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相得益彰还是双峰并峙：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对话

梁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世纪初，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大体上实现了分离。在整个19世纪，各门学科呈扇形扩展开来，彼此在认识论上的差异日益明显，学科分化进一步加速。但值得注意的是，分与合是并行的。正如列宁在20世纪初所阐发的那样：“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二十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从这个角度讲，如今的跨学科研究当属题中应有之义。

在人才培养方面，2018年教育部正式提出“新文科”理念，大体包含如下含义：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对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实现多层次的学科交叉；在文科教育中应用新技术。落实到历史学本科人才培养，主要呈现为培养目标中实践导向和需求导向的强化、不同层级的跨学科教学以及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应用。

2020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思勉班”入选教育部首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思勉班”旨在培养能够将不同学科知识嫁接融合、具有复杂思维、拥有足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适应信息化时代和不同职业要求的历史学本科人才。为此，2020年11月25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启动了“历史+”跨学科系列对话活动，第一期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梁剑教授和历史学系唐小兵教授就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展开对话。

（一）刘梁剑教授

梁志老师从新文科的大背景出发，对我们进行“历史+”活动作了说明。在于，在跨学科对话的过程中，会激发出我们在进入对话之前所没有的一些想法。这是跨学科对话的魅力之所在。我最近也在思考，在新文科背景下，哲学学科应该怎样发展？其实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哲学，都面临这样一个挑战。按照哲学系郁振华老师的学术史梳理，华东师大哲学系创始人冯契先生上承金岳霖先生，继承了中国近代哲学传统中清华学派的学问特点。华东师大哲学系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比较关注哲学理论的创造，注重面向问题和对问题的分析。基于这样的哲学传统，我们在探究新文科背景下哲学该如何发展的过程中主要思考的问题应该是：我们怎样才能可以更好的进行哲学的原创？在新文科的背景下，哲学原创离不开跨学科。

按我的体会，哲学史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哲学史家式的哲学史研究，一类是哲学家式的哲学史研究。哲学史家式的哲学史研究大概是这样：针对某一历史时段，把一些哲学思潮、哲学家的思想、哲学的理念等作为对象来进行把握，勾勒这一历史时段思想演化的脉络，获得对这一历史时段各个哲学家思想的客观把握。与之不同的是哲学家式的哲学史研究，其意义与前者有所不同。哲学家式研究哲学史比较关注哲学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以往的哲学家推进到哪一个地步，里面有哪些还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我们是否能做出新的推进。这样的对哲学史的了解会比较注重以往的哲学家对问题的“洞见”，有哪些特别深刻的见解，也可能关注其中存在什么样的盲点，即以往哲学家对问题的思考有哪些不足之处。了解洞见和盲点，最终是为了“下一转语”，也就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能够有所推进。这个“推进”，正是哲学家要探讨的工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家”对以往哲学史的态度，不是把它作为一种现成的、对象式的东西来加以把握，而是注重它该如何作为一种思想的资源，面对当下的问题来发挥作用。这大概是所谓哲学家式的哲学史研究的特点。关于哲学家与哲学史的关系，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哲学是对哲学史的总结。对哲学问题的探讨常常要回溯到哲学史当中，因此哲学史已经变成了哲学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作。出于这样一个内在的要求，不得不做一个哲学史的研究。

哲学家式的哲学史研究，关注以往的哲学史对解决当下问题的能力如何。这也就关系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当下问题”的变化。当下问题可以是一个来源于哲学史内部的学术问题，但更加要紧更加迫切的当下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当我们谈到“哲学是时代的精神精华”的时候，我们是在说它能够面对这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并给予一个理论的解决。哲学史有时直接面对当下的问题，但更多的时候它会以其他学科为中介。哲学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形而上的学科，现实问题则是非常具体的、形而下的问题，二者之间应有一种“形而中”的联接，这大概就是其他学科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如政治、历史等学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已经有理论上的提炼，哲学就需要从这样的学科里面汲取素材，作进一步的哲学思考。如果哲学在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面要真正有所推进，也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我们习惯上说“文史哲”。哲学与文学、历史具有一种天然的关联性。例如我们这三个学科都会读《庄子》《论语》《老子》这样一些共同的文本，虽然彼此研究的进路有所不同。不过，另一方面，哲学又常常与科学有密切的关联。科学技术的前沿的问题往往会推进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在法国哲学的语境下，我们会看到，哲学与文学、艺术等的关联特别密切，当代法国思想家会借助文学、艺术这样的形式来对提出自己的哲学观点。哲学要在“新文科”背景下取得发展，就需要与其他学科进行加法，并从中提取出自己真正的问题。

和哲学史研究不同的是哲学研究。哲学研究的工作特点之一便是概念分析。借助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说就是“穷理”，即对道理的“穷究”，穷究一些根本的道理。这样的工作离不开概念考察。 “概念”与“观念”有所不同。 “概念”与“观念”的区别也可以延伸到“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上的区别。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会研究“观念”，但哲学或哲学史很大程度上会研究“概念”。相对而言，“概念”的边界较为清晰，是一种纯粹边界理性的思考。“观念”更加趋向表达idea，我们会感觉到它的边界不那么清晰，它不需要完全的理性，可以与感性的东西更多的关联起来。所以如果做哲学史研究或者做哲学的考察，它会更加强调概念，在逻辑的基本框架下考察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包括概念的历史演变关系。而由于“观念”与感性联系较多，它更容易有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或形成与社会发生关联的一种关系。在哲学史的考察中，对一个概念的外部影响有时不是那么的关注，反而会比较注重概念内部的那些关系；但思想史的考察会比较关注观念及其外部条件，以及它们与社会的影响之间的关联。

（二）唐小兵教授

关于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是“相得益彰”还是“双峰并峙”？其中隐含了一种想要使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那些真实存在的、彼此对对方的理解、误解等等呈现出来的意图。刚才刘老师更多的把哲学、哲学何为、哲学史以及概念和观念的异同等进行了一个梳理。我在这里先从一个故事讲起。很多年前，那个时候华东师大哲学系主任是陈嘉映老师。陈嘉映老师比较喜欢喝酒，有一次喝酒后对一个锐意进取研究中国哲学的年轻讲师说：“你研究中国哲学，可是这个前提就有疑问，中国有哲学吗？”陈老师曾在美国读书，接触到的更多是西方意义上的“原初”式的哲学，是对于概念、理念等纯粹形而上的研究。在他以古希腊罗格斯为原型发展出的西方哲学参照系看来，中国先秦、魏晋、宋明等历史时期呈现和凝聚出来的经典，更多的是思想的发生史，换言之，传统中国只有思想的历史，并无西方意义上的哲学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也许会追问，当“哲学”、“哲学史”等这样的概念在清末民初进入中国，它是怎样“落地化”、“本土化”的？中国学者又是通过怎样的持续努力让西方的学者认为中国有“哲学的历史”？这是有一个漫长的争论的。本土的一些学者尝试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重新解释中国的思想传统，比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后世新儒家对中国宋明理学的阐释，但这些著作也遭遇一种强烈的反弹与批评，认为他们都是在用西方作为一个模型和尺度来衡量中国。在我看来，这里存在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在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中，哲学史研究的特点是高度的形而上学和高度的概念化，而这个概念本身有它自身的生命和历史。当我们在对一个哲学概念进行研究时，比如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关于王阳明“有无之境”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刘述先写中国儒家哲学三个大时代，从中你会看到他们对经典文献中出现的一些哲学概念、观念相互之间的异同、发展、延替做出了一些非常细腻的辨析。这个“辨析”，更加趋向于一种高度抽离历史语境的论述，在这样的论述中，他会认为概念本身是有其生命和尊严的。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想和梁剑兄讨论：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哲学概念是不会完全依赖于哪个具体的历史情境的，是脱离context而存在的，有其内在的尊严和自主性；另一方面，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无论思想还是观念，我们更多地会认为它依托于一个具体的时代语境、思想语境和个体的生命处境而形成的，如阳明哲学兴起背后隐含着有儒家政治理想的读书人得君行道的路径被阻塞后面向民众直接觉民行道的价值取向。因此，如果说哲学史的研究更多地是要高度的抽离、跨越，而思想史的研究更多的要还原，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看他的思想观念的衍生、凝聚和变异过程。这中间便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当一个概念被认为是具体的历史情境所影响而形成时，是否会导致我们对任何时代形而上学的概念或观念的理解走向机械的决定论？概念和观念本身的自主性何在？一些人将思想史研究视作比较低阶的学问（相对于哲学史的高度概念化操作），将其认作是从报刊杂志中的讨论进行简单地、表面化地选取和聚合，没有呈现出观念、概念背后深层次的意义，认为思想史并没有一种理论结构去介入舆论话语背后的隐藏文本，因此被哲学史研究所轻视。与此同时，做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也会去追问哲学史研究是否割裂了哲学家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历史性在哲学概念的产生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历史性和具体性会损害概念的自主性还是会帮助我们理解时代赋予概念的特殊意味？思想史和哲学史，究竟是“相得益彰”，还是“双峰并峙”甚至形成相互轻忽的鄙视链？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思想史和哲学史之间都存在一种区隔，哲学史中的“史”是如何展现历史的维度的？这里举余英时先生的例子来做一些具体的解释。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出版后，除了在史学界，在哲学史研究界引起巨大反响。从前我们讲到朱子学等宋代儒学，更多的是牟宗三等新儒家等学派那样高度抽离历史语境和概念化的哲学史研究。而在这部作品中，余英时先生把朱熹的思想放在宋代的政治文化背景当中，将其放到各种士大夫官僚集团的政争中来看“以天下为己任”、“共商国是”等这些核心观念背后的现实指涉。在那样的政治语境中，他们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获得一个得君行道的空间来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或者说回复到三代之治的黄金时代。这样的还原把概念的历史重新放回历史语境中，从外在的视角看思想本身产生、蔓延的历史，研究其在那个时代成为支配性主导观念的原因。该书出版后，陈来、刘述先等儒家学者先后发表文章对此进行讨论。其中，杨儒宾先生在评论文章中对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提出了严厉地批评，他认为余先生的书从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来阐释宋儒的基本观念，无异于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对此，余先生写《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答杨儒宾先生》一文对杨的批评进行回应。文中所呈现的，正是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那样一个隔阂、误解、融合、沟通与互动以及一个相互理解的可能。当特别多的学术研究只是从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来理解一个特定时代的具有共通性价值的观念和概念时，余先生独辟蹊径，从一个历史文化的角度切入，把价值观念背后的历史意涵和政治意图呈现出来。

思想史研究更多的是想把外在理路和内在理路相结合，所谓外在理路就是从一个时代特定的政治文化、社会风气、经济状况、内外交往等视角去看思想观念是如何在士人回应时代关切的历史情境中具体地形成的，上述余英时先生对于宋代一些基本观念的研究即属于这一理路。所谓内在理路就是思想的传播、流传、转译、接续等，有其自身的一套基本的观念和核心的问题，这一组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性的问题就构成了一种延续性，如余先生对于中国思想史的明清更替，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历史转型的研究突破了以往仅仅从清代政治文化和文字狱等视角的展开，而是从思想史的内在逻辑来考察。内在理路和外在理路具有互相调适、转化的可能性，虽然思想史研究本身在历史学研究是边缘，但也因此而具有了一种内在生命力。历史研究所构成的，其实是不同学科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如果一个学科有对自身学科形成的历史脉络的内在化的自我理解，历史在其中是必不可少的。很多学科都在不断“+历史”，而历史反复被“+”后，对于我们历史学本身来说，是福是祸？历史研究的本身完整的自主性在哪里？思想史研究本身完整的自主性又在哪里？“+历史”是让历史学在不断加厚，还是让历史学变成一个公共的学术工具，成为一套大家都可以用的方法？这背后意味深长。刚刚刘老师提到冯契先生，他曾经说过“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追念冯契先生与本系前辈陈旭麓先生之间的深挚的交往和学术互动，对于我们今天跨出自己所在的学科，真正获得一种跨学科的视野和生命力特别富有启发性。我总在想陈旭麓先生的名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之所以能有别于其他的历史学著作，弥漫着一种基于历史事实认知基础上的“思辨”气质，我想其中或许有他们朋友之间漫长友谊所投注的影响。冯契先生与陈旭麓先生之间的友谊，恰恰证明了各自要打破学科的壁垒，走出去用更为开放的心灵面对和吸纳其他学科的滋养，形成学科之间的对话，这也更加有助于年轻学者的成长。

三、嘉宾学术对话

刘：哲学史与思想史有时还是很接近的。我们对比冯契的哲学史著作《中国近代哲学史的革命进程》和李泽厚思想史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可以思考它们的研究存在怎样的区别。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相近之处。比如，考察他们对严复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时，会发现他们相近的地方大于他们区别的地方。

唐：这是不是因为李泽厚先生是哲学家？

刘：在《中国哲学百科全书》中，其中一个条目写中国大陆建国以后的哲学家，其中只列了两个人，一位是冯契，一位是李泽厚，把他们的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成果。虽然李泽厚的研究叫做“中国思想史论”，但还是有很浓的哲学色彩。他在后记中谈及自己的方法论时，我们发现他的思想史研究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完全归结为哲学史。我举这个例证是想说明这两本书对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很多都接近概念或观念的考察。现在我们再来谈一下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差别。考察某个思想，哲学的进路是要进入思想内部，进行一个类似概念的考察。但对于一个思想史的进路来说，它会更加注重“如何想到这个问题”，会比较注重提出那个思想时的外部状况。因此唐老师提到的陈嘉映与学生的对话就十分重要。但这些对哲学史的考察来说是比较边缘的，可能只需要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描述，在哲学史的书写中甚至可以不用提及。哲学史的研究更加注重一个思想是怎样的。在哲学课堂上讨论某个思想，如果同学思考的是这个思想具有怎样的社会的、经济的背景，一个哲学系的老师通常是不满意的，认为这并不是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因为哲学更需要讨论的是思想本身。在这里我有点困惑的是刚开始提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分，也就是内在理路和外在理路的区分。概念的内在理路较之思想史的内在理路可能更加内在，思想史的内在的理路对哲学来说可能还是一种外在的理路。历史有不同的层面，哲学史意义上的历史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概念展开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在具体的哲学家那里会有不同的呈现。另外，一种历史观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呈现，它会与哲学家本人所在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关联。

唐：人是具有历史性的，哲学家头脑中的观念是在不同时空下概念的运动，概念相互之间的承接、运动和往返，其实还得依托于一个个具体哲学家的头脑，而这个头脑本身就是在一定历史语境下成长起来的，对一些事情的思考虽然未必与其现实处境一一对应，但肯定会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我们在此只做减法，把具体的历史语境剪掉后去考察概念本身，对于哲学史写作或哲学史研究来说，是不是就变成一种去时空的行为？当我们在读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时，在其中仍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很深的时空感。

刘：哲学史有不同的解法。很多人说黑格尔的哲学史更加接近哲学的概念，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更具有背景性。我们可能会认为罗素的作品可读性比较强，但它并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关于哲学研究的历史的叙述。哲学作为一个对思想和概念的考察，去除历史语境的同时再语境化，以获得一种超历史的普遍性。

唐：余英时先生的学生田浩写过一本书叫《朱熹的思维世界》。余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更多的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叙述，而田浩的书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史的研究。我也曾把田浩的书与其他学者的书进行比较，我们会看到：如果说思想史的研究会把思想者观念的提出放到个体生命的成长过程和与同时代学者的交往结构当中，我其实也不太赞同把最一流的学者或哲学家的思想观念归于一种庸俗的决定论；另外我也不赞成一种高度的概念化的叙述，因为目前时髦的概念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抽离了历史语境，所以概念史在历史学领域流行的同时也备受批评。

哲学家式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意涵，讲究“洞见”，历史学也同样如此。一份好的研究不是通过很多研究的个案而得出一个前人已有的研究结论，为前人的论证做脚注，即只能为前人的结论丰富史料论证，而不能有所创见，没有穿透、提升和拓展。“洞见”对历史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洞见”从哪里来呢？这是我们每位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史料在那里，只要够勤奋，能够利用新的技术去搜索，多少都会找到。而作为敏感和洞见的史识来自何处？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史识本身特别重要的来源，就是“跨学科”，而不能只是学术的内卷化，只在史学内部进行观察。走出学科之外，形成新的研究视角，提出在历史学内部自我循环时看不到的问题。但中国学术界的跨学科有一个问题，我们的跨学科表现得太过简单，似乎搬用几个其他学科的概念或名词就完成了跨学科，这仅仅是一种徒有其表的象征性跨学科，甚至是为跨而跨的跨学科，真正的跨学科应该是我们真正了解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他们的基础问题和核心课程内容，获得一个真正的跨学科思维，而不只是一个新名词的炫耀性使用，真正寻找到跨越和提升的动力。我们思勉班的同学应该始终保有开放的心灵和态度，走出去又回过来，让“历史+”对话成为一个契机，不断拓宽自己的学术格局，提升自己的学术境界。

刘：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洞见”不只是一种材料的堆砌。与此同时，这种 “洞见”也同样认为生活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在生活世界中，一个好的史家应该是有一种关切的，对国家、对世界文明的一种关切，成为史识的根本来源。从王家范先生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精神，这样的精神比“洞见”更加重要，是一种作为学术底色的存在。

唐：一个学者、学人的精神底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同学在华东师大这个人文空间和学术传统里面成长，要努力进入到这个人文的传统和脉络之中，形成精神的品格与底色来面对学业、生活和挑战。历史学不仅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和资源，它同时也让我们进入到那些历史学家的生命世界，看到他们是如何面对他们所处时代的一些波折的。我们同学都会面临各种现实的学业和方方面面的困扰，而这些传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安身立命的基础，不但有知识的意义，还有精神的价值。

四、嘉宾与学生对话

学生提问：我们今天讲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差异较多，那他们之间又具体有什么样的相似之处呢？我们又该以何者为切入点来促进二者的融合呢？

唐：我们在这里更多地谈哲学史与思想史二者之间的差异，更多的是希望展现出一种“相得益彰”“和而不同”。他们之间的“同”可能更多地体现在都注重对思想观念的阐发、理解和辨析，这与哲学研究中概念的透视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所以无论是做思想史还是做哲学史，对人的天分要求都非常高，要求研究者具有一种缜密、有逻辑感的思想能力。现在很多的思想史研究太过于简单化，而思想本身是具有内在的生命力的，其内部的缜密结构在思想史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呈现。因此，我们要让思想史给哲学史增加一点历史的底色，让哲学史给思想史增加一点概念式的抽象思维，实现二者之间的共同促进。

刘：我们回到上面所列举的哲学史与思想史的例子。冯契先生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史更多是一个哲学史的研究，他把从中国古代开始就形成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哲学问题的内部框架，用这个框架来理解近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这个框架的贡献。后来，冯契先生的学生高瑞泉老师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个研究体会：他慢慢觉得冯契先生的哲学研究方法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说意犹未尽。这与中国近代哲学自身的特点相关。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中很少有人提出了非常系统的哲学思想，所以对他们的研究可能更多地都指向一种观念。由此，我们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有必要从哲学史走向思想史，突破哲学的线路，做一个跨学科的研究。

（此对谈稿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9级“思勉班”王思蕊整理，经刘梁剑教授、唐小兵教授、梁志教授审校和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