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信札书法之美

如今提及书法作品，会使人自然而然联想到悬挂于墙壁之上的横匾、立轴、楹联，抑或是密布书法展厅的条屏，而在1000多年前的魏晋，那个曾是书法艺术高峰的年代，书法大多并不以展品的形式公开示人，而是寓于一纸薄薄的信笺之中。

当前传世的魏晋名帖，如陆机《平复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等，都是当时书法家与亲人好友日常往来的信札。大概当时谁也不曾料到，这些寥寥数行文字的私人信笺，日后会成为璀璨千年的艺术瑰宝。

魏晋信札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后世所有风格的书法家，不管是帖学还是碑派、古典还是浪漫、唯美还是伦理，都能从中汲取所需的养分，找到可以继承和发扬的美学价值。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魏晋信札书法为什么有如此的魅力？历史上很多书法理论家都试图解读其中的缘由。一种观点认为书法具有崇古和传承的内在习惯，所以年代越久远越受推崇。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这部书法作品中引用了魏晋时期书评家的话：“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这些书评家认为：“四贤”（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是古今最杰出的书法家，然而当代不如古代，因为当代书法趋于妍媚，而古代书法保持质朴。孙过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驳斥，他认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古与今是一个相对概念，“古”是过去的“今”，“今”又是未来的“古”，岂能以古今来划分质妍？就像酒有浓有淡，书法也应有质有妍，有传承有变革，这才符合万物的规律。用孙过庭的原话来概括，就是“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

还有一种观点是从中和之美的角度来阐释这种现象，明人项穆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书法雅言》中说，王羲之书法“穷变化，集大成”，成功地把严肃与飘逸、对立与和谐、情感与理智、法度与自然、遒劲与流美、质朴与巧妙等相对应的元素完美地统一起来，浑然一体，中和了各种美的风格。项穆评论的书法观点同样也受到后世的一些批驳，质疑他把艺术与学问等同起来，认为内容越丰富、元素越多样，书法成就越高，所以他把王羲之比之孔子，将其尊为书法道统的集大成者。这种观点忽略了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也是艺术追求的重要价值。

关于魏晋信札书法的美学讨论，观点多样，非常丰富。而实际上，魏晋书法家们当年在铺纸研墨、运笔挥毫的时候，想到的也许并不都是书法之美，而还有与知己的交流之情。信札在魏晋士人眼里，不只用来信息传递，更具有情感交流的功能。从王羲之留存后世的摹本书帖可以看出，大多数内容都是问候叮嘱、寄托哀思、表露心情等日常叨念。如《快雪时晴帖》写道：“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这28个字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字面上告诉对方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向对方传递思念之情。可以说，在这个帖上最能突出表达作者当时心意的，是印记着书写过程的文字本身。

王献之《中秋帖》

现下人们可以借助图片、声音、视频等载体远程交流，而古人除了文字外，没有太多可选择的交流途径，客观上限制了情感的表达。而将所有的情感都倾注于笔端，这一点魏晋书法家们当是做到了极致，就像王羲之的《频有哀祸帖》写到“奈何奈何”时候，突然运笔急促，一气呵成，一笔而就，哀痛之情跃然于纸。这样的书写形式，淋漓尽致地抒发了王羲之写信时“频有哀祸，悲摧切割”的刻骨哀伤。这种情感的交流在现代人看来，似乎含蓄而蕴藉，然而对于风流自赏、任情随性的魏晋士人而言，却是他们生活中与亲人朋友交往的常态。

魏晋士人择友的标准很高，朋友就是知音，在理想、志趣、审美等方面气息相通、趣味相投。知音之交，贵在言简意浓，妙在心领神会，直白的表达方式显得平庸俗套，理玄识奥的只言片语，甚至洒脱的率性而为，则能创造出无限意境，显得韵味无穷。《世说新语·任诞》记载这样一个故事：王子猷（王羲之之子王徽之）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雪夜访戴的故事虽然重在刻画王徽之随“兴”而为的性情本色，却也真实反映了魏晋士人清淡而又纯深的交友文化。

当信札书法“遇上”知音文化，便实现了写信者与收信者审美的高度契合。一方面，写信者把收信对象的欣赏作为其创作的全部意义，就像贾岛诗中所言：“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另一方面，写信者也把收信对象看作外化的自己，就像俞伯牙和钟子期那样，高山流水、以心相会。因此，魏晋士人在写信札时，既实现了自由的创作，又自信作品能被外界所认可，这种自由与自信的交汇，内在和外在的统一，形成了艺术创作的臻于至善。这或许就是魏晋信札书法得以登上书法艺术巅峰的真正原因吧。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陈振熙），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