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瞬——文人故居中的友谊、爱，与恨
北京张自忠路宽阔平坦，除了汽车和外卖“电驴”一路呼啸而过，这里自有内城的平和气质。而1926年，由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改建的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那三角桁架、铁皮屋顶的西洋式主楼前，却难见此景：是年3月18日晨8时许，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林语堂接到学生刘和珍的电话，她以学生自治会名义请求教务长准许停课，因为她们要去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林语堂认为此次游行“纯为对外，绝无危险，自应照准”，还叮嘱她“以后凡有请停课事件，请从早接洽，以便通知教员”。
他说“以后”，是因为他绝没料到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通话。
北京鲁迅中学——原女子师范大学（孟慧忠/图）
竹篮与绳梯
在北京这个“春脖子短”的时日，以学生为主的团体请愿，卫兵开枪射击，包括刘和珍、杨德群在内的47名青年遭到屠杀。下午二时，林语堂听闻噩耗，同许寿裳赶赴国务院，目睹刘和珍遗容，悲痛不已。
“三一八”惨案举国哗然，时在北京的周作人、朱自清、凌叔华等皆有著文；刚做完手术的梁启超在协和医院见记者，表示“无论在任何国家，均非依法从严惩办不可”，否则就是政府“自弃于人民矣”。3月21日，林语堂已作文《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直至两周后的4月1日，同在女师大教书的鲁迅“代表作”《纪念刘和珍君》横空出世。
而事件发生当天，鲁迅还在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今宫门口二条19号）家中，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文末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同时让本来也可能去参与请愿的学生许广平帮忙誊写文稿。3月19日，执政府颁布《临时执政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皆为教育、出版界人士。一时风声鹤唳。后来鲁迅也到刑部街山本医院、锦什坊街《莽原》社躲避。
形势之坏，其实从鲁迅所住四合院的布置中也可见一斑。1923年10月，他向齐寿山、许寿裳各借400银元，买下阜内6间旧屋小宅院。此院往东可见妙应寺白塔，往西就是阜成门巍峨的城垣，当月他即绘制三张改建图，1924年5月，他与朱安搬入这座自己挖水井、种刺梅、丁香与碧桃的“DIY小院”，至1926年8月之前，他在这里写作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和《朝花夕拾》《坟》中的部分作品。
鲁迅的阜成门故居在宽3米、长约400米的宫门口胡同中间，东侧即今鲁迅博物馆。当时阜成门一带是穷苦住宅区，居民多为体力劳动者，市政设施差，土路上铺煤渣，风天黄沙飞舞，雨天道路泥泞，让人想起张天翼写北京前门外的路，“只要汽车牛般叫着过去，屁股后便是一条扬起来的灰，像是在腾云”。故居有北房三间，为鲁迅起居室、鲁母和朱安卧室，南房三间，为会客室、藏书室，东西厢房各两间。前院有鲁迅手植丁香，后院水井旁有刺梅，至于《秋夜》里的“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如今一棵在前院通向后院的拐角处，另一棵则在墙外了。北房中屋后面接建一不足9平方米的平顶小屋，犹如四合院长了条尾巴，即著名的“老虎尾巴”，隔北窗可见他当年所用物品：东侧有三屉长桌，上摆笔砚文具、茶杯、烟缸及钟等物；因为贫民区没有电，桌上还有一盏高脚煤油灯，就是《秋夜》中小青虫“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的那盏；墙上挂有藤野先生的照片和司徒乔的速写《五个警察一个〇》。
鲁迅宫门口故居园中，两棵白丁香为鲁迅手植，白丁香后小门可以通向老虎尾巴及后院（孟慧忠/图）
北窗前有两条长凳搭的一副床板，床下有一竹篮，一遇危险，他就可以装上日用品迅速离开。不过，在兄弟周作人眼中开启了“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的“三一八”，没有直接促使鲁迅拎上竹篮逃走；同样没派上用场的，还有林语堂的绳梯。
1926年4月20日，段祺瑞下台，奉系军阀控制北京，白色恐怖笼罩全城，林语堂、鲁迅皆被列入48人通缉名单，当时林妻廖翠凤刚在协和医院生下二女儿（太乙），回到西北起崇内大街、东南至崇文门东顺城街的船板胡同家中，发现丈夫做了一个绳梯收在阁楼里，预备危急时跳墙用，不禁大叫：“要走大家一起走！我一手抱一个，一手拖一个，怎么跳墙走？”
虽然早年练过棒球，林语堂最终只是躲在与住家只隔一条街的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和好友林可胜医生家，自然没有跳墙——当年5月，他即南下厦门。
林语堂船板胡同的故居已无存。（孟慧忠/图）
“中国政治，诡幻神奇，为世界之冠。最近之错综复杂，尤极十五年之大观。军阀、官僚、政客胥为命运所颠倒，不知不觉中受政治的万钧烘炉之锻炼，几乎无一人不焦头烂额以去。”1926年6月，报人胡政之这样写。年初，国民军与奉系、直系军队摩擦不断，庚子之乱后一直尚算太平的北京开始再陷战火。而1920年起，国家财政中军费占比猛增，教育经费少得可怜，各院校经常断薪甚至请愿。1926年，传言北大因拖欠煤费而差点被法院封门，上海《民国日报》调侃：“学校穷到这般田地，不是富翁，当不得校长，如果蔡（元培）氏要去，非得要先赶紧筹这笔煤费不可。否则，人在津浦车上，学校倒封了门了。”时在北大教书的梁实秋记录：“教员的薪俸积欠经年，在请愿、坐索、呼吁之下每个月只能领到三几成薪水，一般人生活非常狼狈，学校情形也不正常，有些人开始逃荒。”
“以言上课，一年平均不过三月，放假提前，开课延期；以言经费，代表终日会议，教职不得一饱，于是散而四之；以言风潮，内有校长同学之争，外有主义党派之歧，讲堂宣战，会场相持，头破血出，莫知所底；以言运动，天安门外，时开示威之会，国务院前，满陈烈士之尸。”1927年元旦天津《大公报》的年度总结，昭示着“所住的并非人间”的北京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因政治环境高压、舆论氛围紧张而被迫离京南下，将形成一场颇具声势的迁移潮流，也预示中国文化格局正在重组——这一时期的北京，成为了一个昙花一现的瞬间。
被垛与信件
1926年，鲁迅陆续还清了齐、许的借款，经林语堂介绍，8月26日与许广平启程南下，“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了，只有鲁母与朱安还住在北京。此时南方革命浪潮日益汹涌，北伐已然开始。
在北京的时日，林、鲁还没有失和，1923年秋至1926年夏，同为北大教授的二人友谊颇为深厚，亦都是“语丝派”成员，周末经常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会：鲁迅以人人都听不懂的绍兴官话戏谑怒骂，周作人不大说话，偶尔说也声音低微，郁达夫会点上绍兴酒和酱鸭卤胗肝，与鲁迅畅饮，兴致高时会点来今雨轩的名菜软炸鸡腿、火腿什锦酥盒，以祝酒兴，而林语堂不同，他喝酒容易犯困，因而滴酒不沾，常会一边摸着自己的平头和脑门一边谈笑风生。
位于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孟慧忠/图）
在来今雨轩，不知他们有没有见过那个下棋为生的天才少年吴清源，而可以确定的是，在北京，林语堂遇到一生挚友胡适——1917年胡适到京，对以清华教员身份迎接的林语堂诸人说：“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胡适译自《荷马史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有胡适在，当然不同。回京后，胡适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乃“今日中国之雷音”，学术上颇活跃的同时，住宿地址更变动不居：景山东街北大文科教员预备室、朝内南竹竿胡同、南池子缎库胡同、钟鼓寺胡同，他在住缎库胡同8号时，提出“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那时鲁迅也还没有与他反目，甚至在1918年5月《新青年》刊发了《狂人日记》之后，请他到绍兴会馆吃饭，点放了辣椒的梅干菜扣肉等菜。而1926年夏初，他短暂寓居景山西面陟山门街6号，当年7月从这里到伦敦参加英国庚款资讯委员会，会后赴美。
胡适米粮库胡同4号故居的现状（孟慧忠/图）
胡适短暂离开，而梁实秋经他提议进行翻译、至1967年才完成的
《莎士比亚全集》，则是1930年代才开始在自己的故居、内务部街20号（新门牌39号）“开工”的。当年他的窝，“夙兴夜寐，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窝更为舒适”，“回忆起儿时生活大半在西厢房的那个大炕上。炕上有个被窝垛，由被褥堆垛起来的，十床八床被褥可以堆得很高，我们爬上爬下以为戏，直到把被窝垛压倒连人带被一齐滚落下来而然后已”；梁实秋生长于斯的家，如今已成杂院。
这些文人故居，记录的是他们生活中的友谊、爱，与恨。梁实秋的文学生活，则没有“被窝时光”那般惬意——更多时候，他的名字都与鲁迅所言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以及“职业比刽子手还更下贱”紧密相连。在梁鲁论战中，他也未曾落到下风，“鲁迅先生究竟现在是吃哪一家的草，属于哪一个党，我并不知道，也并不想知道”，一样辛辣夺目。
梁实秋内务部街的故居，内部为杂院，禁止参观（孟慧忠/图）
“一个都不宽恕”的鲁迅与人交恶的事件，“丰富”了现代文学史，而被胞弟周作人“绝交”，原因最为扑朔迷离。“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这封现代文学史上极著名的绝交信于1923年7月19日交到鲁迅手中，彼时他们都住在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至于失和原因，信子离间、鲁迅偷听窥浴等说，莫衷一是，无可证实，连当时同住一院的鲁母也未知端详：“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好的……”她对周家熟人许羡苏说。能够确定的是，8月2日，鲁迅与朱安搬出八道湾，在西四砖塔胡同住了近十个月；亦能确定的是，周氏兄弟自此决裂：1924年6月，鲁迅回来取书，兄弟二人竟拿物品互砸。
鲁迅八道湾故居的后院，作人、建人一家居所及内客房。（孟慧忠/图）
羊头肉与四个鸭
其实鲁迅是个相当爱护弟弟的大哥；当然，在北京时，他还没有养成日后在上海的“电影癖”，而是专注于热爱美食。
1912年5月5日，鲁迅随教育部同事抵京，6日上午移入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山会邑馆，在这后来改名绍兴会馆的地方一住七年半，每日往返于教育部和会馆，闲暇在距此向东几站地的琉璃厂收集拓片：“S会馆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
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顶上”——从这些文字和日后“老虎尾巴”的薄被中不难得见鲁迅的寂寞，好在北京的好吃食尚可聊以安慰：住会馆时，他常去观音寺街的青云阁吃春卷、晋和祥里品可可，或者去门框胡同的瑞宾楼上点褡裢火烧；他的最爱可能是会馆斜对面、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在那里大啖油炸丸子、清蒸干贝、酸辣汤，有时甚至叫外卖。“酒肉朋友”郁达夫和他一起吃过炒腰花、砂锅豆腐、辣鱼粉皮等菜；1933年，他还赠诗“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以记录鲁迅的烂醉和烟不离手。
鲁、梁虽是论敌，吃喝爱好却出奇一致。离京后，梁实秋怀念全聚德的烤鸭、六必居的酱菜、玉华台的核桃酪、信远斋的酸梅汤，还有豆汁、灌肠、老豆腐、羊头肉——抗战胜利后回到老宅家中，听到胡同里卖羊头肉的吆喝声，已经快入睡的他，还披上衣服跑出去买，回来蘸着椒盐品尝。但鲁迅还是比不上他，鲁迅是“北漂”，得攒钱买房。
1919年8月，鲁迅购入八道湾三进四院落的大宅院，年底前三兄弟和鲁母12口人陆续迁入，鲁母、朱安住中院北房，鲁迅时常住中院西厢房，作人一家住后院西侧，建人一家住后院中间三间，东侧为内客房；后来鲁迅为方便写作，改住前院前罩房西头客房，就在此地写作《阿Q正传》。之所以选择八道湾，“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游玩”，“儿童”专指二弟三弟的孩子，鲁迅当时并无子息。
鲁迅八道湾故居，是他写作《阿Q正传》之所。（孟慧忠/图）
八道湾时期，鲁迅除写成《阿Q正传》《中国小说史略》，编成《呐喊》，兄弟二人又吸引李大钊、蔡元培、胡适、许寿裳、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郁达夫等在此“风云际会”。1922年5月，蔡元培特聘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大教世界语，借住八道湾周宅。爱罗先珂住后院内客房，为听蛙鸣买蝌蚪养在客房前的小池塘，又买四只鸭，结果小鸭把蝌蚪吃掉了。鲁迅把这个小故事写成《鸭的喜剧》，最终“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的叫’”——因文人荟萃而满庭生辉的八道湾，于鲁迅而言，似乎仍有一种置身荒漠似的寂寞。
鲁迅八道湾故居中，复原了鸭池。（孟慧忠/图）
小姐大书房与窄而霉小斋
“北大教授星散，多数南行，只剩若干肯冒点险的留在北京。”“三·一八”之后，周作人所言“多数”，包括他的胞兄，而肯“冒点险”的，自然有他自己——他一直住在八道湾，沉迷于写优美小品文，也写“疯老头”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辜老头是“肯冒险”的，但他的冒险有些客观因素：他一直住在椿树胡同30号，至1928年4月故去；而今灯市口地铁站向北柏树胡同26号，居民楼和关了张的饭馆之间的空地，即是他当年会见泰戈尔、毛姆、芥川龙之介的故居。
辜鸿铭柏树胡同故居的大致位置。（孟慧忠/图）
辜鸿铭的故居消失无迹了，史家胡同24号的凌书华故居还在，现在是史家胡同博物馆。前门朝干面胡同、后接史家胡同的凌家据说是有99间屋子的豪华院落，后院是花园。出身富家的凌书华有志于写作，曾写信给周作人拜师，她的英文则受教于住在一街之隔的辜鸿铭。20年代她家沙龙可比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的“太太的客厅”早了近10年，1924年春搅动北京文艺界的泰戈尔访华期间，泰戈尔、兰达·波士、陈师曾、齐白石、徐志摩、陈西滢皆在她家大书房聚首。1926年，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她没有离京——7月，她与陈西滢结婚，花园成为她的陪嫁；翌年抛却北京故居，开始了逾半个世纪的国内外辗转。
凌叔华故居，现为史家胡同博物馆。（孟慧忠/图）
20年代文人，“北漂”大抵住城西，有家有产的多在城东，颇应和老北京“东富”之说。彼时小资历的沈从文还住不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住的东堂子胡同，也未能在“小姐家的大书房”登堂入室：1922年岁末，这个“湘西兵勇”“新晋北漂”提着一卷行李从前门下车，转年报考燕大未果，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酉西会馆侧屋一间既霉且湿的小房间中，“看我能看的一些小书，和另外那本包罗万有、用人事写成的‘大书’，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却对未来充满希望”。今日的杨梅竹斜街已不复会馆的面貌，从这里一直向西走就是琉璃厂，只是他遇不上买过碑帖的鲁迅了。
但他还是遇到了不少人。一个表弟帮他在沙滩附近银闸胡同的公寓找了一个房间，“住处原是个贮煤间。因为受‘五四’影响，来京穷学生日多，掌柜的把这个贮煤间加以改造，临时开个窗口，纵横钉上四根细木条，用高丽纸糊好，搁上一个小小写字桌，装上一扇旧门，让我这么个体重不到一百磅的乡下佬住下。我为这个仅容膝安身处，取了一个既符合实际又略带穷秀才酸味的名称‘窄而霉小斋’，就泰然坦然住下来了”。
沈从文曾经居住的杨梅竹斜街一景（孟慧忠/图）
“窄而霉小斋斋主”结识了丁玲、胡也频、冯雪峰、朱湘、戴望舒、焦菊隐、王鲁彦、凌书华等“文青”，“多接近些文化和文化人，减少一点寂寞，心情会开朗些”。而他自己的文学生涯，得益于结识徐志摩，帮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虽然最先是郁达夫见了他：1924年初冬，郁达夫按信件地址找到了身穿夹衣、冻得发抖的他。身揣五元的郁达夫拉他到饭馆搓了一顿一块七的饭，留给他余下的钱。之后，郁达夫写了脍炙人口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劝他不要做大学梦、作家梦，不如回老家或者重新当兵。
当时的郁达夫，已经在什刹海北岸“租定了一间渺小的住宅”，一改之前因欠薪而陷入的贫困又孤寂的状态，“夫妻两个，日日与龙儿伴乐，闲时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处，及门前的杨柳荫中带龙儿走走”。的确，什刹海畔垂柳夹岸，鸟语花香，极富诗境。侄女郁风在《三叔达夫——一个真正的文人》中记录：“院里有两棵枣树，一架葡萄。三叔搬走以后，我只有礼拜天要求父亲带我去三叔家。夏天我们和他们全家常常穿过门前柳荫去什刹海，当年那儿是个游乐场，有多种北京传统的吃食：撒白糖的莲藕，荷叶粥，冰冻的柿子烙，凉粉，还有各种江湖艺人在那里卖艺。晚上常常是在三叔家吃过晚饭，搬出凳子在葡萄架下喝茶，父亲和三叔谈诗论画，我哄着龙儿弟弟捉萤火虫。”
好景不长，1925年2月，郁达夫去武昌师大教书，1926年春，龙儿夭折，回京奔丧的郁达夫几个月后再度离京。如今前海北沿11号他的故居已根本找不到门牌，大致所在已成歇了业的娱乐场所，人去楼空，什刹海还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却听不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空留了千回百转的文人故事。
郁达夫在民康胡同的故居已不存（孟慧忠/图）
诸位免送与京华烟云
尽管在北京留下《古都的秋》《北平的四季》等名篇，但自1919年夏首度赴京应考，郁达夫每次居住时间都不长。1923年2月，他第二次来京时暂住长兄郁曼陀在西城巡捕厅28号（今大致在阜成门内大街民康胡同）的家，与鲁迅后来搬住的宫门口住所几乎一街之隔。只是彼时周氏兄弟还住八道湾，他见到日后一起合办《奔流》的鲁迅：“他的脸色很青，胡子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的几条小皱纹，却是很可爱。”
鲁、郁之间“始终没有发生过冲突”，是知己情；鲁迅主编《莽原》曾随《京报》刊行，与《京报》创办者邵飘萍的关系则更像“战友情”——“三一八”后，铁肩辣手的邵飘萍与横眉冷对的鲁迅均对段祺瑞政府的暴戾恣睢作过无情批判，《京报》与《莽原》成为讨伐政府的阵地。1926年，《京报》在魏染胡同30号复刊已逾十年，报馆是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楼，有着古旧窗棂、斑驳石柱，门口上方有露台，而今只留侧面墙上一个“京”字。传说邵飘萍住二楼北面，把向阳的房间让给普通编辑。
民国报人亦是社会活动家。邵飘萍与成舍我到前门外八大胡同打茶围，经常遇到邵夫人汤修慧也在“叫条子”——这位传奇新闻工作者以“汤二爷”自居，常女扮男装，找自己的相好“冯姑娘”——不为狎妓，而是帮丈夫打听政府秘闻。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学员中颇有“名人”：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但在此之后，邵毛二人没有再见之缘了：1926年4月奉系军队入京，经鹿钟麟催促，邵飘萍躲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4月22日《京报》发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同一版面还登着《张学良等定今晨抵京》消息。
24日，邵飘萍被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骗出，落入侦缉队在魏染胡同南口布下的陷阱；26日晨4时被押往天桥二道坛门刑场枪决，临行前向监刑官拱手调侃：“诸位免送！”言罢，对未露一丝晨曦的北京天空哈哈大笑，枪响之后，笑声才戛然而止。
邵飘萍在魏染胡同，曾经的京报馆。（孟慧忠/图）
萍水相逢百日间。8月5日深夜，《社会日报》经理林白水被军警从棉花胡同1号（今迁建至与京报馆一尺之遥的骡马市大街9号）报馆带走，翌日处决于天桥刑场，距邵之被杀不过百日。自然，这时“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而“血写的事实”还在累积：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等人被捕并最终被处决。一系列事件带给居京文人极大震慑：1926年至1927年间，这种群体性恐慌造成文人“孔雀东南飞”的南下趋势：上海、广州、南京、武汉、厦门……1927年4月，胡适从西雅图登船，在横滨停留数周，通过报刊和信件了解国内情况，权衡考虑，没有回京，5月17日自神户至上海；1926年8月天津《国闻周报》亦载：“会叫会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离开了北京，这样一来，北京的教育界，愈成了黄昏景象。”知识分子大规模南迁，使南方学界声势日渐壮大，亦是政治、文化、学术格局重组的重要表征。
林白水故居搬迁至骡马市胡同。（孟慧忠/图）
李大钊遇害后，周作人写下《偶感》为他辩护，将其长子李葆华藏于家中一个多月。鲁迅在八道湾住了3年8个月，而他在此安家近半个世纪——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八道湾住所厨房临时铺板上猝死，此时距鲁迅迁居北京，恰好55年。如今的八道湾胡同没有了名字，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高中部校园留下由小碎石拼出的标识性路面，“还原”了全长190米、南起前公用胡同中段、北至赵登禹路北口的胡同的宽窄与走向；而李大钊曾在35中前身、1923年9月成立的志成中学担任首任副董事长，正因保护一座宅院而建设一所学校——2015年，35中高中部迁址于此，将周氏兄弟在八道湾的故居修缮、保护于校内，部分故居房屋修缮为鲁迅相关展览室，故居亦成为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
北京市35中前身即志成中学，周氏兄弟在八道湾的故居位于校内，图为校内李大钊雕像。（孟慧忠/图）
文人离京南下，成为国家政权交接在文化领域的“预演”——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6月21日北京改名“北平”。直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平局势渐稳，许多南下文人才辗转回到这里：1930年12月，胡适开始在地安门米粮库胡同4号居住，“坐拥书城”6年半；1929年5月和1932年11月，鲁迅亦两次回京望母，只是他曾落脚的绍兴会馆，如今正因南半截胡同拆迁而修缮，会馆里的槐树、女鬼和咬得他无法安眠的臭虫，都消失了。
也有人只能“梦寻旧京”。1948年冬，北平风雨欲来，梁实秋仓皇南下；他客死他乡没有回过北京，但晚年他还惦记着内务部街老宅，“想起这栋旧家宅，顺便想起若干儿时事。如今隔了半个多世纪，房子一定是面目全非了，其实人也不复是当年的模样，纵使我能回去探视旧居，恐怕我将不认得房子，而房子恐怕也认不得我了”。1950年代起定居英国的凌叔华倒认得自己的故居，1989年冬，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她决心回国，翌年春被担架抬回史家胡同旧宅。她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不会死的。”
北大红楼，今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孟慧忠/图）
1936年赴美前夕，林语堂专程回北平。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记叙：“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城市比北平更秀丽、更自然、更文明的了。他再度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在太湖石座前方，欣赏朱栏玉砌，芍药圃灿烂盛枝的花朵。在池边啜茗，抽烟斗，觉得情怀的郁闷，一口一口的随着烟吐出来。”
大约这离国之前的北京之旅，也促成了他旅居巴黎时写成英文版《京华烟云》——原书名Moment in Peking，“北京一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