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全媒＋｜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如何判断三星堆和域外文明的联系？

三星堆和域外文明是否有联系？点击视频，听专家解读

近日，随着三星堆遗址的再度发掘和出土文物的接连“上新”，三星堆考古再次举世瞩目。6座新发现的“祭祀坑”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精美牙雕残件等重要文物500余件，在社会上掀起了新一波“考古热”“文保热”。

三星堆和域外文明是否有联系？这次“上新”，有哪些重要意义？可以帮助我们解开哪些“谜”？带着这些问题，思客连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进行解析。

三星堆“上新”了哪些特殊文物？

王巍：目前三星堆的发掘还在进行之中，其中3、4、5号坑已进入器物层层面，6、7、8号坑尚在挖掘填土。

这是本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中K5（5号坑）出土的金面具。新华社照片，成都，2021年3月20日

在出土的文物中，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黄金面具，虽然是一个残件，只有“半张脸”，但是这半张残件重量大约为286克，是三星堆遗址迄今发现最大的黄金面具。

还有一个是鸟型金箔片，也是首次出土，另外还有巨型青铜面具，但由于目前该青铜面具上方压有象牙，待把象牙提取出后，才能对整个面具进行提取，我觉得这些是最引人注目的发现。

这是本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出土的鸟型金饰片。新华社照片，成都，2021年3月20日

当然我们也期待出现之前没有发现的一些新器类，这会为研究古蜀文明的面貌和文化内涵，提供新的资料和证据。

三星堆的再次发掘，为什么间隔了34年？

王巍：大家有些误解，这期间为什么没有进展？这是因为1号坑、2号坑发现之后，马上就建了一个做展示和保护的平台，把另外几个坑压在下面了。实际上30多年间，学界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从未停止，尤其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四川省考古院一直对三星堆遗址展开工作，比如发现大型城址、高等级建筑等，虽然并没有之前那样有惊天动地的发现，但是这期间的考古研究对于三星堆的面貌、规模以及追溯年代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利用电脑现场查看新发现的象牙雕，并进行记录（3月10日摄）。

这次新一轮的考古调查，是在1号坑、2号坑的展示平台下面，挖探沟的考古队员碰到了３号坑的一个角，此后，考古队员先后在原来的展示平台下发现了6个“祭祀坑”。

“金仗”能否说明三星堆和域外文明有联系？

王巍：西亚文明中的金仗跟三星堆出土的金仗是完全不一样的，差别很大。虽然三星堆出土的金仗迄今在中国境内没有发现其他类似的，但早在中国中原夏商王朝时期，人们就开始用“钺”代表王权。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中，“王”字就画成“戉”形，最早的“王”字就是由“戉”演变而来的，也就是说，在夏商周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懂得用某种物品表示权力。另外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有鱼、鸟等图案，因此它极可能表现的是古蜀王中的“鱼凫王”，金杖的持有者也应该是他。

那么它是不是和域外其他文明有联系？这个还有待研究，我们也不排除它和域外文明有关联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大量的青铜器、玉器、仪仗用具等，和中原夏商王朝都有联系。其他出土的青铜人像、金仗等，究竟是自己发明的，还是和域外其他文明相关？这还有待证明。考古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我们要证明跟某一个文化有联系，一定要找到它们之间确实存在发生联系的证据，不能单看一件遗物，还有看其他遗物怎么样，它们之间有哪些关联之处，生产年代是不是大致相同，这些都要去看，才能够科学分析。

三星堆文明如何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王巍：从“多元性”来看，三星堆的出土文物有鲜明的自身特点，比如此次3号坑出土的顶尊铜人像，1986年挖掘出土的青铜神树、纵目青铜面具等。此外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也比较多地使用了黄金，比如此次5号坑出土的半张286克的黄金面具、1986年挖掘出土的金权杖等，这些都是“多元”的体现。

而三星堆出土文物中“一体”的部分也很明确，比如最为贵重的铜尊和铜耒，以及此次三星堆新出土的头顶铜尊的青铜人神像，它头上顶的“尊”恰恰是中原夏商王朝的礼器；还有一些玉琮玉璧，大型的牙璋等仪仗用具，这些都体现出中原夏商王朝礼器的元素和特点。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神树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天有十日，建木以及后羿射日恰相吻合，说明当时在蜀地也流行这个神话，这也是“一体”的证据。

我认为，中原夏商王朝的青铜礼器、仪仗用具乃至冶金术，都可能对三星堆文明产生了影响，但三星堆文明也有自己的特色，陶器、神像、面具、黄金等都体现了三星堆文明自身的特色。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策划：刘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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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马宇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