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十字路口的传奇

巴克特利亚发现的阿姆河文明的文物

2017年6月17日，“浴火重光——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展在故宫午门的东雁翅楼展厅落幕。

展厅第一单元是法罗尔丘地的文物，共有四件，均为残破的黄金容器。其中一件相对完整，能看到上面捶揲出来的几何纹饰，可能是雉堞纹，一件比较残破的杯子上能看到公猪面对着一棵树的形象，一件上面有行进中的公牛，有夸张的长胡子，耳朵部位有叶子形的装饰，身上还有心形的纹饰。

故宫展览中法罗尔丘地的这些金器和其他的展品比较起来，虽然数量很少，而且残破不堪，却代表着阿姆河中上游地区一个少为人所知的城市文明，其繁荣的时代大致与中国夏代相当。

1966年7月5日，阿富汗巴格兰省法罗尔村农民在距离村子2公里远的山间通道附近翻土肥田，意外挖出这些文物。村民为了均分，曾把这些金银器分割开。政府人员闻讯后到现场收缴文物，一共收回了5件金质和7件银质容器，还有一些碎片，考古工作者还到现场进行了探掘。之后，美国、意大利和荷兰的学者曾先后撰写了文章，揭示了器物及纹饰所体现的多元文化因素。不过由于当时巴克特利亚地区没有充分的可对比研究资料，因此，这批器物甚至被认为来自不同的地方，年代也有很大差别，对其性质的认识也不够深入。进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在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穆尔加布河流域的马尔吉亚纳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加上巴克特利亚地区的考古发现，人们渐渐认识到，法罗尔丘地的文物可能属于一个非常发达的绿洲城市文明。

这就是“阿姆河文明”。

阿姆河文明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农耕文明，时代大致为公元前2300/2200至公元前1500/135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它的经济除了农业外，辅以狩猎和渔业，除了大麦、小麦、豆类和粟外，还种植李子树、杏子树和葡萄，饲养牛、羊、骆驼和驴。用牛和驴来拉木质的板轮车，采用二牛抬杠的方式犁田松土。城堡一般为方形，布局复杂，呈现三重城格局。有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金、银器加工技术比较先进，青金石、肉红石髓为主的宝石加工和贸易比较突出。迄今还没有发现文字。

阿姆河上游及其周围地区盛产黄金、白银、玛瑙、绿松石、锡、青金石，其中巴达赫尚的青金石尤为独特，很早就被世界著名的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纳入其陆路和海路商贸联络交易的版图内。同时和周围的东部伊朗、西南伊朗、俾路支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北方的欧亚草原，甚至远及乌拉尔及南部地区也能看到来自这个地区的影响。

阿姆河文明最重要的源头是西部土库曼斯坦的纳马兹加四-五期文化，其次是伊朗西南的埃兰文化，还有小亚的影响。这种联系不单是文化上的影响，而且有人群的迁徙，他们不但带来新的器物，还带来了新的思想和信仰，印章上的纹饰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土库曼斯坦马尔吉亚纳地区的古诺尔遗址出土的印章、短剑、人偶以及珠宝饰品所反映的宝石镶嵌技术都与西亚、小亚的类似。应当说，小亚、西亚和整个西南亚都和这个文化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

这个文化复合体具有较强的文化辐射力，在伊朗、黎凡特地区、南亚地区均能发现其文化影响的痕迹，其东北边界已到现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附近，并呈现出城市文明与草原文化在边界地区的杂糅现象。

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后半期至公元前第二千纪早期，欧亚大陆中、东部靠北的区域，出现了几个社会飞跃发展的中心。这些中心都出现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思想，社会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除了阿姆河文明，还有乌拉尔山东南麓前草原上的辛塔什塔文化、南西伯利亚的奥库涅夫文化、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切木尔切克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四坝文化、陕西北部的石峁遗址、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这些看似彼此遥远的文化中心可能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关系。比如哈萨克斯坦北部的辛塔什塔聚落发现了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塔吉克斯坦西部的设拉子模（Sarazm）在公元前三千纪时，是一个青金石、绿松石、玛瑙生产中心，和伊朗的锡斯坦和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中亚的有些文化因素，比如驯化黄牛和绵羊、日晒土坯、权杖头、短剑、青铜管銎斧、大麦和小麦等，在新疆，乃至甘肃、青海以及中原地区的文化中都有发现。这些因素可能通过欧亚草原传入，但也可能来自西亚、中亚。很多中外学者推测中国发现的青铜管銎斧和剑可能辗转来自西亚。有学者认为，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的一些因素，可能存在一些来自中亚地区的文化因素。也有学者推测中国早期的爵、觚形铜器和伊朗发现的有些铜器可能存在关系。分布于阿姆河两岸的肖图盖（Shortughai）遗址时代为公元前2200-前2000年，被认为是印度河哈拉帕文明在这个地区的殖民地，印度洋特有的贝壳可以比较顺畅地运送到这里。这些被输入中亚的海贝，为我们认识中国北方和中原发现的早期同类海贝提供了重要线索。石峁城址高台遗址为核心的三重城墙布局与西亚、中亚的城址布局比较接近，对眼睛的崇拜在埃及、西亚地区也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现在已经发现了商代的印章，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出土了一枚印章，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样式比较接近中国后来的印章，加上阿姆河文明的各类印章，为研究中国印章的出现提供了线索。西周时期流行的玛瑙珠饰，其文化的源头虽然是印度，但中亚是其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作为传播中介地区的新疆，这个时期来自中亚地区比较可靠的例证较少，而且这些文化因素一般夹杂在西来、北来的欧亚草原文化之中，难以辨别。不过也有一些线索，新疆乌鲁木齐东部阜康市博格达冰川边缘的博格达峰岩画和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的塞伊玛里塔什岩画几乎完全相同，而且两地刻凿岩画地点的海拔、方向、环境几乎一致。由于这种风格的岩画时代可能为公元前3千纪到公元前2千纪早期，因此，博格达峰岩画的发现为我们认识中亚通过天山廊道过来的人群和文化提供了明确的线索。这种三角形身体的特征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彩绘双耳陶罐和呼图壁岩画的人体形象上再次浮现。古墓沟墓地发现的石雕人偶，小河墓地发现的祖形器、石质权杖头、青色细长圆石棒等，都可以在纳马兹加文化和阿姆河文明中发现更为相近的对比材料。小河墓地发现的一个白色石质、磨制和钻孔非常规整的权杖头和阿姆河文明中发现的权杖头更为接近，和后来殷墟妇好墓中发现的权杖头也比较相似。当然，除了迄今能发现的这些线索外，这条依托天山的通道也是我们研究公元前3500年左右东传黄牛、绵羊，公元前2500年左右东传小麦和大麦，西传粟/黍问题的重要对象之一。

阿姆河中上游地区在史前虽然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却处在各个古老文明的边缘间隙之间，因着独特资源和地理位置的关系，成了一个汇集各方文明因素的中心地带，并稍晚于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河古文明，发展出一个阿姆河文明，是名副其实的“文明十字路口”结出的一个硕果，有学者甚至称其为“世界第五大古文明”。

故宫午门东雁翅楼的玻璃展柜中，法罗尔丘地的几件金器虽然残破，但纹样古拙神秘，在古朴幽暗的展厅中，泛着黄金特有的熠熠光芒，微微刺激着每一个驻足端详的观众的眼睛。这正是一个欧亚中心地带伟大城市文明在现代东方闪烁的荣光，我们似乎能听到某种时空深处的呢喃，仿佛一种千年牵挂的共鸣。阿姆河文明在东西方古老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以这一地区为过渡，远在兴都库什山、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中国文明得以与西亚文明、印度河文明取得了一些间接的联系。

这种久远的联系从此绵延不绝，两千年后，西汉张骞受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此地，联络自中国北方西迁阿姆河的大月氏。之后“丝绸之路”正式开通，贵霜帝国建立，同一展厅，属于贵霜王朝的蒂拉丘地和贝格拉姆荟萃了更多东西方文明共振、交融的证据。再两千年后，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中，这些见证各文明互动交融的文化遗产，历经劫难，浴火重光，齐聚北京，向世人昭示着“丝绸之路”顽强的生命力和永恒魅力，谱写着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盛世华章！

作者：郭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27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