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莳麦《对岸》引热评｜天涯·回响

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1年第2期刊发了孙莳麦《对岸》，这篇文章曾获第二届“钓鱼城”大学生中文创意写作大赛“非虚构”作品一等奖，也是作者的散文处女作。本文经《天涯》公众号推出后，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杨毅、李娜、汪琪、王禄可等对这篇文章发表了短评。今日与各位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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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毅：重新唤起我们的感知

读过孙莳麦的《对岸》之后会有怎样的感受？是感动，是难过，还是欣慰？或许是众多情感交织并涌上心头的感受吧。我想说的是，作为读者，无论我们秉持着什么样的标准来看待一部作品，那些真正能打动你，让人无法释怀的作品，往往倾注了作者的心血。如果在此基础上还渗透了作者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进而引发读者的思考，那么它一定是一部优秀之作。孙莳麦的《对岸》便是这样一篇散文：在真诚而炽热的情感感召之下的，还有独立思考的灵魂，面对亲人、面对自我、面对世界的深刻体悟。

正如我们看到的，《对岸》的起因正是因为父亲的离去导致生活发生的陡然翻转。——“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在病床去世前的场景，无疑是这篇散文给人印象最深刻之处。这个巨大的灾难给全家带来了难以言表的创伤，也彻底改变了“我”和母亲的生活。《对岸》在强大的情感推动力下，将女儿“我”、母亲，还有父亲置于家庭关系的网络中予以重新审视。这里既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追悔莫及，也有亲人的离去致使“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换言之，生活的巨变带给“我”的首先是巨大的伤痛，紧接着是自我的淬炼。

《对岸》从母女之间的琐事争吵起笔。一方是想要独立的女儿，另一方是始终“为你好”的母亲。作为女儿的“我”不愿母亲过分插手自己的感情，但母亲却担心自己的女儿受伤，以过来人的口气苦口婆心地劝告。——这其实是中国式家庭早已习空见惯的事情。然而吊诡的是，母亲的担心并非多余，事实的发展印证了母亲的担忧：那个男孩显然并没有兑现他的诺言——“我会保护你”。这句在经历了巨大的伤痛之后，曾经给予“我”短暂安慰的话，却反过来如利刃般刺痛了“我”。这不得不令“我”重新思考亲情与爱情的意义。曾几何时，它们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保护伞，是防止“我”坠落生活深渊的依托。但如今看来，它们非但无法真正构成对“我”的“保护”（爱情），甚至就连它们本身都可能随时因为意外而消失（亲情）。人生无常的感喟自古而然，然而生者还是要奋力前行，甚至要更加如此而成为对逝者的告慰。

然而，孙莳麦无意讲述一个励志型的故事，她从创伤中汲取到的与其说是行动的力量，不如说是对自我和他人的重新思考：

“真正让人感到痛苦的，究竟是‘最后一次’的事实，还是有关‘最后一次’的意识？”

“谁又能将爱情说得清楚呢？当我们谈及‘爱’，有多少指的是爱的对象，有多少指的是产生于特定情境的特殊情绪，而这‘爱的对象’中，又有多少是真实的他本身？”

“一个男人在女人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到底是多少呢？”

叙述者用她自己的思考给出了属于自己的答案，但我并不想用“女性主义”的话语来界定这种重新认知世界乃至反思自我的能力。毕竟，相对于人切身的感受和经验，概念的界定似乎显得有些无力。事实上，不仅是“女性主义”，就连女性渴望的“自我”也受到了她的质疑：“‘自我’，一种更为隐晦的迎合。一场以男性审美为标杆、以占有为目的的自我塑造，最终却造成了自我的陷落。”

《对岸》以“我”的视点展开叙述，但在看到“我”所经历的蜕变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散文中同样重要的角色：母亲。“你爸要是在就好了”——这是母亲反复念及的话，不仅蕴含了她对爱人离去的无以言表的痛，更有人到中年的那种失落、迷茫和无助。父亲的离去无疑带给了母女两人巨大的伤痛，但这种伤痛对于“我”和母亲而言是不同的。两位女性并非相依为命，而是有着各自的生活轨道和精神支撑：“我试图建立那根让我成为‘我’的柱子且永远不会为此妥协，但母亲的那根柱子却是我。”如果说“我”成了无所凭依的孤船，还尚且有着驶向对岸的可能，那么对于母亲而言，她却失去了任何行动的能力，唯有无尽的怀念与张望，正如结尾所写：“父亲的离去死死地缚住了她的双脚，让她再也无法过到对岸去。她停留在岸的这头张望我，而我只是海上飘浮的船。”所以，虽然“我”对母亲有了更多的理解，但并不意味着《对岸》走向大和解的结局，这也为散文的叙述增添了向度。

不妨说，《对岸》并没有一个整饬的线索，而是在叙述者“我”的情感的推动之下生发出的关于亲情、爱情、他人和自我的全新认知。在这里，情感的剧烈震颤首先引起的是感受的分辨率的增强，进而引发认知层面的变化。孙莳麦的叙述是平缓的，她将内心的波澜化作感受生命的方式，进而上升到对世界和自我的探寻。这种写作依靠强大的内心情感作为支撑，通往的却是更为广阔的哲思。这就不得不令我们重新思考感受力在当下写作中的重要性。当社会越来越向着理性方向发展的时候，人的情感则越来越被看作无关紧要甚至有害的东西。现代人的必备技能就是管理情感的能力，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又把“理性人”推至“工具人”。——简言之，我们的情感和感受越发枯竭而不被信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重新唤起我们生而为人的情感，恢复我们感知世界的能力。这种感受力从自我中来，到世界里去。从这个角度说，《对岸》无疑做出了很好的尝试。

杨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多篇。

李娜：想象一种靠岸的方式

四年前的春天，在大麦二十岁的当口，作为朋友，我与她一同淌入了故事中那条河流。几年间，当这一切有条不紊地落入她的文字，作为读者，我又站在对岸凝视着这些被复现的故事。这种感觉颇为奇妙。但我理解，或许只有面对文字本身，大麦才会刺穿自我危如累卵的阅历之膜，袒露她未曾向任何亲密关系袒露过的灵魂的赤裸。

成年后遭遇的情感创伤构成《对岸》整个故事的刺痛点，在与现实的角力中，这无法规避的痛楚使得她的成长变成了一场漫长的康复训练。大麦习惯于在文章中烙下过往生活的印记，无来由的争吵、无疾而终的恋爱、无目的的忆旧……总是会在落笔的某一时刻闯入她现如今的生活。或许，写作的过程就如同筛选的过程，成长经验被保留在最显著的位置，在现实与过往的交织中不规则地编织在一起。她写下它们，这些细碎的片段拼凑起她抛却“女儿”、“女友”身份后的自我剖析和找寻：“我只是不明白，从什么时候起，女性开始不自觉地将评判自我价值的权利交到男性手里，使用一系列标准界定自己的价值，通过与这些刻板而生硬的标准的比照，确认自己被爱的权利？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让女性勇敢求爱本身，都成为一种错误？”

尽管这些年来她从未清晰而果决地昭示出她的女性主义立场，但在《对岸》当中，她确乎勾勒出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女性世界（这危机，来自家庭、爱情、死亡与回忆，也来自女性阅读与写作史所形塑的“女性意识”），并全力与其对抗。怀缅将触感放慢、拉长，她抗争，但并未将近乎生理性的伤痛感觉放任至疯狂的境地，而在远距离的回溯与近距离的叙事中，在感性讲述与智性剖析的双重矫正中，层层剥离以回忆之名附着于她身上的锁扣，以初学者的谦卑辩驳着性别与身份、爱欲与死亡、他者与自我……

经验如冰山，半露于记忆之海，它预警着沉没的危险，在忽然的断裂或彻底的消逝之前，她必须书写那些隐秘的个人经验与内心思忖以对抗遗忘之力。那些被深藏于心的快乐和伤心事，那些不为人知的创伤经验和沉重记忆被猝不及防地摘取，又或许，这是她刻意为之，书写意味着袒露，她渴望以此直面、清理和自救，当它们被安置于文字的某一处，她才能全然关照作为女性的自我，获得内心的自我救赎。

在《遥远的向日葵地》序言中，李娟这样谈到：“作为写作者，书写就是我的耕种方式吧？我深陷文字之中，一字一句苦心经营。所有念念不忘，耿耿于怀的事情，我都想写出来，都想弄明白它们为什么非要占据我的记忆不可？”大麦热爱李娟，热爱与她共鸣的情感以及直面人生的方式。或许，当她与她一道将过往的自己和盘托出，在甄别与收藏之后，便可靠岸耕种新的风景。

李娜，中央民族大学201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写诗，兼事批评。

汪琪：将自己作为支点

一个女孩是在什么时候长大的呢？是月经初潮，是十八岁成人礼，是穿上婚纱组建家庭，还是生下孩子成为母亲？这个女孩的长大是从失去开始的。

把散落在文章各处的描写拼合起来可以勾勒出一个很容易让人心生钦慕的父亲形象。身材高大，西装笔挺，一丝不苟，在外事业有成，在家无所不能，能让领导、同事、父母、亲人、妻子和儿女都安心依靠，又爱侍弄花草、读书写字，儒雅、亲善、温柔。作者写父亲在病床上的那部分最打动我，高大的父亲突然小到能安稳地放进医院那张窄床，无所不能的父亲突然需要“我”的帮助，“病房的环境让我感到陌生，但父亲在那里却显得毫不违和”，“消毒水的气味和仪器一样艰涩而疏离，父亲身处其中，自然如一个摆件”，巨大的反差令我潸然。坚毅如山的父亲突然失去了健康与尊严，顺遂的前二十年人生塑造出来的生活的惯性被打碎，“我”终于迎来了长大。

对父亲重病和离去的描写是这篇散文的情感高潮。仪器上跳动的数字记录着父亲在死神面前最后的搏斗，父亲“缓缓地呼出一口气，又长长地倒抽一口气”。然而所有努力都宣告无效，在搏斗中父亲越来越虚弱狼狈，逐渐丧失对身体的全部管控，最终起伏的心率变成两道短杠，跳动的火焰消失在厚厚的灰烬里。死亡的过程被无限拉长，“我”的痛苦和无助也被无限拉长。作者并没有渲染悲伤，只是将父亲临终前的每一次呼吸都刻在脑海里，写在纸上，就已让人肝肠寸断。我也曾经历过亲人离世，生命尽头的每一次吸气呼气都是一点渺小的希望，然而，希望会越来越渺茫，最终归于永恒的沉寂。

情感的高潮并不意味着这篇文章就走到了最顶端，失去父亲只是一个开始，父亲去世后“我”的变化才是更重要的部分。“我”首先希望通过做一个好女儿换回父亲哪怕只有一天的活着，失去父亲后“我”痛苦、想念、后悔；后来，另一个男人走入了“我”的生活，成为托住“我”的手，然而这个支柱其实由谎言构建，转眼就碎裂如齑粉；“我”仍试图找回依靠，即使他虚伪、脆弱、不堪一击。

一个年轻写作者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她在想些什么，她的思考往往是直击时代痛点的锐器。在通过改变自己去挽回失败的爱情时，作者发现了“自我”的不可靠性，她发现坚持做自己都可能成为“一种更为隐晦的迎合”，成为“一场以男性审美为标杆、以占有为目的的自我塑造”。前段时间看完传记电影《卡蜜儿·克劳岱尔》后，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在外界的期待之外，在父母亲人朋友与爱情之外，我将过怎样的生活？很巧合地和莳麦的这篇文章呼应了——即使种小麦也要独立地、自信地、挺拔地活着呀。

在叙述者“我”之外，文章还有一个隐形的、作为对照组存在的女性，即“我”母亲。母亲是个“伟大的女人”，但女人终究只是女人，失去了丈夫的母亲最常说的话是“你爸要是在就好了”。这对相依为命的母女，一个还年轻，在一次次痛苦的失去中找到了自己的意义，驶向了对岸；而一个已经老了，习惯了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将永远被去世的丈夫和故步自封的自己束缚在原地，担忧、怀念漂泊在外的女儿和阴阳两隔的丈夫。

什么是对岸？对岸是属于我的、不受干扰的空间，是以自己为支点，依据自己的标准，过自己的生活。对岸是自由，也是未知，驶离此岸的我可能马上找到登上对岸的正确路径，可能一生不得停靠在海上漂泊寻找，也可能最终回归此岸。但叛离本身就是一次成功。

四十多年前，舒婷深情地写道：“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是女性对独立之爱的表达，被多少憧憬爱情的女子反复吟诵。四十多年后，“我爱你”这三个字的重音终于从“爱”变成了“我”。我将首先是我，一朵艳丽的玫瑰、一棵挺拔的杨柳或是一株饱满的麦穗，不管是什么，我都将首先是我，然后才是我爱、我获得、我成为。

汪琪，北京师范大学2020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王禄可：那个站在对岸的女孩

我身边也曾有过这样的故事。时间总是很奇怪的——我们以为我们还是胡编乱造写着父爱母爱的应试作文的时候，“离别”这件事便无声无息地闯进生活里了。我们并不清楚那个无处遁形的、操纵命运的刀笔吏在何时笔锋一转，世界就换了一副面孔。当我们好不容易跳脱出我们身边的故事，而面对肉身告解时，我们惊奇地打量着盛放灵魂的容器——自我是如何一面表演，一面生长的？孙莳麦用笔捕获了这个自我对话、自我审视的过程。《对岸》，正是要在两个交叠的故事中，把这件事情述说清楚。

从某种程度上，“我”和“母亲”是在两部剧中扮演着同样角色的演员：父亲癌症离世，母亲追忆逝去的爱人，对女儿的关心总是冒失地变成导火索；“我”承受着父亲离开的隐痛，追寻那位代替父亲陪伴一生的爱人，似乎得到却又索然失去。而“我”与母亲的争吵、安慰与叹息，总是围绕着这两个男人——一个已经离开的男人，一个尚未确认的男人。这是世间女人拿到的相似的剧本，那个剧本就是“叫人爱她”。

可是她们并不能完全懂得彼此的角色——或许是因为她们互相了解得太透彻了。但是哪怕是一语成谶，她也要努力地摆脱“母亲”的阴影，似乎那是她成长的永恒动力，逃离那个最熟悉、最温润、最权威的母体空间。她被忽然消失的父亲安抚、被许诺要“保护她”的“他者”诱惑、被二十年来的学生生活启蒙，她注视着“自我”的野蛮生长，正如她最后选择驱车离开独守空房的母亲所暗喻的，她怀着孤独与恐惧离开那个“前俄狄浦斯”的“母体空间”。可是她的锋芒要指向哪里呢？她不是俄狄浦斯，她无法发起弑父的战争，她看着站在对岸的母亲，却与母亲一起默默流泪。

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怀疑这个女孩已经参透了真相。那段令人惊艳而恐惧的文字是这样写的：

一切仿佛生来就是为他准备好的：那高高的天花板是让他一天天看的，那空白的号码牌将写上他的名字，那矮柜上的仪器将和他的身体相连，后来一台不够又多了几台。床头柜被一样样东西挤满，不过他也渐渐学会了怎样把它们拾掇整齐，在满满当当的柜台上再见缝插针地放一本书。那狭窄的过道刚好可以容纳一位护士和一台装有各种药品及针管的小推车。护士和小推车一天来无数次，他和护士都烦了。而其他的时候，过道里刚好可以摆一把椅子，那是为母亲准备的。

在充满了恐惧与死亡气息的狭小空间里，这份似乎自然而然就是“为每个人准备”的“位置”显出它看透一切的洞察眼光。每一个位置都等待着即将要将它填满的对象，那种宿命般的静默就是这样从每一处狭小的空间中溢出来。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那些挤满着未知、挤满着不确定的容器拾掇整齐。正如顾城的那首《一人》中写到的，“一个人不能避免他的命运/他是清楚的”。

我们就是这样被推着走的，《对岸》中的“我”也是清楚的。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就和父母走了岔路：或许是我们踏上离家的火车，或许某个不经意的时刻。“自我”就这样从我们身体里野蛮地生长起来，我们势必要与那个“母体”决裂。面对玩笑般的恋爱，面对亲人离世，面对代沟，原来我们就在身体力行地探索那些关键词——女性，意识，成长，身份……在生命的某个时段，我们跳出自己的肉身观察着自我：我们也会模模糊糊地看到，我们就站在世界的对岸。

王禄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