要,大臂、前臂、手腕,乃至气息,都需要稳定。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最近一次张恩利的重磅个展《会动的房间》,整整两个楼层5000平方米的展厅见证了艺术家的高产,百余件绘画作品跨越了三十多年的不同创作阶段,此外还有不少专为PSA建筑空间创作的多件沉浸式绘画装置。
▲ 《会动的房间》展览现场
张恩利不喜言辞,早年跟他画室相邻的艺术家们领教过这种缄默,他那种东北人的幽默感,保存完好但不轻易示人。与之相对的是,他能听见废弃之物沉默的言说:廉租房里的水管、瓷砖上的锈痕、破旧的马桶和水龙头、绕来绕去的电线、悬在一半的铁环……他擅长画这些日常被众人忽视的东西,画貌似无价值之物,并在其中注入深情或趣味,让它们从周围独立出来,获得被长久凝视的命运。
在展厅里顺着展陈路线,看一个艺术家的脉络,也像在看树木横截面的年轮。2000年是一个明显的分野,之前他在画的那些迷茫又愤怒的人们——鲁莽的屠夫、浑圆的饕餮者、欲望中拥舞的男女,到了千禧之交突然消失了。跟随着人物形象一起消失的还有色彩,之前浓墨重彩的黑色和喷血的红色不见了,画面变得稀薄,透明,油性的颜料突然变得像水一样流动。
也是在2000年前后,他认识了比利时画家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并建立起长期的友谊。实际上,不少中国当代艺术家都受到过图伊曼斯的影响,北欧画家那种疏离、稀薄的画法,和对图像的重新处理,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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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斤牛肉》 1993
布面油画,158cm x 9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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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三)》 2001
布上油画 220cm x 200cm
“我跟他有相近的东西,比如对绘画的理解,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受到他的影响,我非常喜欢他的画,在2000年左右,尤其是我画一些小幅静物的时候,你能看到有一些来自他的启发。但是等我们接触多了之后——那是很多年前了,他送了一本书给我,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位比利时画家的画册,他说,那是他的老师。我一看就明白了。也是小尺幅的画,笔触非常非常有涵养,不是现在这种夸夸其谈神乎其技的画法。我反而意识到,吕克的风格是从那个脉络里面走出来的,而那个脉络,我们其实是接不上的,我们要寻找自己的脉络。”
图伊曼斯推崇的这位画家叫Leon Spilliaert, 也是北欧典型的、携带着知识分子气息的艺术家,介于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之间,画面上的情感,隐藏在质朴、冷静、克制的笔触之下,能够不动声色地表现光线,色调清冷。“在他的画和吕克的画之间,我发现了一种消化关系。”
实际上,他心目中好的画家,都是能够实现这种“自主性消化”的人。比如马奈,当时法国的印象派艺术家大多迷恋过日本浮世绘,梵高、高更、莫奈等都在自己的绘画里直接挪用浮世绘的图式,也都画得不错。但在张恩利看来,马奈才是那个真正消化了浮世绘精髓的人。
“浮世绘在欧洲流行之后,马奈是把东西方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人。在他的画里面,你看不到太多浮世绘的图式,但是你看他的绘画方法,他对平光的运用,他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奈摆脱了古典绘画对定点光源的刻板还原和依赖,“他觉得那个光线不重要,不如画面的结构重要。这种就是属于把浮世绘的精髓吃进去,变成了自己的营养。他画的是他自己,不是硬嫁接。”
奥塞美术馆拍过一个视频,让张恩利谈莫奈,他选了“睡莲系列”来谈。“我觉得莫奈到了画睡莲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国画中所说的化境。据说他视力不行了,但画家到了老年,即使眼睛模模糊糊,所有的视觉经验还是全部都在。遗憾的是,他忍不住在画面当中又加了几笔红色,算是莲花,如果不加会更好。”
画满塘睡莲而不见睡莲,是睡莲的高级,那几笔红花,具体了,反落了窠臼。这种“以退为进”的哲学,是张恩利认为中国传统画中高于西方当代艺术的部分。“不一定有多少人真正能明白这些,但我却受益匪浅。我觉得中国人始终是,他进的时候,他不是进,他是往回来,是放掉。还有一个最牛的地方,中国画里的留白,对空白的运用太绝了。其他没有一个民族是这样。你看日本画非得画天空是黑的,或者是蓝的,但是中国画不直接画天空,他画一个圆,就代表天黑了,画一根线,天上就有云了。差别就在这里。当代艺术的创新教育,要不就是找新的形式,要不就是找新的材料,别人没用过的材料,我就觉得差点意思,这种思路的艺术演变,不过是形式大于内容。而中国传统画的思维是更高一层的,他不是在观念上对抗,画家把画、把自己都定位在一个非常久远的历史中,不追求在当代语境下的起效。”
张恩利求学的时候,正值85美术新潮,但当时他在无锡,不在新潮美术的主战场,对这场求新求变的艺术思潮也就很隔膜。“那时候《江苏画刊》、美术报什么的介绍一下。我们只是看看,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当时不成熟,根本没办法判断,只知道北京有个大展被封了,知道栗宪庭。”到了毕业之后,他开始觉得,按照既有的方法画画没什么意思了,艺术家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来。
▲张恩利在《会动的房间》展览现场布展
90年代到2000年前后,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红利期,一大批新锐的艺术家正是在这个时间窗口之内,被世界所认识,卖出了高价。但这十年张恩利是寂寞的,也是张恩利画面上的“黑色”十年,他画大量苦闷而找不到出口的人,像是他的精神自况。
“早年跟我同辈的艺术家全部是实验性的,很会当代艺术这种图像转换,非常时髦,非常酷的,而且从西方借鉴了这些形式以后,很快会获得成功,会变得理所当然。实际上我觉得西方人也不见得就真的喜欢这些东西,只不过他们从此好解读你了,因为你被纳入到他的体系里去了。还是作为一种文化武器,一种政治正确的东西,它比较容易得到一个果,比较容易在一个国际语境里面找到一个位置。”相比之下,他画的那些黑乎乎的东西,显然并不讨巧。
“当时还是会纠结的,因为我这样是没有机会的。现在回看,那十年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我不急,我这个人不机灵,比别人慢,不是慢一拍,是慢好几拍。当代艺术是有捷径的,我不喜欢走捷径。”
张恩利90年代来到上海,前后换过不下四个工作室,更早的时候,住在单位分配的十来平米的小屋里,一半是生活区,另一半用来画画。频繁搬家,他对那些居住废弃物并不陌生。这似乎也是这个时代飞速变迁的一个侧写。人们不断迁徙,廉价之物被快速地使用和遗忘。
从人物到静物,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中间的摸索期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才算是在创作上真正地转过弯来。2000年前后,他先是画了三张“亲密”系列,画面上照例是密密麻麻的人,但是颜色渐渐消失了,他发现简单的勾线反而让画面变得更灵活。接着他便开始了往这个方向的尝试。
他在这一阶段的摸索常常令人莞尔,比如他会一字排开画很多后脑勺,这些后脑勺虽然没有五官表情,但却因为发型、质感、槽头肉,而显得充满表情,似乎后脑勺也有性格。
“中国画里从来不处理后脑勺的,你去看梁楷的画,他画人的侧面,鼻子就是一点点,眼睛是完全没有的,但是你感觉这个人就是有表情。”他反复玩味古典中国画里这些微妙的细节,然后想试试看用油画是不是也可以同样做到这一点。
他拿起笔向我演示:两个黑点,一个三角尖,几根弧线,是如何幻化成一个鼻孔朝天的仰面小童的。代表腮帮子的那几根弧线要大要圆,代表肩膀的那两根线要塌要下垂,这样才是一个头大肩窄的幼童。中国画里的人都是溜肩,绝对不会画肌肉男,因为古人崇尚文,读书人以瘦弱为雅。
在画那些象征着欲望的、吃了又吃的人物群像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肉身不过是一种容器,所以,从人物转向静物,他也开始画各种容器,纸盒、水桶、瓶子,进而是各种日常使用物,衣架、凳子、泡沫箱、木地板、楼梯、软管、网兜里的篮球。但是他把这些简单的物品统统抽象化了,变成了线条、块面、圆,从而让物质本身显示出秩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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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 2005
布上油画 220cm x 2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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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槽》 2006
布上油画 180cm×1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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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桶 (一)》 2007
布上油画 100cm x 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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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角 (一)》 2008
布上油画 220cm x 180cm
就像那些表情各异的后脑勺一样,他笔下的物品也是有表情、有节奏的,他画的并非物质本身,而是某种关系。比如他画的马赛克水槽,颜色斑驳的马赛克瓷砖完全是具象的,但你也可以宣称这是一幅纯抽象作品,画的不过是渐变的色块。他画面上的人消失了,但所有的物都变成了人,不但有人的表情和性格,而且有人留下的温度和痕迹。
这一阶段,也是十年。接着,他转向了纯抽象。他的艺术生涯仿佛是规律的三段论:从带有叙事属性的具象,到半抽象半具象,接着彻底走向抽象。问他还会画管子吗,他摇摇头:已经走到这里,就回不去了,已经离开那个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