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振中：《书法》一书中的感性与理性 | 活动&直播预告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活动&直播预告-

飞行器：直觉与精密的思考

——《书法》一书中的直觉与理性

嘉宾：邱振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开放式活动，无需预约。

本活动可现场参加，也可在线收看。

时间：3月30日（周二）19：00

地点：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二层活动区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直播地址：Bilibili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直播间（UID：22439280）

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融合人类各种认知的、以感觉和直觉为主导的活动。中国书法尤其如此。中国人在日常书写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以及对书写的各种论述。但传统的认识方式，以感觉的陈述为主导，书写者的经验无法被外人准确地解读。对现代人而言，传统书论缺乏对认识不断推进的分析的、逻辑的结构，加之现代人的书写方式和工具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书法的这些宝贵经验很难为后人所利用。

《书法》一书就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兼顾理性与直觉，将书法的内部特质和何以如此呈现在读者眼前。直觉是感受、观察，是认识的基础；理性则是分析、拆解，目的是进入作品，并为感觉和认识的不断推进打下一个思想和表达的基础。

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汉字的书写一开始就具有这些特点吗？如果不是这样，它是如何发展而来的？作品中的文词到底起着什么作用？前人所认定的这些内涵可靠吗？感受书法需要什么条件？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书法家？什么是书法才能，如何才能获取它，如何判断？作为修养的书法与作为艺术的书法区别在哪里，能否重新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工具、材料在形成书法的特殊性质时起到什么作用？书法与当代艺术、当代文化有什么联系？

【嘉宾简介】

邱振中，1947 年生于南昌。当代艺术家、书法家、诗人、艺术理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与绘画比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馆展览审查委员会委员，潘天寿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水墨顾问，日本文部省外国人教师、国立奈良教育大学客座教授。于北京、日内瓦、奈良、香港等地多次举办个人作品展览，参加国内外多种重要展览。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教育奖、艺术奖。获第十届“上海文学奖”诗歌奖、韩国全北世界书艺双年展金奖。著有《书法的形态与阐释》《神居何所》《书法》《中国书法：167 个练习》和诗集《状态－Ⅳ》《这个世界最后的雪》等。

日常书写

文 | 邱振中

我们讨论了中国书法产生的汉字结构、书写工具、语言观念、感觉—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讨论：人们通过什么途径，把意识和潜意识中如此复杂的内容变成作品的意蕴，从而使书法成为一种与精神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文化现象？

答案很简单：日常书写。

日常书写指的是日常生活中为各种事务的需要而进行的书写，与此相对的是以书写本身为目标的书写，例如为写好字而进行的书写练习、为创作书法作品而进行的训练和书写等。

日常书写中，通常在文词之外人们不会有意识地去控制文字书写的外观。由于书写中各种微小差异的存在，这些书写的字迹永远不会重复——不仅与他人的书写不重复，一个人每次的书写也绝不重复。这样，一个民族众多个体的日常书写，便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累积起一个数量无限的文字书写的图形库。

如前节所说，人们一旦注意到文字书写的外观与我们书写时的精神状态、精神生活有可能产生某种联系，日常书写无穷无尽的形态变化便为内心生活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寄托。人的内心生活是极端复杂的，也是一种永远不重复、永远存在细微差异的活动，它根本无法寄存、依附在一种简单的现象或形式上，而书法的日常书写提供了变化无穷的图形，两者之间在复杂程度上恰好存在一种相关性。真正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由于对语言的不满而产生的表达的欲望。这一切汇合在一起，就有了中国书法朝向精神生活深处的发展。

在中国书法发展的过程中，形式的精微、形态的无穷变化与表达复杂内心生活的可能性是互为依存的。

表现复杂精神生活的欲望，使人们始终关注作品形式的细微变化，长期的关注使人们的敏感性得到极好的锻炼。这些都会反映在人们的书写中，也就是说，对技术的调整、发展产生影响。作品、书写技巧、感受的敏锐，成为互相关联的事物，而这一切，都统合在日常书写中，在日常书写中获得推进。

古代中国，随着对书写的审美意识的不断提高，日常书写中不可避免也会掺入创作意识，也就是说，虽然是为日常事务而书写，但其中越来越经常、越来越明显地掺入美化书写的意识。这一过程早在汉代便已经开始，东汉赵壹《非草书》中便说到，人们为了练好那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草书，竟然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可见人们对书法的审美价值很早便有迫切的追求。但是仔细考察早期书法史，直至东晋，留存和记载的书法作品，几乎全都是实用性文字：书信、碑铭、文书等。只是在《法书要录·二王书录》中记载，有王羲之两卷“扇书”，估计是扇面上留存的书迹，可以算作独立的书法作品。但是，即使这两卷“扇书”全部是真迹，它在所记录的王书中所占比例也不及百分之一。可以断言，在中国书法的形成阶段，日常书写占据主导的地位。此后，随着创作意识的不断提升，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前期书法史所确立的以日常书写为基础的原则，始终深藏在所有后来者的心底。

强调日常书写，给中国书法带来了一些特殊的性质。

日常书写是一种随意的书写，它避开了走向装饰性的道路。世界上各民族文字的书写，都会随同发展出一种审美意识，在这种审美意识的影响下，产生对书写加以美化的要求，于是逐渐形成一种装饰性的书写风格，并由此发展出一种具有浓厚装饰趣味和图绘性质的书法艺术。这种书法从它形成装饰风格开始，便与日常书写拉开了距离；它成熟以后，与日常书写几乎不再保持任何联系。我们通常把这类书法称作“美术字”。汉字书法史上也出现过对装饰性的追求，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便有种种迹象，但人们始终没有离开日常书写来发展自己的审美意识，因此对装饰性的追求一直是文字书写中的一条支流。在这条支流中，有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图案意味，如鸟书、虫书，如鄂君启节、中山王鼎铭文等，但它们从来不曾影响到中国书法的深层性质。

日常书写是所有使用汉字的人都参与的活动，与普通人关系密切。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创作，需要长期的技术上的准备，但书法艺术和日常书写的基础训练完全重合，每一位未来的书法家都与他的同伴一样，从小学习这个时代通行的方法、技巧和风格，包括从执笔姿势、范本选择到书写节奏等一应细节，作为创造未来伟大作品的第一步。这个简单的事实对中国书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这种艺术与每一时代的知识者——并通过知识者与整个社会——建立了异常亲密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完全是在潜意识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达到高度自觉的艺术，能与数量众多的社会成员保持潜意识中的密切联系，是一种罕见的例外。这完全是书法依赖于日常书写的结果。不论是未来的书法家，还是一般的知识者，早年共同的基础训练使他们始终保持一种默契，保持一种通过书法而彼此沟通的可能。

以日常书写作为中国书法安身立命的基础，使人们在书写中不可能强调对才能的要求——具有艺术才能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只是少数。要保持日常书写的地位，同时又使日常书写具有一定的价值，必须补充一个与此相适应的价值标准。

修养便是这样一个标准。“修养”一词在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含义，它指知识、理论、思想等方面的一定水平，又指对人格的培养、完善。强调修养，同时在书写中致力于建立修养与字迹的联系，促进了日常书写水平和格调的提升。它巩固了日常书写作为书法基础的地位。

字体的演变与笔法的演变

不同的书体有不同的外形，也有不同的笔法。一定的字体与笔法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新石器时期陶器上书写、刻画的符号很可能是汉字的源头，但这只是些朴素的“道道”，还谈不到“笔法”。从运动来说，画“道道”的物体——树枝或其他东西——所做的仅仅是“平动”。这时还没有发现使用毛笔的迹象。

商代甲骨与陶片上保留有书写的字迹，点画肯定，点画轮廓的变化很有规律。这时已经开始使用毛笔。这些笔画很可能不是用垂直提按的方法，而是用摆动的方法写出来的：手持毛笔，以笔杆的某一点为轴心，手腕一摆动，便可以画出这种线条。

这种“摆动”，当然包含笔毫的上下运动，但它同后来所运用的“提按”却有根本的区别。笔离开书写表面或往表面下压时，它靠的不是垂直方向的提按，而是笔杆绕着握笔点的转动。它与后来更复杂的笔法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

从战国中期的墨迹，如《侯马盟书》、《包山楚简》中可以看出这种笔法的发展：摆动的运用更为熟练，此外几乎所有笔画都带有程度不等的弧度，这是由于腕关节和笔杆轴点有一定距离，摆动时容易出现这种现象。甲骨文中弯折的笔画都分为两笔，但这里却连起来书写。

这种连续摆动，是以后复杂的转动笔法——绞转的雏形。

从西汉时期的简书中，可以看出运笔轨迹从简单弧形变为波浪形的过程，如《元康四年简》。这正是隶书形成并趋于成熟的过程。

波状笔画的出现，是“摆动”笔法发展的必然结果。毛笔沿弧形轨迹摆动，即带有旋转成分；当手腕朝某一方向旋转后，总有回复原位置的趋势，如果接着朝另一个方向回转，正符合手腕的生理构造，同时也只有这样，才便于接续下一点画的书写，于是运笔轨迹便由简单弧线逐渐变为两段方向相反而互相吻接的圆弧（，虚线表示笔锋在空中经过的路线）。摆动笔法的发展促成了隶书典型笔画的出现。

波状点画是隶书最重要的特征。书写这种波状点画时，笔毫锥体在平面上不停地滚动，这就是绞转的笔法。

典型的绞转笔法保留在当时的墨迹中。在汉代碑刻中，由于字体的扩大，也由于书写时严肃、庄重的心态，笔法其实与汉简有不小的区别，平直的笔画占了较大的比例，这使得连续不停的转笔受到破坏。

从三国至东晋，是楷书成型并替代隶书成为日常使用字体的时期。楷书对隶书的结构与笔法同时进行了简化。隶书中对毛笔连续的、不停顿的控制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操作。楷书把控制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笔画的端部和弯折处，这与楷书方折分明的结构上的简化是协调的。当笔法控制的重点转移到端部和折点后，毛笔的运动方式不能不发生改变：要突出这些端部与折点，留驻、提按是最方便的办法。

早期的楷书笔法中保留着隶书的影响；从南朝末期到初唐是个过渡时期，转笔与提按在楷书中共存；到中唐，以颜真卿为代表，以提按为核心笔法的楷书成为此后楷书笔法的典范。由于字体不再发展，楷书成为唯一基本字体的地位牢不可破，也由于唐代楷书的杰出成就，它遮蔽了以往笔法演变的历史。从那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楷书（特指唐代楷书）是一切毛笔书写的基础。宋代苏轼就说过：“书法备于正书（楷书），溢而为行草。”

唐代楷书笔法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极度强调端部与折点，提按因此处于前所未有的引人瞩目的地位；其二，丰富了点画端部及折点的用笔变化，使藏锋、留笔在楷书中获得了重要意义；其三，少数笔画中保留了使转遗意，如某些捺和撇。

唐代楷书是楷书发展史，也是整个书法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像是一道分水岭，在它之前，笔法以绞转为主流；在它之后，笔法以提按为主流。

手写体中，笔法与字体也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中。

东晋，由于楷书在形成的过程中，提按笔法尚未成型，当时的书写虽然有平直化的趋势，但还保留着一定的摆动和绞转的成分，在这一点上，日常使用的正体与手写体是一致的，例如王羲之的《初月帖》、《频有哀祸帖》、《丧乱帖》等作品中，都保留着较为丰富的绞转笔法。

唐代以后，楷书的笔法已经转变为以提按为主导，行书和草书的笔法受到决定性的影响。除了楷书，它首先影响到日常使用的行书。我们可以把行书分为唐代楷书笔法取得主导地位以前的楷前行书与取得主导地位以后的楷后行书。楷前行书以绞转和行进中不间断的控制为特征，而楷后行书以提按、留驻为主导笔法。王羲之的行书即为楷前行书的代表，而宋代至清代，一直到今天，楷后行书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实际应用的笔法与笔法观念的这种变化对草书的影响最大。草书所要求的连续性和流畅性使它与提按、留驻的笔法格格不入，但“从楷书中生长出行草”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草书的书写方式不能不发生改变。宋人行书已经是唐代楷书提按笔法影响下的产物，人们再把这种笔法运用在草书中。后人评论说，草书至黄庭坚“一变”，变就变在楷后行书笔法渗入草书。这成为后人书写草书的一种基本方法。

我们在这里所叙述的，是笔法发生、演变的线索。

笔法的本质，是控制笔毫锥体的运动。这种运动隐藏在点画内部，表现为点画形状的变化。笔法是决定点画（线条）质感和表现力的关键。前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笔法得到持续的关注，但前人留给我们的大多是经验的描述而缺少历史的分析。

今天，对笔法起源的考察和运动分析，使我们对笔法获得了新的认识。笔法在具体作品中的形态千变万化，但基本原理并不复杂，所有的笔法都可以逐步得到认识。

笔法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一直处于变化中。笔法发展有一条清晰的线索：从直线摆动到弧形摆动，从简单摆动到连续摆动，然后是绞转的成立，随后提按替代绞转成为日常书写的核心。

笔法变迁与字体演变息息相关，笔法的每一种基本运动，都对应一种字体，如平动与篆书、连续摆动与隶书（汉简）、提按与（唐代）楷书。字体变化的终结，与笔法基本运动形式的终结密切相关。

字体变化终结后，笔法演变史翻开新的一页：笔法离开了字体变化的制约，在审美的意义上开始获得自己独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